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降的市长居然是我前妻，她来我单位检查时，我装作第一次见面

市政府大楼的中央空调打得太足，走廊里的冷气激得人后脖颈发凉。

我站在规划局三楼会议室的门口，手里攥着那份改了七遍的汇报材料，封皮上的订书钉硌着虎口。

秘书小周从旁边凑过来，低声说新来的市长马上到，让各科室负责人在走廊列队。

我把材料卷成筒状塞进裤兜，指关节泛白。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我第一眼看见的是她脚上那双黑色方口皮鞋，鞋跟敲在水磨石地面上，节奏和三年前一模一样。

她穿着深灰色西装套裙，头发比离婚时短了两寸，耳垂上光秃秃的，没戴那对我送的白金耳钉。

她身后跟着秘书长、副秘书长、还有电视台的摄像，阵仗大得整层楼都屏住了呼吸。

我站在人群第三排的位置，微微低着头，目光落在她西装第二颗扣子上。

她走过去的时候带起一阵风，是某款国产护手霜的味道，便宜，二十几块钱一支，她一直没换过。

她在会议室门口停住脚步，秘书长赶紧上前推开门，她侧身进去时目光扫过队列，在我脸上停了不到半秒。

我确定她认出我了。

她右手的无名指微微蜷了一下，那是她紧张时的习惯，当年在民政局签离婚协议时，她也是这样蜷着手指，把签字笔捏得发白。

汇报会开了两个钟头。

我坐在靠墙的折叠椅上，听她逐条质问各科室的年度预算，问话方式还是老样子，先让你自己说，再从你的话里挑漏洞。

规划科老赵汇报老旧小区改造进度，说已完成百分之七十五，她当场打断，问那百分之二十五卡在哪个环节，老赵支支吾吾说有几户不同意拆防盗网。

她放下手里的笔，笔帽磕在桌面上发出清脆一声。

“哪几户，具体门牌号，户主姓名，不同意的理由，有没有入户做过工作，做了几次，记录在哪里。 ”她一连串问出来，老赵额头开始冒汗。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她侧脸的线条，想起很多年前她在家背法条的样子，也是这么较真，连炒菜时都要把盐量精确到克。

会议结束前十分钟，她突然把目光转向我。

整个会议室的人都顺着她的视线看过来，我后脊梁一紧，面上没什么表情。

她翻了两页材料，问：“规划局今年上报的背街小巷微改造项目，为什么只列了十二个点位，年初市里下的是二十个。 ”
我站起来，嗓子有点紧，说剩下的八个点位涉及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审批流程复杂，正在协调。

她盯着我看了三秒，那三秒里我闻到了自己手心渗出的汗味，混着桌上一次性纸杯里凉透的茶水气息。

然后她移开目光，说了句“协调要有时间表”，便合上文件夹宣布散会。

众人松一口气，椅子腿刮着地面响成一片。

我转身准备混在人流里出去，刚走到门口，身后传来她的声音，不高不低，恰好能让还没走出门的七八个人全听见。

“张局长。 ”
我站住。

“明早八点半，准时到我秘书那儿去一趟。 ”
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我慢慢转过身，她站在会议桌尽头，双手交叠在身前，脸上没什么表情，像在交代一件最平常不过的工作。

旁边几个科长面面相觑，办公室主任老刘的眼神在我和她之间来回跳了两下。

我说知道了，声音稳得连自己都意外。

她点了一下头，转身从另一侧门走了，皮鞋声一下一下敲在走廊深处。

小周跟在我后面回办公室，路上憋不住问，张局，市长找你什么事。

我说不知道。

他说那你明天穿正式点。

我没接话，推开办公室的门，反手关上，站在窗边看着楼下大院。

她坐进那辆黑色公务车后座，车门关上的声音隔了三层楼传上来，闷闷的。

车子驶出大院时尾灯亮了一下，拐弯消失在梧桐树后面。

我把手伸进裤兜，那份汇报材料已经被攥得皱巴巴的，订书钉不知什么时候崩开了，纸页散成几片。

三年前离婚那天也是这么个阴天。

她收拾完最后一箱书，站在玄关换了鞋，说张远，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什么都闷着，房子归你，存款对半，我净身出户，你连一句留我的话都没有。

我说你要去省城发展，我拦你干什么。

她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然后拉开门走了，楼道里行李箱轮子滚过水泥地的声音响了好久。

后来我听说她调去了省发改委，再后来听说她嫁了个做工程的老板，又离了。

这些事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正在工地上盯道路硬化，沥青味呛得人睁不开眼，也就没往心里去。

第二天早上我七点四十就到了单位，换了件深蓝夹克，把昨天那份材料重新打印装订好。

八点二十五，我走到市政府大楼二楼，市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打印机的响动。

她秘书小陈看见我，站起来说张局长稍等，市长在接个电话。

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椅子是硬塑料的，坐上去冰凉。

墙上挂钟的秒针一格一格跳，跳到八点半的时候，门开了。

她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张纸在看，桌上摆着一杯豆浆和半根油条，塑料袋上印着楼下早餐铺的红色字样。

她没抬头，用笔尖点了点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把那沓材料放在桌角。

沉默了两分钟。

她把豆浆推到一边，拿起我那份材料翻了翻，然后放到桌上，手指按着封面。

“背街小巷那八个点位，”她开口，声音比昨天开会时低了些，“审批卡在哪个部门。 ”
我说文保处，有三个点位在历史建筑建设控制地带内，需要省文物局出意见，来回得两个月。

她问有没有别的办法。

我说可以调整点位，把其中五个挪到非保护范围，剩下三个先做前期。

她抬起眼看了我一下，目光很短，但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当年我们商量装修房子时她也是这么看我，意思是你心里早就有数，为什么不早说。

她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红笔，在材料上圈了几处，笔尖划过纸面沙沙响。

圈完把材料推回来，说重新报一版，周五之前。

我伸手去接，指尖碰到她手指，她缩得很快，像被烫了一下。

我把材料拿回来，站起来准备走。

她突然说等等。

我站住，她低头翻抽屉，从里面摸出一板铝塑包装的药，推过桌面。

“你以前那个胃药，社区医院现在不进了，这个是我托人从医药公司带的，你拿去。 ”
我盯着那板药，包装上写着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片，七粒装。

她记得我胃不好，记得我吃哪种药，可三年前签字离婚的时候她连眼皮都没抬。

我伸手拿过药，塑料包装捏在手里嘎吱响。

“多少钱。 ”
她愣了一下，然后嘴角绷紧了。

“张远，你非要这样。 ”
我把药装进口袋，说谢谢市长，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她叫住我，声音比刚才高了些。

“你那个胃，别总喝浓茶。 ”
我手放在门把上，背对着她，喉咙里堵了一团。

走廊里有人经过，脚步声由远及近又远去。

我说知道了，拉开门走出去。

小陈站起来冲我笑，说张局长慢走。

我点了下头，沿着走廊往楼梯口走，经过茶水间时听见两个女科员在里面小声说话，一个说新市长真厉害，昨天把赵科长问得下不来台，另一个说听说她离过婚，前夫好像也在市里。

我脚步没停，径直下了楼。

回到办公室我把那板药扔进抽屉，和一堆文件塞在一起。

中午食堂吃饭，老刘端着餐盘坐过来，压低声音问，市长找你到底什么事。

我说项目的事。

老刘嚼着米饭，含糊地说就这？

我说就这。

他哦了一声，扒了两口饭又说，这女市长不简单，听说省里有人，下来就是镀金的，你可别得罪她。

我没说话，夹了一筷子炒白菜，白菜帮子切得粗，嚼在嘴里咯吱响。

下午我去工地转了一圈，看背街小巷的进度。

施工队正在挖沟埋管线，挖掘机一斗下去，翻出来的土里混着碎砖头和塑料袋。

包工头老马递烟，我摆手说不抽。

他问剩下的点位啥时候批，工人们都等着干活。

我说快了，先把能干的干了。

站在巷子口，能看见远处新盖的写字楼玻璃幕墙反着光，明晃晃的刺眼。

这条巷子我走了二十多年，从穿开裆裤走到如今两鬓发白，巷口那棵老槐树前年枯了半边，园林处来人锯了枯枝，剩下半拉树冠还撑着绿。

我父亲以前就在巷子对面的机械厂上班，后来厂子倒了，他拿了两万八的买断钱，在巷口摆了个修车摊，补一条胎三块钱。

有一年冬天下大雪，他蹲在雪地里给人修车，手冻裂了口子，血珠子渗出来染红了内胎，他用棉纱擦了擦接着干。

那天晚上回家他把挣的二十六块钱放在桌上，我妈数了一遍又一遍，说够买三斤肉了。

我想起这些的时候，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

掏出来看，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只有四个字：药按时吃。

我没有回，把手机塞回口袋。

挖掘机又挖了一斗土，轰隆隆倒进渣土车斗里，扬起的灰尘在夕阳里飘成一片灰蒙蒙的雾。

我站了一会儿，沿着巷子慢慢往回走。

晚上回到家，屋里黑着灯。

我打开冰箱，里面有一盒前天买的打折鸡蛋，价签上印着三块五毛八。

我拿了两个，煮了碗挂面，坐在茶几前吃。

电视开着，本地新闻正在播市长调研背街小巷改造的报道，镜头里她戴着安全帽，站在巷子口听工作人员汇报，脸上还是那个认真劲。

我低头吃面，面汤有点咸。

吃完饭洗碗的时候，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局办公室主任老刘打来的，说市长办公室刚来电话，让明天上午九点带着修改后的材料去汇报，点名要一把手去。

我说知道了，挂了电话把碗摞在沥水架上。

碗底还粘着一小块蛋清，我拿指甲抠了抠，没抠下来，就着水龙头冲掉了。

窗外对面楼有人家亮着灯，一个老太太在阳台上收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抱在怀里。

我拉上窗帘，回到卧室，从床头柜里摸出那板胃药，抠出一粒吃了。

药片卡在喉咙口，我端起杯子喝了两口水才咽下去。

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想起她今天在办公室说的那句话。

张远，你非要这样。

我怎么这样了。

从她走进市政府大楼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有些事躲不过去。

她来检查工作，我装作第一次见面，她当众叫我去她秘书那儿，我应下了。

可那板药是什么意思，那句别喝浓茶是什么意思。

我翻了个身，枕头套是离婚那年买的，洗了太多次，棉布起了毛球，蹭在脸上有点扎。

第二天我带着修改后的材料去汇报，她听完没多问，在材料上签了字。

我站起来要走，她又叫住我。

这次她没看我，低头整理桌上的文件，说周五晚上有个企业家座谈会，规划局要派人参加，你来吧。

我说好。

她摆摆手，我转身出了门。

走廊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一格一格落在地上。

我踩着那些光斑往回走，影子被拉得长长的，拖在后面。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市长办公室的方向。

门已经关上了，门缝里安安静静的。

我收回目光，一级一级走下台阶。

皮鞋磕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单调的声响，一下，又一下。

出了大楼，外面是个大晴天，梧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晃晃悠悠。

我站在台阶上，把材料卷起来塞进口袋，抬脚往规划局的方向走去。

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我没掏出来看，只管往前走。

阳光照在后背上，热烘烘的，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从身体里晒出来。

走到单位门口时，传达室的老孙头探出脑袋喊，张局，有你一个快递。

我接过来看，一个牛皮纸信封，寄件人那栏空着。

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老旧的，边角发黄。

照片上是我和她刚结婚那年，在老家院子里种的那棵石榴树，树上挂着红布条，她站在树底下笑，手里拿着把铁锹，裤腿上全是泥。

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圆珠笔写的，笔迹被水洇过，模糊了一半。

我翻过来对着光看，只认出了几个字：那年你说……
后面的字看不清了。

我把照片翻过去，石榴树底下的她还在笑，铁锹头上沾的泥点好像还没干。

传达室窗台上的收音机正在放秦腔，苍凉的调子拖得老长，一句三叹，砸在耳朵里沉甸甸的。

我把照片装回信封，塞进裤子口袋，和那板胃药挨在一起。

硬纸壳的边缘硌着大腿，走一步，硌一下。

进了办公室，小周跟过来问市长怎么说。

我说签了，周五座谈会我去。

小周说那要准备什么材料。

我说不用准备，我去听听就行。

小周出去以后，我把门关上，从口袋里摸出那张照片又看了一眼。

石榴树的影子落在照片边缘，黑乎乎的，像一道旧伤疤。

我拉开抽屉，把照片压在文件最底下。

药板还在旁边，铝塑包装在日光灯下反着一点银色的光。

我盯着那点光看了很久，然后伸手把抽屉推上，咔嗒一声锁扣合拢。

桌角的台历翻在这个月，红色记号笔圈着周五的日期，旁边是我自己写的备注：企业家座谈会。

笔迹潦草，最后一笔拖得长长的，划破了纸面。

窗外的梧桐树上落了两只麻雀，叽叽喳喳叫了一阵，扑棱翅膀飞走了。

我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早上泡的，已经凉透了，浓得发苦。

咽下那口苦茶的时候我想，有些账，欠了就是欠了，利息怎么算，谁也算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