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最豪爽的一首诗：与刘禹锡当场抢着付酒钱，比阔不比才情，最后一句真是太有爱

白居易那封“请客信”一出手，就把人看笑了：堂堂诗王，拉着诗豪刘禹锡，非要抢着付酒钱。

很多人第一次读《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只当是一首老年人的温情小酌诗。其实，这短短四十字里，掺进了两个人半辈子的沉浮、争胜、不服输，还有那种历尽沧桑之后才酿出来的深情。这是他们晚年的一场酒局，也是两位唐代最有趣“老头”的一次告白。

故事要从他们快七十岁的一天说起。

那年，白居易六十七，刘禹锡也是六十七。按唐人的算法，已经直逼“古稀”。两个人此时都不再身居高位，一个在洛阳闲居，一个在长安、洛阳一带往来，多的是清谈诗酒，少的是权场争斗。白居易突然写了一首诗，题目很长：

《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

题目一亮，“梦得”就是刘禹锡的号，“沽酒闲饮”说得明明白白——我请你出来喝酒，“且约后期”还要先把下次的酒局给订了。

整首诗是这样的：

少时犹不忧生计，
老后谁能惜酒钱？
共把十千沽一斗，
相看七十欠三年。
闲征雅令穷经史，
醉听清吟胜管弦。
更待菊黄家酝熟，
共君一醉一陶然。

开门见山，一句“少时犹不忧生计”，就把话题从眼前的酒杯拉回几十年前。可是，真不忧吗？若真要沿着历史往回拨，这俩人年轻时过得一点也不轻松。

先说刘禹锡。

这个人出场很早。二十出头就考中进士，二十三岁授太子校书，官虽不算极高，却已经踏进核心门庭；后来又一路升迁，做过监察御史、屯田员外郎，参与永贞革新，是王叔文集团里最锋利的一支笔。

永贞元年（805），顺宗即位，王叔文、王伾等人借机要整顿积弊，刘禹锡是重要参与者之一。短短几个月，朝堂上风云翻滚，他们一度风头极健。但很快，换了皇帝，风向彻底反转。顺宗退位，宪宗继位，革新集团被定性为“乱政”，成员纷纷贬斥。

刘禹锡第一次被贬，是到朗州（今湖南常德），从京城核心圈跌到湘江边城，级别从朝中清流直接打落地方小官。后来历经几次起落——由朗州召回，再贬连州、夔州等地，前后流放偏远之地二十多年。其间不乏山川之美，也有读书写诗的闲适，但日常生活的艰难、政治前途的黯淡，都是实打实的。

八九年后，他在《陋室铭》里写“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种安贫乐道是苦笑后一种自我调适；再往后，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里那两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更像是从泥里爬出来的人，对世事更迭的一声叹息。说他“少时不忧生计”，从史料上看，是不真不忧，而是现在回头看，那些忧心都变轻了。

白居易则是另一种经历。

他也是年轻成名，贞元十六年（800）考中进士，后来做过左拾遗、补阙等官职，是谏官队伍里很能说话的一个。白居易的诗，名声大得吓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直接拿诗指责时政，写了《秦中吟》《新乐府》，把穷人、兵役、赋税这些问题都摆上纸面，在民间大为流传。他自己也自称“野狐禅”，言语辛辣，谁的痛处就戳谁。

结果可想而知，被权贵记恨，遭到罢官、外放。从长安到江州，再到忠州、杭州、苏州，每一次变动，表面上是“迁官”，实质上是远离权力中心。这些地方倒也不算苦寒之地，尤其杭州、苏州，风景好、物产丰，但对一个曾在朝堂正中发言的人来说，一次次被“请”出去，心里什么滋味，外人不会不明白。

所以，当他在老年提笔写出“少时犹不忧生计”时，严格讲并非事实陈述，而是一种回望：年轻时那点“功名、得失、钱粮”，在七十眼里，全变成了淡影，就像桌上一盘旧菜，已经吃过，也不再起胃口。

紧接着一句“老后谁能惜酒钱”，从前的忧、现在的看开，一下子拉到眼前的酒桌。你看，这就是白居易的妙处：一笔写远，一笔写近，转折看似随口而出，却把情绪推进得非常自然——官场起落都过去了，现在还能坐在一起喝酒，这点钱还值得心疼吗？

但实际上，他说的并不是家底殷实，而是那种“时日无多”的珍惜。“谁能惜酒钱”背后，是“谁知道还能喝几次”，所以要痛快。

接下来的“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又把画面缩成一个小小的场景：

假设那天，在洛阳城的一家酒肆，白居易和刘禹锡坐在木桌两边，桌上一个黑釉酒壶，两只略缺口的青瓷杯。酒保站在旁边收钱。十千钱，买一斗酒，这在唐代并不算太便宜。两人你推我我推你，非要抢着掏那十千钱——这就是“共把十千沽一斗”的具体画面。

而真正动人的是后半句：“相看七十欠三年”。

用的是唐人记岁的方式，他们虚岁六十七，离“七十”只差三年。两个人对望一眼，心里都有数：一起走过了多少年？年轻时在长安同朝为官，一起写诗、酬唱，一起被排挤，后来一个外放江州，一个贬居朗州，再回京城又各有沉浮。如今这桌酒之间，两个人都已经是风烛残年，再过三年，就是七十——生命的“算数题”突然就被这句轻描淡写点出。

这一句的滋味，只有他们自己最明白。不是感叹“我们老了”，而是在提醒彼此：还剩几年的时间可以这样坐着相看。

酒喝上头了，人就容易翻旧账。可他们翻的不是痛苦，是趣味：“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

雅令是什么？就是酒桌上的雅致游戏。唐人喝酒，往往不只是干喝，会出题、行令、猜物、对句，有的用《诗经》《楚辞》里的典故，有的点历史掌故，让对方接着说、接着赋诗。白居易说他们“闲征雅令穷经史”，意思是：喝酒喝到兴起，玩起这些文字游戏，一条条把经史翻出来用，谁典故多，谁反应快，这酒桌就更热闹。

这就是两个人最舒服的状态——不谈官职、不谈得失，只在诗文里觅乐趣。刘禹锡本就文思敏捷，白居易又是写诗如行云流水，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一边喝，一边“雅令”，中间夹杂两三句辛辣时评，不自觉就醉了。

“醉听清吟胜管弦”把这场景再提了一个味道。唐代的管弦乐、歌妓演唱，在贵族宴会中是标配，讲究的是声色艳丽、声腔婉转。白居易却说：我宁可喝醉之后听你念诗，也不要那些管弦乐。

这句话说的是趣味，也说的是情谊。官场宴席上，管弦千篇一律，歌妓来去匆匆；而两位老友在酒桌上互相念诗，那是生活经验、思想锋刃、个人气味的交织。说“胜管弦”，是发自内心地觉得：这才是入骨的音乐。

最后两句，可以说是全诗最温柔的一处：

“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菊黄”，指的是秋菊盛开的时候。唐人喝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令，就是重阳。重阳登高，配菊花酒，是古代知识分子非常喜欢的一个仪式感。白居易说：再等等，等我家里那缸酒彻底酿好，等院子里菊花开到正盛时，我再请你来喝。

家酝，是自家酿的酒，可能是他在洛阳闲居时亲自弄的，也可能是家里仆人按他的吩咐做的。总之，不是市井酒肆里那种露水货，而是带着“生活味儿”的东西。请刘禹锡喝这个酒，就像现在有人说：“等我自己做的菜出锅，咱们再聚一次。”那种亲近感，一下就显出来了。

至于“共君一醉一陶然”，更是点睛之笔。“陶然”，出自“陶然自乐”，有一种忘忧、恬适、自然之悦。不是豪饮狂欢，而是恰到好处的微醺，是那种喝到心里松了、脸上笑了、过去的恩怨都模糊了的状态。

几十年翻滚下来的功名、得失、分合，都在这“一醉一陶然”里化开了。白居易这句其实是在说：我们这一生能走到今天，还能这样喝一场又一场，这已经是命运给的最大赏赐了。

但要理解这场酒局的分量，还得倒回去，看他们中年时那一次更“轰动”的对酌。

当年四十出头的时候，白居易和刘禹锡就在扬州有过一次著名的酒宴。那次场面大得多，席间往来的人不少，谈笑中夹着失意才子的落寞。彼时刘禹锡刚刚从朗州被召回，任连州刺史，途经扬州，白居易在扬州做官，两人久别重逢，情绪之复杂，不是一杯酒能说得清。

那次相聚，白居易先写了一首诗，《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
“人间何处问前程？”

这诗里有安慰、有自嘲，也有对制度的无奈。

刘禹锡不甘示弱，回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那首诗里最著名的，就是：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这两句后来几乎成了刘禹锡的代名词。很多人都说，那次“诗战”，刘禹锡以这两句胜出，白居易也心悦诚服。那时他们都在“中年失意”的路口，一个一路被贬，一个也不再是春风得意，两人的愁绪通过诗对诗，互相递过去。

如果说那次扬州之会，是两位中年失意者在苦笑中寻找鼓励，那么老年这次“沽酒闲饮”，则是两位老者确认彼此：你我到现在都还在，真好。

年少时，他们彼此欣赏，却也彼此较劲。

白居易是公认的“诗王”，量大、题材广、影响深。他的诗很多是“人民文学”，写穷人、写琵琶女、写被弃的歌妓、写普通人的悲欢。刘禹锡则更偏“诗豪”，短句犀利，风格豪爽，尤其是政治诗和咏史诗里，那种硬骨头的劲儿特别足。

他们的交往史，从诗里就能看出来。白居易写“问刘十九”，那首诗大家都熟：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刘禹锡回诗时，也不装温吞。两人几十年里你写一首，我回一首，互相当对方的“靶子”和“靶心”。白居易心里其实明白，自己诗写得最多，名声最大，但论到句子的锋利、格调的高古，还有那股不服输的精神，刘禹锡总有几处让人侧目。

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斗”了一辈子——在诗上斗，在文风上斗，在名声上斗。白居易不太服气世人称刘禹锡“文风更隽永豪放”；刘禹锡也绝不会轻易承认自己在诗上输给白居易。可是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彼此生命里不可替代的一位同路人。

于是你看，《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这首诗，就成了一个非常妙的落点：斗到最后，留下的是一起喝酒，一起老去。

整件事拖在时间轴上看，就更清楚了。

先是年轻时在长安初识。那时他们都是新科进士，要么在翰林，要么在尚书省的小官位置上，每天在官署里见面，晚上一起饮酒。在那个京城，诗歌是通行货币，也是名片，两人交手多次，彼此认可。

中年时，一个因革新被贬，一个因直言失宠，二人在不同地方栖身，却一直书信往来，诗歌互相唱和。扬州那场酒局，是一次集中爆发——苦闷、失落、高傲，全都借诗唱出来。

到了晚年，他们都从权力漩涡里站到了岸边，心思不再纠结于升降。白居易在洛阳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种花、喝酒、写诗，时不时请老友来聚。刘禹锡历经几次贬谪，被召回后也逐渐卸去重担，归于闲适。

在那样一个时间点上，他们坐在一起，白居易写下这首诗，对过去轻轻一笑，对未来轻轻一约，这就让这首看似简单的请酒诗，变得异常厚重。

这场酒局带来的余波，其实一直延伸到今天。

很多读者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诗人也是人”，就是通过类似这样的诗。我们习惯把白居易、刘禹锡放进课本里，当成“唐代诗人”，放在年代、风格、流派的框里。而这首《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突然把他们从课本里拉出来——原来他们也会抢着付酒钱、也会翻旧账、也会算岁数、也会预定下一次聚会。

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给人一种非常现实的启示：所谓成败、荣辱，在一个人的一生里，不过是一阵阵风；挺到最后陪你喝酒的人，才是你真正的“功名”。

你看刘禹锡，被贬了二十多年，日子不好过，但他坚持写，句子越写越硬朗；白居易被放逐江州、忠州，一度远离权力核心，他没有选择沉默，反而写出大量关注民生的作品。两人各自走过艰难路之后，还能在老年时坐下来，对望一眼说：“老后谁能惜酒钱”，这就是一种活法——承认命运的高低起伏，但不让它毁掉自己的趣味和友情。

而那句“共君一醉一陶然”，之所以被后人一遍遍引用，就是因为它把这种活法精炼成了八个字：少一点计较，多一点相伴；少一点苦涩，多一点陶然。

从历史角度看，这首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唐代士大夫群体的新视角。过去我们谈他们，要么讲“诗歌革命”，要么讲“永贞革新”，要么分析他们与权力的关系。而在这场酒局里，我们看见的是他们如何在跌宕人生之后自我安顿：不逃避过去，但也不被过去锁死，慢慢把心里最重的东西，换成一位老友、一壶家酝、一个可以一醉方休的夜晚。

有时候我们翻看古人的诗文，总容易把它们当成离今天很远的东西。可是白居易和刘禹锡这一场酒局，说的其实就是今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面对的问题——你年轻时忙着追什么？到了年纪大了，还能留下谁和你坐在一桌，慢慢喝、慢慢聊？

白居易用八句诗，给出了一种答案：不管中间有多少沉舟、病树，最后有一个人能和你共一醉一陶然，这一生就没有白走。

所以，当我们再次读到那句“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别只当是他在炫耀自己不差钱。那更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头，在笑着跟老朋友说：

——以前那些算计啊、得失啊，都过去了；现在剩下的这点时间，就拿来喝酒、说话、写诗吧。酒钱，我来出。你来作陪。菊花黄的时候，咱们再聚一次。

两位唐代最有趣的“老头”，就这样用一首小诗，把半辈子故事压成了一壶酒。喝完了，嘴里是微苦，心里却是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