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哥一见钟情巴基斯坦25岁姑娘，女方要求必须回中国生活

浙江大哥一见钟情巴基斯坦25岁姑娘，女方要求必须回中国生活

楔子

我叫陈建国，浙江温州人，今年四十八，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开了个小鞋厂，做了十二年。说是鞋厂，其实就是个手工作坊，二十来个工人，一天出三百双拖鞋，卖到周边的批发市场。生意不算大，但比在老家打工强。国内像我这样年纪的男人，不是在厂里拧螺丝就是在工地上搬砖，我算混得好的了，至少是个小老板。

离过一次婚，前妻跟我在国内过了八年，后来嫌我穷，跟一个开超市的跑了。那之后我就来了巴基斯坦，一待就是十二年。中间回去过几趟，每次待不了半个月就想走。温州那边变化快，老家的房子都拆了，亲戚们一个个开上了好车，就我还在国外倒腾拖鞋。我妈说我命不好，我说这跟命没关系，我就是没赶上趟。

我本来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在巴基斯坦挣点钱，等干不动了就回老家，买个便宜点的房子，一个人过到老。可去年春天，我碰见了阿伊莎。她二十五，巴基斯坦本地姑娘，在拉合尔一家手机店上班。我那天去买充电宝，她站柜台后面，穿一件墨绿色的长袍，头发用一条金色发带扎着，眼睛很大，很亮。她用英语问我，先生你要什么？我说充电宝。她转身去拿，裙摆扫过柜台，我闻到一股茉莉花味。她回过头把充电宝递给我，笑了一下。那个笑，怎么说呢，像拉合尔三月天里的太阳，不烈，可照在人身上，从外头一直暖到里头。

我拿着充电宝回了厂里，那天晚上没睡着。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又去了那家手机店，又买了一个充电宝。第三天还去，又买了一个。到第五天的时候，她认出我来了，说你家里到底有多少个充电宝？我说不多，就五个。她笑了，说你有病吧。我说嗯，有病，看见你就犯病。她的脸红了，低下头去擦柜台，擦了半天，其实柜台上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就常去。有时候买充电宝，有时候买数据线，有时候什么都不买，就站在柜台旁边跟她说话。她说她爸是拉合尔郊区一个小学老师，她妈在家里做裁缝，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她一个月挣两万卢比，合人民币六百多块，是她家最大的收入来源。她说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巴基斯坦，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跟店里那盏日光灯照着的一样亮。

我请她吃了三回饭，她才答应跟我处对象。巴基斯坦的姑娘不像国内，跟男人出来吃饭是要顶着压力的，街上的人会看你，家里人知道了会骂你。阿伊莎每次出来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一双眼睛。有一次我问她，你裹成这样不热吗？她说热，可没办法。我说在温州，姑娘们夏天穿吊带。她说吊带是什么？我比划了半天，她听懂了，脸又红了，说你们中国女人真大胆。

处了半年，我跟她说我想娶她。她说你得去见我爸妈。我说行。我去超市买了两条烟，两盒点心，又包了个红包，换了身干净衬衫，跟着她去了她家。她家在拉合尔郊区一个巷子里，房子是土坯墙，屋顶盖着铁皮，门口拴着一只羊。她爸坐在堂屋里，戴着一副老花镜，看报纸。她妈在厨房忙活，她弟弟妹妹趴在门口偷看我。我把烟和点心放在桌上，又掏出红包递过去。她爸没接，摘下老花镜看着我，说你是中国人？我说是。他说你多大？我说四十八。他说阿伊莎二十五。我说我知道。他说你比她大二十三岁。我说嗯。

她爸沉默了很长时间。那只羊在门口咩咩叫。后来她爸说，你是穆斯林吗？我说不是。他说那不行。我说我可以学。他说不是学不学的事，你不是穆斯林，就不能娶穆斯林姑娘。我说那怎么办？他说除非你皈依。我说我皈依。他抬起头又看了我一眼，说你想好了？我说想好了。他说那你得去清真寺做见证，得学古兰经，得行割礼。我听到割礼的时候腿软了一下，可我还是说，行。

阿伊莎在旁边一直没说话，这时候忽然开口了。她说爸，还有一条。她爸说还有什么？阿伊莎看着我，说建国，你要娶我，就得带我回中国。我不待在巴基斯坦。她爸脸沉下来了，说阿伊莎你胡说什么？她说我没胡说。她说我在这儿活了一辈子，我不想我的孩子也在这儿活一辈子。她爸拍了一下桌子，茶杯盖跳起来，掉在地上摔碎了。她妈从厨房跑出来，看见地上的碎瓷片，又看看她爸的脸，没敢吭声。她弟弟妹妹缩在门后面，不敢出声。

我坐在那儿，手里攥着那个红包，红包里的钱被我攥出了汗印子。我想说点什么，可嘴张不开。阿伊莎看着我，眼睛跟第一天在手机店里一样亮，可这回不是茉莉花味了，是火药味。

那天晚上我回了厂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是铁皮的，下雨的时候叮叮当当响。我脑子里全是阿伊莎那句“带我回中国”。回中国？我在巴基斯坦干了十二年，厂子在这儿，工人在这儿，客户在这儿，我回去干什么？我温州的老房子早没了，亲戚们也不亲了，我回去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再说我这鞋厂怎么办？卖了？值不了几个钱。关了？那十二年的心血就白费了。

可我又想起阿伊莎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东西，不只是漂亮，是一股子劲。那股子劲我在别人眼里没见过。她不想认命，不想像她妈那样在土坯房里做一辈子裁缝，不想像她邻居那样十五岁嫁人二十岁生四个孩子。她想出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她说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巴基斯坦。而我现在是她唯一的机会。

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妈七十多了，一个人在温州老家。我跟她说我要娶个巴基斯坦姑娘。她在电话那头半天没说话，后来问，那姑娘多大？我说二十五。她又半天没说话，后来问，你疯了？我说没疯。她说你四十八了，找个二十五的，你养得起吗？我说养得起。她说她图你什么？我说她图我带她回中国。我妈说那你回不回？我说不知道，正想呢。我妈说你要回来，家里老房子还留着半间，够你住。我说那厂子呢？她说你那个破拖鞋厂有什么好惦记的，回来随便找个活干，也比在国外强。我说我再想想。

挂了电话，我坐在厂门口的台阶上抽烟。拉合尔的晚上比温州凉，风吹过来带着一股土腥味。我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摩托车和三轮车，看着路边摊上烤玉米的烟升起来，看着远处清真寺的宣礼塔在暮色里变成一个剪影。这地方我待了十二年，说没感情是假的。可这地方终究不是我的。我在这儿再待二十年，还是个外国人。我死了也埋不进人家的墓地。

第二天我去找阿伊莎。她在手机店里，看见我进来，眼圈还是红的。我说你昨天跟你爸吵了？她说嗯。我说你爸怎么说？她说他说我要跟你走，他就当没我这个女儿。我说那你怎么办？她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还走不走？她说走。她抬起头看着我，说建国，你带我走，我什么都不要，你带我走就行。我看着她，心里那块硬邦邦的东西忽然塌了。我说好，我带你走。

我花了三个月把厂子处理了。机器卖了，库存清了，工人遣散了。最后算下来，除去欠账和遣散费，剩了不到二十万人民币。我把钱换成美元，缝在腰带里，去阿伊莎家正式提亲。她爸一开始不见我，我在门口站了三天。第三天晚上她爸出来，站在门口，没让我进去，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你带她走了，以后她要是过得不好，你怎么办？我说我拿命对她好。他说命不值钱。我说那你说怎么办。他说你写个保证书，保证这辈子不让她受委屈，保证她随时想回来就让她回来。我说行。我当场写了保证书，按了手印，递给她爸。她爸看了看，折起来揣进兜里，说走吧，别在门口站着了。

婚礼是在拉合尔办的。阿伊莎家来了二十多口人，我这边就我一个。我穿了巴基斯坦的传统服装，她穿了红色的嫁衣，手背上画满了海娜。婚礼上她爸一直板着脸，她妈哭了，她弟弟妹妹围着我叫姐夫。仪式结束的时候，阿伊莎凑到我耳朵边说，谢谢你。我说谢什么。她说谢谢你带我走。

回中国那天，阿伊莎收拾了两个箱子，全是她的衣服和鞋子。她妈站在门口抹眼泪，她爸没出来。她拎着箱子走到巷子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土坯墙上的铁皮门，然后转过身，再也没回头。我拎着我的箱子跟在她后面，箱子里装着我的全部家当，几件衣服，一条缝着美元的腰带，还有一张我妈的照片。

飞机在乌鲁木齐转机的时候，阿伊莎趴在舷窗上往下看，说中国好大。我说嗯。她说比巴基斯坦大。我说嗯。她说以后我就在这儿了。我说嗯。她转过头看着我，说你在想什么？我说我在想回温州以后干什么。她说干什么都行，只要跟你在一起。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凉凉的，攥得紧紧的。

到了温州是晚上。我妈在村口等着，看见我们下了出租车，迎上来。她看了阿伊莎一眼，阿伊莎叫了声妈，我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哎，好，好。她领着我们去村里的小饭馆吃饭。阿伊莎不会用筷子，我妈给她拿了把勺子。她吃了一口炒粉干，说好吃。我妈又笑了，说你爱吃就行，以后天天给你做。阿伊莎说妈你别太累。我妈说累什么，我高兴。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老房子里。我妈把正屋腾出来给我们，她自己搬到偏房去住。阿伊莎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月亮，说中国的月亮跟巴基斯坦的一样。我说月亮在哪儿都一样。她说不一样，在这儿我是自由的。我看着她，她穿着我妈给她找的旧睡衣，头发散下来，脸上的妆卸了，素素净净的。她不像巴基斯坦姑娘了，也不像中国姑娘，她就是阿伊莎。我说阿伊莎，你后悔不？她说后悔什么？我说跟我回来，住这破房子，吃这粗茶淡饭。她说我在巴基斯坦住的也是破房子，吃的也是粗茶淡饭。她说这儿的饭更好吃。我说真的？她说真的，你妈做的炒粉干比我们那儿的咖喱好吃。我笑了，她也笑了。

后来我在镇上开了个鞋店，卖温州本地生产的皮鞋运动鞋。阿伊莎在店里帮忙，她学中文快，三个月就能跟客人讨价还价了。她爱吃温州的海鲜，爱逛五马街，爱跟我妈学包馄饨。她跟邻居们处得也好，虽然说话还带着口音，可大家都说她勤快，嘴甜。有时候晚上关了店，我们俩坐在店门口，看着街上人来人往。她会忽然说一句，建国，我今天又学会了一个新词。我说什么词？她说“便宜点”。我说这是做生意用的。她说对，我今天跟一个客人说，大姐你便宜点卖给我吧。我说那是客人该说的话，你是老板。她说哦，那我该怎么说？我说你说“最低价了，不能再便宜了”。她就学一遍，学完了自己笑，说中国话真难。我说难你还学这么快。她说因为我想在这儿好好过。

上个月阿伊莎她爸给她打电话了。这是她来中国以后她爸第一次主动打电话。她在电话里跟她爸说了半个钟头，挂了以后眼圈红红的。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她爸问她过得好不好。我说你怎么说？她说我说好。她爸说那就好。她说她爸最后说了一句，让她好好过日子，别想家。我说你爸原谅你了？她说不知道，但他给我打电话了。我说那就是原谅了。她点点头，擦了擦眼睛，说我去做饭。我说今天我来做，你歇着。她说你会做什么？我说我会煮方便面。她笑了，说还是我来吧。

昨天晚上我们坐在店门口乘凉，阿伊莎忽然说，建国，你当初为什么愿意带我回来？我说因为你好看。她说不是。我说因为你眼睛亮。她说还有呢？我说因为你说你想离开巴基斯坦。她说就这个？我说因为你说这话的时候，我想起了我自己。我在巴基斯坦待了十二年，也想离开。可我没地方去。你有。她说那现在呢？我说现在我有你了。她说还有呢？我说还有我妈，还有这个店，还有门口那棵桂花树。她说桂花树是我来了以后才种的。我说对，所以是你带来的。她靠在我肩膀上，没再说话。桂花树还没开花，可叶子绿油油的，在路灯底下发着光。

我想，人这一辈子，有时候就是一句话的事。阿伊莎说带我回中国，我就带她回来了。说起来简单，可中间隔着多少东西。宗教、家庭、岁数、国界，哪一样都是坎。可迈过来了，就发现也没那么难。难的是你不敢迈。我现在四十八，她二十五。我老了，她还年轻。我知道以后会有问题，会有吵嘴的时候，会有她嫌我老土的时候，会有我想回巴基斯坦看看的时候。可那都是以后的事。今天晚上的风很凉快，桂花树长得好，我妈在屋里看电视，阿伊莎靠在我肩膀上。这些是真的。别的，都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