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初恋考上大学要和我分手，我入伍28年正团转业，再次遇到她

1978年的冬天特别冷，冷到骨头缝里都像是结了冰碴子。我蹲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手里攥着那封从省城寄来的信，信纸已经被我手心的汗浸得发皱，字迹有些模糊了，可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疼。那棵老槐树不知道活了多少年，树干粗得两个人都抱不过来，夏天的时候一树白花，香得整个村子都能闻到，冬天就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在灰蒙蒙的天底下像一双双干枯的手。我蹲在那里，从中午蹲到天黑，脚麻了都不知道，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行字。风从河套那边刮过来，卷起地上的枯叶和碎雪，打在脸上生疼，可我觉不出来。远处生产队的钟声响了，是下工的钟，当当当，一下一下敲在心上，每一下都让我缩一下脖子。有人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路过我身边，招呼一声：“建国，蹲这儿干啥呢？”我嗯一声，也不抬头。人家就走了，走几步又回头看我一眼，摇摇头。

她叫苏小梅，是我们公社中学的民办教师，教语文。我认识她的时候是1975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她刚从县里的师范学校毕业分下来。那年我十八岁，个子已经长成了一米七八，在生产队里干活能顶半个壮劳力。她比我小一岁，个子不高，扎两条麻花辫，眼睛亮晶晶的，笑起来嘴角有两个浅浅的酒窝。那时候我们公社中学缺老师，原来的语文老师调回县里了，她就从县师范提前毕业分了下来。学校没有多余的宿舍，就让她住在公社大院后面那排平房里，和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合住一间。我们公社中学是那种典型的农村学校，几排土坯房，窗户上没有玻璃，冬天糊塑料布，夏天就敞着，教室里永远有一股土腥味和粉笔灰混在一起的味道。课桌是长条木板钉的，凳子要自己从家里带，黑板上方贴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纸张已经发黄卷边了。

我那时候被大队推荐去代课，教体育和数学。体育课就是带着学生在操场上跑跑步、做做操，有时候打打篮球。那个篮球还是公社特批的，皮子已经磨得发亮，打足气能弹起来，气不足就软塌塌的，投出去的球歪歪扭扭。数学课更难为我，我高中那点底子，勉强能教初一初二，初三的几何代数就有些吃力了。办公室就一间土坯房，两张桌子拼在一起，一张是苏小梅的，一张是我的。我的桌子上永远堆着没批改完的作业本和半截粉笔头，她的桌子却整整齐齐，课本摞得方方正正，旁边放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师范学校”几个红字，那是她的宝贝，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刚开始我们不怎么说话。她是城里来的姑娘，虽然只是县城，但对我们这些泥腿子来说已经是天上人了。她穿的衣服干干净净，虽然是旧衣裳，但总是熨得平平整整，领口袖口洗得发白。我那时候自卑，觉得自己就是个种地的，配不上跟人家多说话。可她不这么看我。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对着一道几何题发愁，她凑过来看了一眼，说：“这个啊，要做辅助线。”然后拿起铅笔在我的本子上轻轻画了一条虚线，又用她那带着县城口音的普通话说：“这样，两个三角形全等，边就求出来了。”她手指细长，捏着铅笔的样子很好看。我抬头看她，她冲我笑了一下，嘴角的酒窝露出来，我脸一下子就红了。从那以后，她就经常帮我改作业，教我写粉笔字。她说我的字太潦草，像鸡爪子扒出来的，学生看不懂。我嘴上不服气，说能认出就行呗，可心里却热乎乎的，晚上回家就找出一本旧字帖，照着练。我妈看见了，说：“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还能练字？”我说：“闲着没事。”其实那本字帖是苏小梅送我的，封面上她用钢笔写着“认真练字，教书育人”八个字，工工整整的。

慢慢地就熟了。放学后我们会一起走一段路，她回公社的宿舍，我回生产队的家。路上要经过一条小河，河不宽，水也不深，但常年不断地流着。夏天的时候水清亮亮的，能看到底下的鹅卵石，有时候还能看见小鱼在水草间游来游去。河边有一排柳树，叶子垂到水面上，风一吹就轻轻摆动。我们就在河边站一会儿，说些学校里的事，说些书上的事。她喜欢看书，经常给我讲小说里的故事，讲《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讲《红岩》里的江姐。她讲的时候眼睛发亮，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讲到激动的地方还会挥一下手。我听得入迷，觉得她说的那个世界离我好远，可又那么让人向往。有一次她讲《青春之歌》讲到林道静在火车上遇到卢嘉川那一段，她忽然停下来，看着河水说：“建国，你说林道静如果不遇到卢嘉川，她的人生会是什么样？”我想了想，说：“那她可能就在县城当一辈子小学老师。”她转过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是啊，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一念之间。”我那时候不懂她为什么这么说，后来才明白，她是在想自己，想她的人生会不会也有那么一个转折点。

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的消息传下来，整个公社都沸腾了。那天晚上公社大喇叭里广播了好几遍，声音在村子上空回荡，家家户户都在议论。有人说这是改天换地的大事，有人说咱农村娃也有出头之日了，也有人摇头叹气说，考大学哪是那么容易的事，都荒废了多少年了。我那天在苏小梅宿舍里，和她还有广播站的播音员小周一起听的广播。小周拍着手说：“小梅，你一定能考上！”苏小梅没说话，只是咬着嘴唇，手指绞着辫梢。我看得出来，她心里既激动又害怕。那天晚上我从公社走回家，一路上看见不少人家窗户里亮着灯，隐约能听见读书声。月亮很圆，照得地上明晃晃的，我走在月光里，心里乱糟糟的。我知道苏小梅一定会考，她那么爱看书，那么有文化，这个机会对她来说太重要了。可我也知道，她要是考上了，就要离开这里了，离开公社，离开县里，去省城，去一个我够不着的地方。

从那以后，苏小梅就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复习。白天上课，晚上复习到深夜。公社大院晚上十点就熄灯了，她就点着煤油灯看书，鼻孔里熏得都是黑的。我看她眼睛熬得通红，心疼得不行，就偷偷给她送鸡蛋，送我妈烙的饼。我妈烙的饼是一绝，用老面发的，里面卷上葱花和猪油，贴在锅边上烙得两面金黄，外酥里软。我每次拿布包着给她送去，放在她宿舍门口，敲一下门就赶紧走。她后来知道了是我，就专门在门口堵我。有一天晚上，我刚把饼放下准备走，门开了，她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笔，眼睛里都是血丝。她说：“建国，你进来。”我犹豫了一下，进去了。她的桌子上堆满了书和复习资料，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大大的。她指着凳子让我坐，自己坐在床沿上。沉默了一会儿，她说：“建国，你也复习吧，跟我一起考。”我说：“我家里情况你知道，我爸身体不好，弟弟妹妹还小，我走不了。”她低下头，辫梢垂在胸前，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那我考上了，你怎么办？”我说：“我等你。”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水光在闪。她说：“你别说傻话。”我说：“我没说傻话，我就是等你。”她没再说什么，只是从桌上拿起一个鸡蛋，剥了壳递给我。我接过来，鸡蛋还是温的，我一口一口地吃，吃到最后一口，看见她笑了，嘴角的酒窝浅浅的，可眼睛里还是湿的。

那年冬天特别冷，河面上结了厚厚的冰，孩子们在上面滑冰车，嗖嗖地跑来跑去。苏小梅去县里参加了考试，回来的时候脸冻得通红，手指都伸不直。她说考得还行，就是数学有几道题拿不准。我说你肯定行。她笑了笑，没说话。等成绩的那段日子，她又开始正常上课了，可我看得出来她心不在焉，有时候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望着窗外出神。学生们在底下窃窃私语，她也听不见。后来录取通知书来了，是公社邮递员老赵骑着自行车送来的，老赵在公社大院里扯着嗓子喊：“苏小梅！省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整个公社都听见了。苏小梅从教室里跑出来，手都在抖，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半天没拆开。老赵说：“快拆啊！”她才撕开封口，抽出那张薄薄的纸，上面印着“录取通知书”几个大字。她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下来了，吧嗒吧嗒砸在纸上。老赵拍着手说：“好事好事，哭啥！”她擦了擦眼泪，笑了。

那天下午她跑到地里找我。我正在地里翻土，准备种冬小麦，浑身都是泥。她远远地喊：“建国！建国！”我直起腰，看见她跑过来，辫子一甩一甩的，脸红扑扑的，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她跑到我跟前，喘着气说：“我考上了！”手里举着那张录取通知书。我说：“我看看。”她递给我，我接过来，看见上面写着“苏小梅同志，你已被我校中文系录取，请于1978年3月1日前来报到”。下面盖着省师范学院的大红印章。我把通知书还给她，说：“恭喜你。”她看着我，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住了。她说：“建国，你高兴吗？”我说：“高兴，怎么不高兴。”可我的声音干巴巴的，自己听着都假。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通知书，不说话了。远处生产队的钟声响了，下工的钟，当当当。我说：“走吧，我送你回去。”她嗯了一声，跟在我后面，一路上谁也没说话。走到河边的时候，她忽然拉住我的袖子，说：“建国，我走了以后，你会等我吗？”我站住了，转过身看着她。河面上的冰反射着夕阳的光，金灿灿的，照在她脸上，把她的眼睛映得特别亮。我说：“等，一辈子都等。”她说：“那你也要好好的，争取也考出去。”我苦笑了一下。我家里穷，父亲有哮喘病，干不了重活，母亲一个人拉扯我们兄妹四个，我是老大，我走了这个家怎么办？但我还是点了点头，说：“你放心，我会好好的。”

她走的那天是1978年3月初，天气还很冷，但河边的柳树已经冒出了米粒大的嫩芽。我去公社汽车站送她。汽车站就是公社大院门口的那块空地，每天有一趟班车去县里，再从县里转车去省城。她拎着一个帆布箱子，是她爸当年当兵时用的，绿色的，边角都磨白了。箱子不重，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和一个搪瓷缸子。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脖子上围着一条灰格子围巾，是她在县里上学时买的。她站在车门口，回头看我。我说：“到了就来信。”她说：“嗯。”我说：“好好吃饭。”她说：“嗯。”我说：“别熬夜。”她说：“你也是。”然后她就上车了，坐在靠窗的位置，把窗户拉开，探出头来看我。汽车发动了，突突突地响，冒出一股黑烟。车慢慢开动，她的头探出窗外，冲我挥手。我追着车跑了几步，两条腿在土路上蹬得飞快，可车越来越快，越跑越远，最后只看见一只手在窗外挥着，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我停下来，站在路中间，看着那辆破旧的班车卷起一路黄尘，消失在公路尽头。我站了很久，直到灰土都落定了，路面上只剩下两道深深的车辙。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河边坐到半夜，抽了整整一包烟。那是我第一次抽烟，呛得眼泪直流，可我没觉得难受，因为眼泪早就流过了，脸上只剩下干了的泪痕，紧绷绷的。

那之后的日子，我继续在公社中学代课，白天上课，晚上回家帮着干活。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挖走了一块。办公室对面那张桌子空了，她的搪瓷缸子带走了，桌上什么都没有了，连粉笔灰都擦得干干净净。我有时候批改作业批到一半，抬起头，看见对面空荡荡的椅子，恍惚间觉得她还坐在那里，低着头写字，辫梢垂在肩膀上。有一次我甚至叫出了声：“小梅，这个题……”然后才反应过来，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窗户外面是黑沉沉的夜。我开始给她写信，每隔几天写一封，写学校里的事，写村里的变化，写河边的柳树发芽了，写我新教的学生有多调皮。信寄出去，就等着回信。她的回信通常要半个月才能到，有时候更长。每次邮递员老赵的自行车铃铛在门口响起来，我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她的信总是写得很长，告诉我她在学校的事，说她们宿舍住了六个人，说图书馆的书真多，说她最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看夕阳。字里行间都是新鲜和兴奋，可也有隐隐的疲惫，她说课程很紧，同学们都很厉害，她怕跟不上。

然后，三个月后，那封信来了。

那天是1978年6月初，麦子已经黄了，地里一片金灿灿的。我下午刚下了课，正在办公室收拾东西，老赵的自行车铃铛在外面响，他喊：“建国，信！”我跑出去，接过信，看见信封上是苏小梅的字迹，可这一次特别短，信封也薄薄的，不像以前那样鼓鼓囊囊。我拿着信回到宿舍，关上门，坐在床沿上拆开。信纸只有一页，字也不多。我看了第一遍，脑子嗡的一声，以为看错了。又看了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眼睛里。

“建国，我们分手吧。我考上了大学，要去省城读书了。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你忘了我吧。”

我把信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我把信封也翻过来，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就这么几行字，连个多余的解释都没有。我坐在床沿上，坐了很久。窗外太阳慢慢落了，天暗下来，屋里也暗下来，我忘了开灯。我脑子里一会儿是河边她问我“你会等我吗”，一会儿是车站上她探出窗外的脸，一会儿是她在办公室里教我写粉笔字的样子。这些画面搅在一起，像一锅沸腾的水，把我整个人都煮在里面。我想哭，可眼睛干干的，一滴泪都没有。后来我站起来，把那封信折好，揣进贴身的衣兜里，推开门走出去。我妈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说：“饭在锅里。”我说：“嗯。”然后我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蹲下来，一直蹲到天黑。

第二天我就去公社武装部报了名。武装部长是我远房表叔，姓陈，四十来岁，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说话粗声粗气。他看见我进来，说：“建国，你咋来了？”我说：“我要当兵。”他抬起头，看了我半天，说：“你想好了？”我说：“想好了。”他说：“你家里同意吗？”我说：“我妈同意。”他叹了口气，没再多问，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让我填。我趴在桌子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填，手很稳，一点都没抖。填完了，表叔说：“回去等通知吧，可能分到西北，那边苦得很。”我说：“不怕。”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

1978年12月，我穿上了军装，坐上了北上的闷罐车。那是一列货车改的，车厢里没有窗户，只有铁皮上的几个透气孔。我们一百多个新兵挤在一起，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有的打牌，有的聊天，有的靠着车厢壁打瞌睡。我坐在角落里，背靠着冰冷的铁皮，听着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像是永远都不会停。我摸了摸胸口，那封信还在，硬硬的一小块，硌得心疼。火车开了三天三夜，从我们县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从北京再往西，过了一个又一个站，地名越来越陌生。透过透气孔往外看，田野变成了丘陵，丘陵变成了荒原，绿色越来越少，黄色和灰色越来越多。到了最后，窗外只有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地上全是碎石和沙子，偶尔有几棵干枯的骆驼刺，在风里晃来晃去。天是灰蒙蒙的，太阳挂在天上，像个白乎乎的圆盘，没有光。

部队驻地在戈壁滩边缘，一个叫红柳沟的地方。营房是土坯垒的，一排排整齐地蹲在那里，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周围除了沙子就是石头，连棵树都没有。风大的时候，沙子打得人睁不开眼，嘴里、鼻子里、耳朵里都是沙。水要从几十里外拉过来，每人每天一盆，洗脸刷牙都在里面，用了再用来洗脚，最后用来洒地。新兵连三个月，我像疯了似的训练。五公里越野，我背着背包和枪，每次都要跑到最前面，跑到终点的时候腿都在抖，扶着膝盖喘半天。单双杠，我手上磨出血泡，血泡破了，又磨出老茧，单杠能拉三十个，双杠能撑五十个。射击，我趴在地上，一趴就是半天，胳膊肘磨破了，血渗出来，粘在沙子上，结成硬痂。手榴弹，我抡圆了胳膊扔，扔到肩膀拉伤，晚上睡觉翻不了身。班长说我不要命了，我说我就是要命才这么练。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只是晚上在我的铺位上多放了一个馒头。

晚上躺在床上，浑身骨头像散了架，可脑子还清醒着，一闭上眼就是苏小梅的脸，是她站在河边揪辫梢的样子，是她举着录取通知书冲我笑的样子，是她探出车窗挥手的样子，然后就是那封信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蹦得我头疼。我咬着被角，一声不吭。同铺的战友叫刘大柱，山东人，长得五大三粗，睡觉打呼噜像打雷。有一天晚上他醒了，看见我睁着眼，说：“建国，你咋了？想家了？”我说：“嗯。”他说：“想家就哭出来，别憋着。”我说：“没事。”他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着了。我听见他的呼噜声，起起伏伏的，像远处的风。我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那封信，手指在上面摩挲着。信纸已经被我摸得起了毛边，那些字也模糊了，可每一个字的形状都刻在我脑子里，不用看都知道写的是什么。

新兵连结束后，我被分到了三连二排五班，正式成了一名步兵。日子比新兵连还苦，除了训练还有施工任务。我们要在戈壁滩上挖电缆沟，一米深，半米宽，每人每天挖十米。戈壁滩的地面看着是沙子，底下全是硬邦邦的碱壳，一镐头下去，震得虎口发麻，只刨出一个小白点。一天挖下来，手上全是血泡，晚上用针挑了，涂点紫药水，第二天接着挖。中午饭送到工地上，馒头就咸菜，风一吹，馒头上就是一层沙，咬一口嘎吱嘎吱响。可没人叫苦，大家都闷着头干，汗珠子掉在地上，马上就被沙吸干了，连个印都留不下。

1979年春天，连队推荐我考军校。那时候我刚下连队几个月，文化底子比大多数农村兵好一些，高中那点东西还没全忘。指导员找我谈话，说：“小陈，你条件不错，去试试。”我说：“行。”然后就利用晚上时间复习。戈壁滩上的晚上很冷，营房里没有暖气，我就裹着大衣趴在铺上做题，手冻得握不住笔，就放在嘴边哈气。考完试等通知，又是漫长的等待。有一天连长把我叫到连部，说：“小陈，你考上了，石家庄陆军学院。”我立正敬礼，说：“谢谢连长。”连长笑了，说：“好好干，别给咱们三连丢人。”

军校两年，我像海绵一样吸水。军事理论、战术指挥、政治工作，每一门课我都认真学。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打过仗，有的立过功，我跟他们比底子薄，但我不怕，我有的是一股劲。毕业后我回到老部队，从排长干起，一步一个脚印。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每一个台阶我都踩得实实在在。这期间我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战，立过功，受过奖，也负过伤。

那是1984年冬天，边境上打了一仗。我带着连队在一个高地上坚守了七天七夜。敌人的炮弹把阵地上的石头都翻了好几遍，土是焦的，抓一把都是火药味。第七天晚上，一发炮弹落在离我五六米的地方，弹片嵌进了我的左肩，离心脏就差几公分。卫生员给我包扎的时候，我疼得直冒冷汗，却突然想起苏小梅信里那句话——“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我笑了一下，卫生员吓了一跳，以为我疼糊涂了。我说：“没事，你包你的。”那块弹片后来取出来了，可左肩落下了病根，一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现在每到下雨天，我摸着肩膀上那道疤，还能想起戈壁滩上的风，想起哨所里的月光，想起那些年在部队吃过的苦。可我不后悔。部队把我从一个被一封信打倒的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军人。是部队教会了我，男人活着，不光是为了儿女情长，还有责任，还有担当，还有比爱情更重的东西。

1990年我结了婚，妻子是部队医院的护士，叫李慧珍，河北人，性格温顺，话不多。我们经人介绍认识，处了半年就领了证。没有隆重的婚礼，就在部队食堂摆了两桌，战友们凑钱送了一对暖水瓶和两条毛巾被。婚后第二年有了儿子，取名陈志军。慧珍身体一直不太好，有慢性肾炎，常年吃药。2001年她病情加重，转成了尿毒症，在医院住了大半年，最后还是没留住。她走那天，我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儿子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他才十岁，还不知道妈妈已经没了。我看着走廊里白得刺眼的灯，觉得整个人都空了。那是我第二次体会那种挖心掏肺的疼，上一次是收到苏小梅的信，这一次是慧珍闭上眼睛。两次之间隔了二十三年，可那种疼法一模一样，像是有什么东西从你身体里被生生拽走了，留下一个洞，风从里面呼呼地吹。

慧珍走后，我一个人带着儿子，又当爹又当妈。早上六点起床给他做早饭，送他上学，然后去部队。晚上回来检查作业，洗衣服，收拾屋子。有时候开完会回来晚了，儿子已经泡了方便面吃了，趴在桌上睡着了，作业本还摊着。我把他抱到床上，给他盖好被子，然后坐下来，看着他睡觉的样子。他长得像慧珍，眉毛眼睛都像，睡着的时候嘴角微微往上弯，像是在做什么好梦。我坐在那里，一坐就是半夜。后来儿子上了中学，住校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日子过得寡淡，每天就是上班、下班、看书、睡觉。偶尔有战友聚会，喝点酒，说些当年的事，笑一笑，也就过去了。

2006年，我正团转业，分配到省城的一个机关单位，副巡视员，级别保留了，待遇也不错。那年我四十八岁，头发已经白了大半，左肩的旧伤一到阴雨天就提醒我，我不年轻了。单位给我分了一套房子，三室一厅，我一个人住，空荡荡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去了南方，一年回来两次。我把慧珍的照片摆在客厅的柜子上，每天擦一遍，跟她说说话。有时候说说工作上的事，有时候说说儿子的事，有时候什么都不说，就坐在那里，看着她的照片。照片上的慧珍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圆圆的脸，眼睛弯弯的，笑得温柔。我跟她说了苏小梅的事，说了那封信，说了我为什么参军。她活着的时候我没跟她说过这些，现在她不在了，我反而什么都能说了。

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到苏小梅了。可人生就是这么奇怪，你越想躲什么，什么就越来找你。

那是转业后的第三年，2009年秋天。单位组织去省师范学院参加一个培训，是省委党校和师范学院联合办的，全省机关单位的处级干部轮训。我本来不想去，可办公室主任说名单已经定了，不好改。我只好去了。培训安排在学校的交流中心，为期三天。第一天上午是开幕式，省里的领导讲了话，然后就是专家讲座。我坐在后排，心不在焉地翻着会议材料。忽然听到台上主持人说：“下面请文学院苏小梅教授作专题报告。”

我浑身一震，猛地抬起头。

她走上讲台，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套装，头发剪短了，齐耳，鬓角有些花白。她瘦了很多，脸上的轮廓比以前分明，眼角有了细纹，可那双眼睛还是亮的，像秋天河面上的波光。她扶了扶话筒，开始讲话，声音有些沙哑，但还是很清楚，一个字一个字地往我耳朵里钻。

“同学们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乡土叙事与情感表达》……”

我什么都听不见了，耳朵里嗡嗡地响。我盯着她的脸，看着她在黑板上写字，看着她的手势，看着她偶尔停顿下来思考的样子。她的板书很工整，一笔一划的，粉笔在她手里转来转去，像是在跳舞。她讲到了《平凡的世界》，讲到了孙少安和润叶，讲到了那个年代农村青年面对爱情和命运时的挣扎。她说：“路遥写孙少安和润叶的爱情悲剧，写的不是两个人，是一代人。那个年代，城乡之间的鸿沟，不是爱情能填平的。可正因为填不平，才更让人心疼。”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低下头看了看讲稿，又抬起头，目光扫过台下。她的目光从我身上掠过去了，又掠回来，停了一秒，然后继续往前扫。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认出我，三十一年了，我胖了，头发白了，脸上的肉松了，和当年那个精瘦的农村青年判若两人。

报告结束后是茶歇，大家三三两两地去走廊上喝咖啡。我坐在位置上没动，我想走，可腿发软，站不起来。这时她收拾完讲台上的资料，往台下走，经过我这一排的时候，忽然停住了。

她看着我，愣了一下，然后眼睛慢慢睁大了。

“……建国？”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不敢相信的迟疑。

我站起来，喉咙发紧，半天才挤出一个字：“嗯。”

我们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一排椅子的距离。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身上，把她鬓角的白发照得清清楚楚。她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她笑了一下，嘴角那两个酒窝浅浅地露出来，像三十多年前一样。

“你……你怎么在这儿？”她问。

“单位组织培训。”我说，声音干巴巴的，像戈壁滩上的风。

她点了点头，低下头看了看手里的资料，又抬起头看我：“你……这些年还好吗？”

“还行。”我说，“你呢？”

“也还行。”

然后就是沉默。走廊里人来人往，有人喊她去合影，她回头应了一声，又转过来看我。我说：“你先去忙吧，回头……回头再说。”

她犹豫了一下，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上面有我电话，你……有空联系。”

我接过名片，看着上面印着“苏小梅 教授”几个字，下面的电话号码清清楚楚。名片是白底黑字的，很简洁，左下角印着学校的校徽。我把名片揣进兜里，点了点头。她转身走了，高跟鞋敲在地板上，嗒嗒嗒，越来越远。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宾馆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名片就放在床头柜上，我看了它半夜，最后还是没打。我想，三十多年都过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她现在是大教授，我还是个转业军人，我们之间隔着的，早就不是一条河了。我想起她信里那句话——“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三十一年前她说这话，我恨她。可现在我觉得，她说得对。我们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她有她的学术圈，我有我的机关生活，我们中间隔着三十一年的时间和空间，隔着两段完全不同的人生。可奇怪的是，我恨不起来了。我想起她年轻时候的样子，想起她在河边揪辫梢的样子，想起她举着录取通知书冲我笑的样子，心里只有一种说不清的酸楚，像是喝了一口放凉了的茶，不苦，但涩。

可第二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她端着餐盘坐到了我对面。

“我昨天回去想了很久，”她说，没有抬头看我，只是用筷子拨着碗里的菜，“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谈。”

我没说话，等着她往下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封信……我写了三遍。”

我抬起头看她。

“第一遍写了很多，写了我家里的情况，写了我爸生病需要钱，写了我怕拖累你。可我觉得那些都是借口，就撕了重写。第二遍写了我到了学校之后的事，写了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写了我们可能真的走不到一起。可写完觉得太残忍，又撕了。第三遍，我就写了那几句话。”

她抬起头，眼睛红了：“建国，我当时太年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以为快刀斩乱麻是对你最好的，可我不知道那封信会伤你那么深。”

我放下筷子，觉得胸口那块旧伤又开始疼了。

“我后来给我妈写信，问你的情况。我妈说你参军走了，去了西北。我哭了好几天，觉得是我把你逼走的。”

“不是。”我说，声音有些哑，“是我自己想走。”

“我知道。”她点点头，“可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你。”

我们沉默了很久。食堂里人来人往，吵吵嚷嚷的，可我们这一桌像是被隔开了，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她的餐盘里有一份红烧肉、一份炒青菜和一碗米饭，她几乎没动筷子，只是用筷子尖拨着米饭粒。我的餐盘里是同样的东西，我也没吃几口。旁边桌上有人在讨论上午的讲座，说什么乡土叙事、什么情感表达，声音很大。有个年轻的女老师走过来，说：“苏老师，下午的讨论会您参加吗？”她点了点头，说：“参加的。”女老师看了我一眼，走了。

后来她告诉我，她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教现代文学。她结过婚，丈夫是她的同事，教古典文学的，比她大五岁。他们1985年结婚，第二年生了女儿，取名苏彤。她说她丈夫是个好人，学问做得好，对她也体贴，可两个人之间总像隔着一层什么，说不清道不明。她用了十几年时间才明白，那层东西叫“不一样”。他是城里长大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从小家里就有钢琴和书架。她是县城出来的，虽然考上了大学，可骨子里还是那个在河边揪辫梢的农村姑娘。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2000年他们离了婚，女儿跟着她，现在在国外读博士，学的是比较文学。她说到女儿的时候，嘴角有了一点笑意，说女儿比她强，比她聪明，比她敢闯。

“你呢？”她问我。

我把自己的情况简单说了。妻子病逝，儿子上大学，一个人在省城，日子过得简单。她听着，偶尔点点头，没有多问。我说到慧珍的时候，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妻子是个好人。”我说：“是。”她说：“你这些年，不容易。”我说：“习惯了。”

那天下午我们没去听讲座，就在校园里走了一圈。秋天的校园很美，银杏叶落了一地，金灿灿的，踩上去沙沙响。我们走过图书馆，走过教学楼，走过那片小树林。她指着一栋老楼说：“我当年就在那儿上课，二楼最东边那间。”我看着那栋楼，想象着她年轻时的样子，扎着麻花辫，抱着书本，在走廊里匆匆走过。那个画面和我记忆中的她重叠在一起，让我恍惚了一下。

“建国，”她忽然叫我，像以前一样，“你恨我吗？”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不恨。年轻的时候恨过，后来就不恨了。在部队这些年，见过太多生死，就觉得人活着比什么都强。恨一个人太累了，我不想背着那么重的东西过一辈子。”

她眼圈又红了，别过头去，看着远处。远处有一群学生在打篮球，笑声和喊声远远地传过来。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谢谢你。”

我们走到校园后面的一个小湖边，湖边有几棵垂柳，枝条垂在水面上，风一吹就轻轻摆动。她站在柳树下，看着湖面，忽然说：“我这些年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写那封信，如果我没有跟你分手，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我说：“没有如果。”她说：“我知道没有。可我还是会想。”她转过身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坦诚和脆弱，像是一堵墙忽然裂开了一道缝，光从里面透出来。她说：“建国，我后来谈过几次恋爱，可每次都觉得不对劲。我总是不自觉地拿他们跟你比，比来比去，总觉得少了什么。后来我就明白了，他们少了的是你。”

我没说话，觉得喉咙里堵了一团棉花。

她说：“我不是要你现在怎么样，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些年，我没有忘记你。那封信，我写的时候心在疼。后来每次想起你，心也在疼。我用了很多年才明白，有些东西，不是时间和距离能抹掉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宾馆床上，把她的话翻来覆去地想。我想起1978年那封信，想起戈壁滩上的风，想起慧珍临终前的眼神，想起这些年一个人过的日子。我忽然觉得，我一直在等这一天。三十一年了，我嘴上说放下了，可心里那个洞一直没填上。慧珍活着的时候，我以为那个洞被慧珍填上了，可慧珍走了，洞又露出来了。现在我明白了，那个洞从一开始就是苏小梅挖的，只有她能填。

培训结束那天，她来送我。站在校门口，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说：“这个给你，回去再看。”

我接过来，摸了一下，里面像是照片。我没当面打开，揣进了包里。她看着我，笑了一下，说：“建国，你穿军装的样子，我一直记得。”

我说：“你扎麻花辫的样子，我也记得。”

她笑了，眼泪却掉了下来。她赶紧擦了擦，挥挥手：“走吧，路上小心。”

我坐上车，看着她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我打开那个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黑白的，边角已经发黄了。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姑娘，扎着两条麻花辫，站在一条河边，身后是一片田野。她笑得很灿烂，嘴角两个浅浅的酒窝。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是她的笔迹：“1977年夏，小河边上。我一直留着。”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着那个年轻的姑娘，看着她脸上无忧无虑的笑容。那是她，也是我记忆里的她，是那个在河边揪辫梢问我“你会等我吗”的姑娘。照片上的她穿着一件碎花衬衫，那是她最好的一件衣服，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去县里开会或者照相的时候才穿。她的辫梢上扎着两根红头绳，那是过年的时候她妈给她买的。她站在河边，身后的柳树绿得发亮，河水清得能看到底下的石头。她一只脚微微踮起，好像正要往前走，又好像刚要站住。她的嘴角往上弯着，露出那两个酒窝，眼睛看着镜头，亮晶晶的，像含着两汪水。我看着这张照片，忽然觉得鼻子发酸。三十一年了，这张照片她留了三十一年。搬了几次家，丢了很多东西，这张照片一直留着。

我小心地把照片放回信封，揣进贴身的衣兜里。和三十一年前那封信放在一起。那封信也在，我一直留着，就在钱包的夹层里，纸已经黄得不成样子了，字迹也模糊了，可我舍不得扔。现在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一封信，一张照片，一个结束，一个开始。

回到省城后，我给苏小梅打了一个电话。她接起来，听见我的声音，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你到家了？”

我说：“到了。照片我看了。”

她那边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张照片我留了三十多年。搬了几次家，丢了很多东西，就这张一直留着。”

我说：“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她说：“你说。”

我说：“我想请你吃顿饭，就我们俩，好好聊聊。这些年的事，我还没跟你说完。”

她笑了，隔着电话我都能看见她嘴角的酒窝：“好。什么时候？”

我说：“周末。我去接你。”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夕阳正好，把天边染成一片橘红。我想起1978年那个冬天，想起那棵老槐树底下，想起那封被汗浸湿的信。三十一年了，我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从西北戈壁回到省城，走了那么远的路，绕了那么大的圈子，最后又站到了她面前。

周末我开车去接她。她住在学校的家属院里，一栋老式的六层楼，她住三楼。我停在楼下，给她打电话，她说马上下来。我靠在车门上等着，看见楼道口出来一个身影，是她。她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拎着一个布包。她看见我，笑了一下，快步走过来。我说：“想去哪儿吃？”她说：“随便，你定。”我说：“那去河边吧，我知道一个地方。”她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我开车往城外走，上了环路，又下了环路，拐到一条河边。这条河叫清河，是省城的护城河，以前水很脏，这些年治理了，水清了，两岸修了步道和公园。我把车停在河边的一个餐馆门口，餐馆不大，是个老式的四合院改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枣树，树下摆着几张桌子。老板是我战友的弟弟，退伍后开了这个馆子，菜做得好，尤其是红烧鱼和贴饼子。我们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点了几个菜，要了一壶茶。天色渐渐暗下来，餐馆的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洒在院子里，暖暖的。

她看着院子里的枣树，说：“这地方真好。”我说：“我常来，老板是我战友的弟弟，人实在。”她笑了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她说：“建国，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我说：“你说。”她说：“那年我写那封信，除了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还有一个原因。”

我看着她，等她说下去。

她放下茶杯，看着枣树，说：“我爸那时候病重，是肝癌晚期。家里为了给他治病，欠了很多钱。我考上大学，学费虽然不多，可生活费、书本费，还有我在省城的花销，对我家来说都是天文数字。我妈写信跟我说，让我别担心钱的事，可我怎么能不担心？我那时候想，如果我跟你还保持着关系，你一定会想办法帮我，可你家里也不宽裕，你爸也有病。我不想拖累你，也不想让你为难。所以我就想，干脆断了，断得干干净净，对你对我都好。”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从布包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递给我。我接过来，展开一看，是一张借条，上面写着：“今借到苏小梅同志人民币五十元整，用于购买学习资料，待毕业后归还。借款人：苏小梅。1978年3月10日。”下面的签名是她的字迹，稚嫩而工整。我说：“这是……”她说：“这是我到学校后跟同学借的第一笔钱。后来我又借了好几次，总共借了两百多块。我大学四年，靠助学金和勤工俭学撑过来的。毕业以后我才慢慢还清。那几年，我每天只吃两顿饭，早上一个馒头，中午一碗面条，晚上不吃。饿得头晕眼花，可我不敢跟你说。我知道你要是知道了，一定会省下自己的口粮寄给我。我不能那样做。”

我把借条还给她，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她说：“建国，我写那封信，不是因为我不爱你了。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我不想让你跟着我受苦。”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件很久远的事。我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她说：“那时候我觉得，告诉你也没用，只会让你更难受。后来时间久了，就更不知道怎么开口了。再后来，就各过各的日子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菜上来了，红烧鱼、贴饼子、一盘炒青菜、一碗鸡蛋汤。我给她夹了一块鱼，她给我夹了一个贴饼子。我们吃着，谁也没说话，可气氛不尴尬，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像是两个走了很远很远路的人，终于坐在了一棵树下，可以歇歇脚了。

吃完饭，我们沿着河边走了一段。河水在路灯下闪着碎碎的光，两岸的柳树在风里轻轻摇。她走在我右边，步子不快不慢，风衣的下摆被风微微吹起。我说：“小梅，有件事我也想告诉你。”她说：“你说。”我说：“我参军以后，一直留着那封信。放在钱包的夹层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打仗的时候也带着，负伤的时候也带着。有一年部队整理内务，连长检查，翻出来看，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我对象写的信。连长笑了，说‘你对象字写得不错’。我没告诉他，那封信是分手信。”她停下来，看着我，眼睛里有东西在闪。我说：“我不是恨你才留着的。我是想记住，记住有过那么一个人，让我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疼。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日子过得忙忙碌碌的，可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还是会把那封信拿出来看看。信上的字都模糊了，可每一个字我都认得。”

她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建国，你太傻了。”我说：“我知道。”她说：“我也是。”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一座小桥上，桥下有水声，哗哗的。她忽然说：“你妻子……她知道我吗？”我说：“不知道。我没跟她说过。”她说：“那你为什么现在跟我说这些？”我说：“因为我不想再瞒了。瞒了三十一年，太累了。”她站在桥中间，看着河水，说：“建国，我们都不年轻了。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了。”我说：“我知道回不去。我也没想回去。我就是想，以后的日子，能跟你说说话，能知道你过得好不好，能让你知道我也过得还行。就这么简单。”她转过头看我，月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眼睛映得亮亮的。她说：“就这么简单？”我说：“就这么简单。”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车停在楼下，她下了车，站在车门口，说：“上去坐坐？”我说：“太晚了，改天吧。”她说：“好。”然后她弯下腰，隔着车窗看着我，说：“建国，谢谢你今天来接我。”我说：“谢什么。”她说：“谢谢你没有恨我。”我说：“早就不恨了。”她笑了笑，转身进了楼道。我坐在车里，看着三楼的窗户亮起来，然后看见她的身影在窗户后面晃了一下，又不见了。我发动车，慢慢开走。

后来的日子，我们开始经常联系。有时候打电话，有时候发短信，有时候我去省城办事，就约她出来吃顿饭。她女儿在国外，一个人住，我也是一个人住，两个孤单的人凑在一起，日子就好过多了。我们聊过去的事，聊那些年各自走过的路，聊那些藏在心里从来没跟别人说过的话。她说她这些年写过很多文章，可从来没有写过我们的事。她说她不敢写，怕写出来太疼。我说你写吧，写出来就不疼了。她笑了笑，没说话。

2010年春天，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女儿要回国了，想见见我。我说：“见我？见我干什么？”她说：“我跟她说了我们的事，她想见见你。”我犹豫了一下，说：“行。”她女儿叫苏彤，二十六岁，在法国读的博士，学比较文学。她回国那天，苏小梅让我一起去机场接。我开车到学校接上苏小梅，然后一起去机场。路上苏小梅有点紧张，一直在整理衣服，说：“彤彤脾气倔，说话直，你别介意。”我说：“我当兵二十八年，什么刺头没见过，还怕一个小姑娘？”她笑了，说：“她可不是小姑娘了，她比我当年还大。”

在机场等了半个多小时，苏彤出来了。她长得像苏小梅，可个子更高，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和牛仔裤，走路带风。她看见苏小梅，跑过来一把抱住，说：“妈，想死我了！”然后她松开苏小梅，转过头看我。她的目光很直接，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然后说：“你就是陈建国？”我说：“是。”她说：“我妈跟我说了你的事。我看了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挺帅的。”我笑了，说：“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她说：“现在也挺精神的。”苏小梅在旁边说：“彤彤，别没大没小的。”苏彤说：“我这是夸他呢。”然后她挽住苏小梅的胳膊，又看了我一眼，说：“陈叔叔，我妈这些年不容易。你要是对她不好，我可饶不了你。”我说：“你放心，我不敢。”她笑了，露出一口白牙，和苏小梅一样的酒窝。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了饭，苏彤话很多，讲她在法国的见闻，讲她的论文，讲她交的男朋友。苏小梅听着，脸上一直带着笑。我坐在旁边，看着她们母女俩，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个场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可现在它就在眼前，真实得不能再真实。苏彤忽然问我：“陈叔叔，你当年为什么不去找我妈妈？”我说：“我找了，可你妈妈换了地址，我找不到。”苏彤转头看苏小梅：“妈，你换地址了？”苏小梅低下头，说：“毕业以后搬了几次家，地址弄丢了。”苏彤说：“那你为什么不主动找他？”苏小梅不说话了。苏彤叹了口气，说：“你们那一代人啊，就是太能忍了。要是我，我早就去找了，管他什么世界不世界的。”我和苏小梅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那天晚上送苏小梅和苏彤回家，苏彤先上了楼，苏小梅站在车门口，说：“建国，彤彤喜欢你。”我说：“她是个好孩子。”她说：“她像你，直来直去的。”我说：“像我？我可不直，我憋了三十一年。”她笑了，说：“我也憋了三十一年。”然后她弯下腰，在我脸颊上轻轻亲了一下，说：“晚安。”我愣住了，她转身走了，高跟鞋敲在地上，嗒嗒嗒。

我坐在车里，摸着脸上被她亲过的地方，觉得那个地方热热的，一直热到心里。我发动车，往家开，路上打开收音机，里面正在放一首老歌，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跟着哼了两句，忽然觉得眼睛有点湿。

2011年秋天，我正式退休了。退休那天，单位给我开了个欢送会，同事们送了鲜花和纪念册，领导讲了话，说我为部队和地方建设做出了贡献。我站在台上，看着底下那些年轻的面孔，忽然想起1978年那个冬天，我蹲在老槐树底下，手里攥着那封信，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那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三十三年后，我会站在这里，笑着跟过去告别。我在发言的最后说：“我这一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当了兵。部队教会了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还有一个人，我也要感谢她。她当年给我写了一封信，把我推上了当兵的路。没有那封信，就没有今天的我。”底下的人都看着我，不知道我说的是谁。我笑了笑，说：“她今天没来，可她知道我说的是她。”

退休后，我搬到了省城，在苏小梅学校附近买了一套小房子。两室一厅，朝南，阳台上能看到学校的操场和远处的山。我把慧珍的照片摆在客厅的柜子上，把苏小梅给我的那张老照片放在卧室的床头。每天早上起来，我先给慧珍的照片擦擦灰，跟她说几句话，然后去阳台上浇花。我养了几盆月季，是苏小梅喜欢的。她每天下午下课以后会过来，我们一起做饭、吃饭、散步。有时候去学校的操场上走几圈，有时候去河边走走。她还是那么爱看书，每天晚上都要看一会儿，我就坐在旁边看报纸，或者练练毛笔字。屋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翻书的声音和笔尖落在纸上的沙沙声。

2012年春天，苏小梅的女儿苏彤在北京结了婚，我们去参加了婚礼。婚礼上，苏彤穿着白色的婚纱，挽着苏小梅的手走红毯。苏小梅穿着一件深红色的旗袍，头发盘起来，插了一朵小小的白花。她走在红毯上，步子稳稳的，脸上带着笑。苏彤的丈夫是个法国人，叫皮埃尔，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中文说得很流利。他在婚礼上用中文致辞，说：“我爱苏彤，也爱她的妈妈。谢谢你们把苏彤培养得这么好。”底下的人都鼓掌。苏小梅坐在台下，眼泪汪汪的，可嘴角一直往上弯着。我坐在她旁边，递给她一张纸巾。她接过去，擦了擦眼角，说：“彤彤终于嫁出去了。”我说：“是啊，你也该歇歇了。”她转过头看我，说：“建国，谢谢你今天来。”我说：“你女儿结婚，我能不来吗？”她笑了，说：“我是说，谢谢你这些日子陪着我。”我说：“我也谢谢你。”她说：“谢我什么？”我说：“谢谢你让我知道，这辈子还有机会重新来过。”

婚礼结束那天晚上，我们回到酒店。她住在我的隔壁，我洗完澡躺在床上看电视，忽然听见敲门声。我开了门，是她。她穿着睡衣，披着一件外套，手里拿着一瓶红酒和两个杯子。她说：“睡不着，想喝一杯。”我说：“进来吧。”我们坐在窗边，看着北京的夜景，喝红酒。她喝了两杯，脸有点红，说话也多了起来。她说：“建国，我想写一本书。”我说：“写什么？”她说：“写我们的事。”我说：“你不是不敢写吗？”她说：“现在敢了。你来了以后，我就不怕了。”我说：“那就写。”她说：“你会不会觉得我写出来，别人会笑话我们？”我说：“笑话什么？”她说：“笑话我们两个老家伙，还在谈情说爱。”我笑了，说：“让他们笑去。我们等了三十一年，还不能谈个情说个爱了？”她也笑了，端着杯子碰了一下我的杯子，说：“那就写。写完了给你看。”我说：“好。”

2013年，她的书出版了，书名就叫《那年夏天，那条河》。书不厚，两百多页，写的是两个农村青年的故事，一个考上了大学，一个参了军，两个人错过了三十一年，最后又走到了一起。她把书送给我的时候，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建国，这本书是写给你的。谢谢你等我。”我拿着那本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觉得那里面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从我心上走过的。

书出版以后，居然卖得不错，很多读者给她写信，说被这个故事感动了。有人说想起了自己的初恋，有人说看哭了，有人说要珍惜眼前人。有一封信是个老太太写的，她说她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年因为家庭反对跟初恋分了手，后来各自成了家，再也没见过。看了苏小梅的书，她哭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就给初恋打了电话，两个人约着见了一面，发现都老了，可心里那份情还在。她感谢苏小梅，说这本书让她有勇气去弥补遗憾。苏小梅把这封信拿给我看，说：“你看，我们的事还能帮到别人。”我说：“那就多写点。”她笑了，说：“写不动了，这辈子就写这一本。”

2015年，苏彤生了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叫皮埃尔·苏。苏小梅去北京住了大半年，帮着带孩子。我一个人留在省城，每天给她打电话，问她累不累，孩子乖不乖。她说累，可高兴，说彤彤小时候她没带够，现在带外孙，把当年的遗憾补上了。我说那你好好带，别累着。她说你放心，我身体好着呢。半年后她回来，瘦了一圈，可精神很好，手机里存满了外孙的照片，一张一张翻给我看。我看着她笑的样子，觉得她比当年在河边揪辫梢的时候还好看。

2017年，我七十岁了，苏小梅六十九。我们俩的身体都还行，没什么大毛病。每天早上一起去公园打太极，下午我去老年大学教书法，她去图书馆看书。晚上回来一起做饭，吃完饭去河边散步。那条河我们走了很多年，从年轻的时候走到老了，从冬天走到夏天，从黑夜走到白天。河边的柳树换了一茬又一茬，河水清了又浑，浑了又清，可我们还在走。

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河边的长椅上，看着河面上的灯影。她忽然说：“建国，你后悔吗？”我说：“后悔什么？”她说：“后悔等了这么多年。”我想了想，说：“不后悔。要是没有那封信，我不会去当兵；要是不当兵，我不会变成现在的我。要是我一直是那个蹲在老槐树底下的农村青年，你可能也不会再喜欢我。”她笑了，说：“你倒是想得明白。”我说：“想不明白的时候，我就看看那张照片，看看那封信，然后就明白了。”她说：“那封信你还留着？”我说：“留着，在钱包里。”她说：“我看看。”我从钱包里把那封信拿出来，纸已经黄得发脆了，边角都碎了，上面的字也模糊了，可还能认出来。她拿过去，借着路灯的光看，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下来了。她说：“建国，对不起。”我说：“别说了，都过去了。”她说：“我知道过去了，可我还是想说对不起。”我说：“那我也说一句，谢谢你。”她说：“谢我什么？”我说：“谢谢你当年写了那封信，让我有机会成为更好的人。”

她把信还给我，我小心地折好，放回钱包里。她从兜里掏出那张老照片，说：“这个你也留着？”我说：“留着，在床头。”她说：“那张照片上的我，真年轻。”我说：“现在也年轻。”她笑了，说：“你净说瞎话。”我说：“我说的是真话。在我眼里，你一直是那个在河边揪辫梢的姑娘。”她靠在我肩膀上，不说话了。河水哗哗地流着，柳枝在风里轻轻摇着，路灯的光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地上，长长的，交叠在一起。

那天晚上回家，她睡着了以后，我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山和天边的星星。我想起1978年那个冬天，我蹲在老槐树底下，手里攥着那封信，觉得这辈子完了。可后来我参了军，当了兵，打了仗，立了功，结了婚，有了儿子，又离了婚，转业回了省城。我走了那么远的路，吃了那么多的苦，以为自己已经把苏小梅忘了。可后来才发现，我从来没有忘过。我只是把她藏起来了，藏在心底最深的地方，藏了三十一年。现在她就在屋里，在卧室的床上睡着，呼吸均匀，偶尔翻个身，说一句梦话。我站起来，走到卧室门口，借着月光看她。她侧躺着，一只手放在枕头底下，头发散在枕头上，白头发在月光底下亮亮的。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觉得心里满满的，像是一口枯了三十一年的井，忽然又冒出了水。

我回到阳台上，坐下来，拿出纸和笔，开始写信。这一次，我要写一封长信，把这些年欠她的、欠我自己的话，全都写进去。我写得很慢，一笔一划的，像是她当年教我写粉笔字那样。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纸上，纸上的字一行一行地多起来。

“小梅，那年你问我会不会等你，我说等一辈子。现在一辈子还没过完，我就找到你了。从1978年到2009年，三十一年，我走了一圈，又走回来了。你信里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可我现在觉得，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你在我身边，我的世界就是你；你不在，我的世界就是空的。这些年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人不能没有根。我的根在农村，在部队，在戈壁滩上，也在你那里。你是我这辈子最长的根，最深的根。不管我走到哪儿，根都在你那里……”

我写到半夜，写完了满满五页纸。我把信装进信封，放在她床头柜上。明天早上她醒来，第一眼就能看见。然后我躺在她旁边，闭上眼睛。她的呼吸很轻，一下一下的，像远处的风。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起来了，坐在窗边，手里拿着那封信，脸上有泪痕，也有笑容。她看见我醒了，说：“建国，你这封信写得真好。”我说：“比你的信写得好？”她说：“好多了。我当年要是有你一半的勇气，我们就不用等三十一年了。”我说：“那也值了。三十一年换一封信，不亏。”她笑了，走过来，坐在床边，把信放在我胸口上，说：“这封信我收着了。以后每年纪念日，你都要给我写一封。”我说：“行，写到写不动为止。”

窗外的太阳升起来了，光照进屋子里，照在她脸上。她笑得很好看，嘴角的酒窝浅浅的，和四十多年前在河边一模一样。我伸出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有点凉，可手心是热的。我说：“小梅，我们出去走走吧。”她说：“好。”我们穿上外套，下了楼，沿着河边慢慢走。早上的空气很新鲜，河面上有一层薄薄的雾，柳枝上挂着露水，亮晶晶的。她走在我右边，步子不快不慢，手还握在我手里。我们走了一会儿，她忽然说：“建国，你说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了想，说：“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去追。追到了就守着，追不到也不后悔。”她说：“那你追到了吗？”我说：“追到了。”她说：“什么？”我停下脚步，看着她，说：“你。”

她笑了，拉着我的手往前走。太阳越升越高，雾慢慢散了，河面上金光闪闪的。我们走在光里，影子拉得长长的，交叠在一起，一直往前，往前，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