酒杯磕在桌板上,一声闷响。
公公那只手比杯壁还糙,虎口的茧黄得像老树皮。他没看我,眼睛盯着酒瓶上那圈红标签——我丈夫生前没舍得开的一瓶高粱酒,在柜顶上搁了两年,落了层灰。
“喝了它。”他说。
我二十五岁,守寡八个月。这句话我从没对人讲全过,讲出来像在报菜名,轻飘飘的,可每个字都硌牙。
丈夫是去年腊月走的。工地上的塔吊,三秒钟,一个大活人就变成了相框里的黑白照。我留在这个家没走,说出来不好听——不是贤惠,是我没地方去。娘家妈第一通电话问的是抚恤金多少钱,第二通电话就换了个话头:隔壁镇有个离过婚的男人,带着个儿子,“条件不错,你一个拖油瓶都算不上,正合适”。
我挂了电话,在院子里站到天黑。
村里人的嘴比我想的灵。一个女人跟公公住一个院,八个月,他们能编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我去买菜,卖菜的老太太多看我一眼;我去倒垃圾,隔壁婶子笑得意味深长。我不在乎。说到底,坟都上了,还有什么名节能比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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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公公在乎。
那晚他少见地开了口。先闷了半碗,才说:“你走了吧。”
我没动。他又倒一碗,推到我面前:“喝了它,算我求你。”
我自己给自己满上。烧刀子下去,喉咙里像划了道口子。我问他,是不是外头有人嚼舌头。他不答,只是把袖子往上撸,露出小臂上一块淤青,不是谁打的,是他自己搬柴火砸的。这老头儿夜夜睡不着,黑灯瞎火地跟自己较劲。
“我一个孤老头子,”他的声音低下去,“你留在这儿,我死了都闭不上眼。”
我没接话,又喝了一碗。酒劲上来,人就开始不由自主地飘。他絮絮叨叨说起儿子小时候,偷了他两块钱,大冬天跑十里地去镇上,给他买了包烟。烟是皱的,人冻得鼻涕拉糊,还嘴硬说是路上捡的便宜。
我笑,他也笑,笑着笑着,他眼眶红了,说出一句让我后半辈子都拧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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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儿子走之前,在重症室里扒着他的手,交代的不是“爸,照顾好她”。是——“别让她等我,可你也别让她走得太快。”
我醉过去的。人有时候盼着断片,就是不敢醒着面对。
醒来是早上六点,屋里全是粥味。我趿拉着鞋走出堂屋,看见公公蹲在灶前添柴,背弓得像一张拉满了却没力气的弓。听见动静,他头也不回:“粥好了。你收拾东西吧,我托人在城里给你找了保洁的活,包吃住。”
顿了顿,又补一句:“抚恤金一分没动,卡在抽屉里。你往后的路,自己拿主意,别再问我。”
我去开抽屉。银行卡底下压着一张纸条,字歪歪扭扭,一看就是求村小老师代笔的,就八个字:
“钱是你的。路也是你的。”
我站在那儿,忽然就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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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高兴的笑,是胸口那块石头落地时砸出来的响。我笑这个老头儿,八个月来天天给我留门,饭桌上鸡腿永远往我碗里搛,临了临了,却用最笨的法子往外推我,还得先把自己灌趴下,才有胆量开这个口。
我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这世上疼过我的男人有两个。一个死了,一个正用赶我走的方式疼我。你说怪不怪,被人当成包袱往外甩的时候,我居然尝出了甜味。
但我也没答应。
我把那碗粥端起来,喝了一大口,烫得舌头发麻,然后说了句连我自己都意外的话:“粥喝了再说。人又不是碗,摔了就没了。”
公公愣住,扭过头去,我看见他袖子在脸上抹了一把。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
后来的事谁也说不准。也许下个月我真的会走,也许我会留到他自己先撑不住。这种事没有对错,只有一个没了丈夫的女人和一个没了儿子的老头,在互相成全和互相拖累之间来回拉锯。我想走,是想活得像个人;我想留,是怕一走,连这个院子里最后一点他的气味,也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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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讲,我不知道留下是对是 错。
我只知道那晚的酒是真的烈,那碗粥是真的烫。而人心这个东西,比想象中软,也比想象中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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