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彝族女人太可怜了，有些姑娘18岁都没有过，就被父母催着嫁

我叫阿依，彝族，生在大凉山深处一个叫瓦吾的寨子。寨子小得连地图上都找不到，几十户人家挤在两座山之间的坡地上，门前一条小河，夏天涨水时能冲走半只羊。我们彝族女人就像河边的索玛花，开得早，谢得也早。阿妈常说，花开了就要结果，女人到了年纪就要嫁人。寨子里有些姑娘十八岁都没有过，就被父母催着嫁人，有的甚至十七岁就背上了娃娃。我今年十七岁半，刚上高二，也在被催。

我家住在一间老旧的瓦板屋里，火塘一年四季不灭，上面煨着一壶苦茶，又浓又涩。阿爸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只会种地和放羊，一天说不上三句话。阿妈一辈子没出过山，连县城都只去过两回，嫁给我阿爸那年，才刚满十八。弟弟在镇上念小学，是全家的宝贝，什么好吃的都先紧着他。我从小爱读书，在县中学住校，成绩一直排在年级前三十。老师说我是考大学的苗子，可这话在寨子里没人信。在阿爸眼里，女娃娃读再多书，早晚是别人家的人，不如早点嫁出去，换一笔彩礼，还能帮衬家里。

那天放学回家，我老远就看到院坝里多了两只大红公鸡，堂屋桌上摆着酒和糖。阿妈搓着手迎出来，脸上堆着笑，又有点躲闪。我心里咯噔一下。果然，晚上阿爸把我叫到火塘边，说：“阿依，阿火家的儿子看上你了，托了媒人来提亲，彩礼八万八，明天就定亲。”我手里的搪瓷碗差点掉地上。阿火家我知道，隔了两座山，家里养了上百头牛，是附近最富的人家。可那个儿子今年都二十八了，前头死过一个老婆。我喊：“我不嫁！我要考大学！”阿爸的烟杆在桌角磕了磕：“考什么大学？女孩子家家的，读个初中够用了。你妈十八岁就嫁给我了，你阿姐二十岁嫁人，现在日子不也好好的？”我转头看阿妈，阿妈低着头，只说了句：“阿火家条件好，你过去不会吃亏的。”我心里像被冰水泡着。我知道他们不是为了我，是为了那八万八彩礼，为了给弟弟将来盖房娶媳妇。

第二天，阿火家的儿子真来了。他骑着摩托，后面跟着他爹，驮着一头杀好的猪，算是定亲礼。我一直躲在里屋没出去，隔着木板缝看。那人长得五大三粗，脖子上一根粗金链子，说话大嗓门，一进门就喊：“阿依呢？让阿依出来看看。”我吓得缩在墙角，心怦怦跳。阿妈进屋来拉我，说：“出去见见人家，打个招呼。”我死活不肯，阿妈叹了口气，出去了。外头传来阿火家儿子不满的声音：“怎么回事？看不起我？”阿爸赶紧赔笑，说我去走亲戚了。好不容易把他们打发走，我坐在床边，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掉。那天晚上，我给班主任李老师打了电话，一开口就哭得说不出话。

李老师是个汉族人，四十多岁，在我们县中学教了十几年书。他听了我的事，第二天就骑着摩托往寨子赶。山路难走，三个小时才到。他提着水果进了我家门，跟阿爸在堂屋里坐了一下午。他说我成绩好，将来能考上好大学，不比男孩差。阿爸闷着头抽烟，最后只说了一句：“寨子里的姑娘，没有谁念过高中。”李老师出来的时候，眼圈是红的，他拍拍我的肩膀：“阿依，老师尽力了，你爸说这学期读完了就不让你读了。”我站在院坝里，看着李老师的摩托突突突开远了，心里又凉又空。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绝望。晚上我爬到屋后山坡上，看着山下星星点点的灯火，心里想着要不就跳下去算了。可是我又想起奶奶。奶奶是寨子里最老的女人，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背驼得像一张弓。她年轻时也是十五岁就被家里人换了亲，嫁给爷爷，一辈子没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奶奶最疼我，总摸着我的头说：“阿依要好好读书，做个有出息的人。”我从山坡上下来，去了奶奶的屋子。奶奶坐在火塘边捻羊毛，看见我脸上的泪，她什么都明白了。她放下手里的活，把我拉到怀里，说：“阿依，你别怕，奶奶给你做主。”那晚上，奶奶给我讲了她年轻时候的事。她说她嫁过来那天，连爷爷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拜堂的时候一直在哭。后来爷爷对她还行，但苦了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我们彝家女人，苦就苦在认了命。”奶奶说，“可你不能认，你读了书，就要走不一样的路。”

定亲的日子定在彝历年后的第三天。那几天我像丢了魂一样，上课听不进去，晚上睡不着。阿妈把我过年的新衣裳都改成了红嫁衣的底子，天天在灯下绣花。我看着那团红，就像看到自己的血。李老师又来了一次，这次他带来了村主任和乡里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彝族妇女，穿着一身整洁的瓦拉，说话很和气。她坐在我家的院坝里，跟阿爸阿妈聊了很久。她说：“现在国家有政策，未成年人不能结婚，阿依还没满十八岁，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阿爸闷声说：“我们彝族几千年的老规矩，都是这样过来的。”妇女主任说：“老规矩也要跟着时代变。你看隔壁乡，去年就有个女孩因为早婚难产死了，才十七岁。你们忍心让阿依也走这条路？”阿爸不说话了。但彩礼已经收了，阿火家那边也放了话，说日子定了就不能悔，不然要赔双倍的钱。我们家拿不出那么多。那几天阿爸成天叹气，阿妈躲在灶房里哭。我想开口说要不我就嫁了吧，但奶奶拉住了我。

彝历年后的第三天，天还没亮，阿妈就把我从被窝里拉起来，要给我换上那件红嫁衣。我死死抓住门框，指节都白了。阿爸喝了一声，抬手要打，奶奶从里屋出来，挡在我身前，颤巍巍地说：“我看今天谁敢动我的阿依。”阿爸的手停在半空。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喇叭声，村主任带着妇女主任和几个穿制服的人进来了。妇女主任手里拿着一个红本本，对阿爸说：“这是未成年人保护法，阿依不满十八岁，这桩亲事不合法。彩礼我们已经和阿火家商量好了，今天就能退。”阿爸愣在那里，阿妈哭起来：“钱都花了，怎么退？”村主任说：“钱我们凑好了。”说着从包里拿出一沓钱，“这是全村的爱心，还有学校师生捐的，加上奶奶拿出来的，一共八万八，一分不少。”原来奶奶早就偷偷把自己的银手镯当了，又把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全拿了出来。李老师也站在人群里，远远冲我点了点头。

后来妇女主任带着村主任去了阿火家，把彩礼原封不动退了回去，还带去了乡政府的一纸证明。阿火家虽然不痛快，但知道违法的事闹大了没好处，就答应退亲。那天下午，我站在院坝里，看着那件红嫁衣被阿妈叠起来放进了箱子底。阳光照在瓦板屋上，我第一次觉得天那么蓝。回到学校后，我比以前更用功了。我知道，我能坐在这里读书，是奶奶的银手镯，是李老师的摩托，是村主任和妇女主任的红本本，是那么多好心人一分一分凑出来的。我不能辜负他们。

第二年七月，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寨子那天，阿爸蹲在门槛上抽了一整包烟，最后站起来说：“阿依，爸对不起你。”阿妈抱着我哭了一场，说：“以后你想读多久就读多久，妈再也不逼你了。”临走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背着书包走出院门。身后跟着阿爸、阿妈、弟弟，还有奶奶。奶奶拄着拐杖，一直送我走到寨口的老槐树下。她塞给我一包炒面，说：“路上吃，别饿着。”我转身走了很远，回头还能看见她站在树下，晨光把她的白发染成了金色。那一刻我告诉自己，一定要飞出这座大山。

后来我大学毕业，没有留在省城，而是回到了县里的一所中学当老师。每年开学，我都会去乡下走访，把那些读着读着就不见的女孩子一个一个找回来。我常给她们讲我的故事，讲奶奶的银手镯，讲那八万八的彩礼，讲那天晚上山坡上的星星。有一个叫阿洛的女孩，跟我当年一模一样，初三刚读完就被家里许了人。我去了她家五次，前四次都被她阿爸骂出门。第五次我带着妇女主任，还有她班上同学写的一本留言册去。她阿爸翻着留言册，看到女儿被大家叫做“最会讲故事的阿洛”，手抖了。最后他答应让女儿读完高中。现在阿洛已经上了高二，成绩很好，每次见到我都喊我“阿依老师”。

现在，寨子里送女儿读书的人渐渐多了。去年回去，阿妈也学会用手机了，隔三差五就跟我视频，嘴里念叨：“阿依，你在那边好好教书，别累着了。”我笑着点头，心里却想起我一直想说的那句话——我们彝族女人，不该只是山间的索玛花，一岁一枯，也该有自己选择季节的权利。这就是我的故事。我不怨阿爸阿妈，他们也是从小被那些老规矩泡大的，只是希望将来，寨子里的每一个阿依，都能像天上的雄鹰一样，飞到自己想去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