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一小伙癌症晚期，医生断言最多活俩月，结果小伙天天吃肉爬山

我是广东那个被医生断言最多活俩月的小伙子，今年三十二岁，在佛山顺德开了家小小的烧腊店。去年秋天我被查出肝癌晚期的时候，医生把我老婆叫到走廊，用那种怕我听不见又怕我听清的音量说：“做好心理准备，最多两个月。”我躺在病床上，透过门缝看到她蹲在墙根哭得直发抖，手里攥着的化验单都被捏烂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过这三十几年。我从小在城中村长，爹妈在菜市场卖鱼，凌晨三点就要去批发，我跟着他们摸黑蹬三轮，整个鼻腔里都是咸腥的鱼味。后来我学了烧腊手艺，自己开店，娶了邻镇做肠粉的姑娘阿珍，生了个女儿叫小满。日子刚有点起色，房贷还剩十五年，店租每个月八千，小满才刚上小学一年级。医生说最多活俩月，我算什么男人，连女儿明天的早饭都照顾不了？

第二天阿珍红着眼睛端粥进来，我一把掀了碗。她沉默着蹲地上收拾碎瓷片，手指头被划出血也没吭声。我凶她：“别在我这儿装可怜，我死了你正好带着小满改嫁。”她猛地抬头瞪我，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还是没说话。那天下午我最好的兄弟阿坤来医院，他开货车跑长途，晒得黑炭似的，进门就骂我：“你他妈还没死呢，摆什么死人脸？”我苦笑：“医生说我最多活俩月，我想出院。”阿坤一拍大腿：“出院！回我老家连州去，那边山里空气好，我陪你。”

其实我当时想的是，反正要死了，死在医院里太憋屈，不如回村里把爹娘留下的老屋收拾收拾。爹娘前年相继走的，老屋空着，院子里长满了草。阿珍不同意，她哭着求我留院化疗。我看着她说：“化疗也是多受罪，我想吃肉，想爬山，想最后舒舒服服过。”她拗不过我，帮我办了出院，但要跟着我一起去。我骂她傻，她说：“小满在寄宿学校，每个月我回去看她一次就是，你少跟我废话。”

连州那个山村我小时候去过，四面都是山，村口有棵大樟树。阿坤把他爹留下的的老竹床搬出来，搭在院子里。我头几天浑身没劲，走几步就冒虚汗，肋骨底下隐隐地疼，像有把钝刀子在慢慢剜。阿珍熬了稀饭，我吃了一口就吐了，说：“我想吃肉。”她愣了：“医生说你要清淡。”我瞪眼：“我都快死了，你还不让我吃口好的？”阿珍扭过头去，过了半晌，默默去镇上买了半只烧鹅。

那顿烧鹅我是爬着坐起来的，手抖得夹不住肉，干脆用手抓着啃。油顺着嘴角往下淌，我一边嚼一边流泪，那味道香得我恨自己这么晚才想明白。阿珍在旁边看着，也抹眼泪。阿坤说：“对嘛，大口吃肉才像条汉子。”第二天我让阿坤带我去爬山，他选了个缓坡，叫牛牯岭，海拔不到三百米。我走了五十步就喘得像拉风箱，坐在石头上干呕。阿坤递给我一根竹竿，说：“慢点，咱一天多走十步就是赚了。”

就这样，我每天早晨吃一碗阿坤从镇上买来的新鲜牛杂，或者一碟豉油鸡，配上白米饭，硬塞进肚里。中午爬一次山，下午在院子里晒太阳，听山上鸟叫。开始那十来天，我每天半夜都会疼醒，冷汗湿透后背。我盯着黑黢黢的房梁想，明天还能起来吗？但到了早上，闻到灶台飘来的肉香，我又觉得好像还能活一活。阿珍变着法做肉，白切鸡、梅菜扣肉、清蒸排骨，她说这是她爸教她的，以前她爸也是肝癌走的，走前就爱这口。我心里咯噔一下，没敢接话。

到了第二十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吐了。那天早上吃了一整碗牛腩面，还加了卤蛋。阿珍惊讶地看着我，我也惊讶地摸自己肚子，那地方明明还顶着硬块，但就是没那么难受了。阿坤说：“走，爬牛牯岭去！”我竟然一口气走了两百多步，站住时腿发抖，但没喘成狗。我站在半山腰，看到山下面的稻田一片黄绿，风一吹，那种稻香混着泥土味儿扑过来，我鼻子一酸，觉得自己像个活人了。

可事情没那么顺利。第三十天的时候，我接到小满班主任的电话，说孩子在学校摔断了胳膊。我连夜让阿珍回城去看孩子，阿珍不肯，我吼她：“你在这儿守着个将死的人有什么用？小满才多大？”她红着眼说：“那你答应我，别趁我不在的时候偷跑。”我说：“我能跑哪儿去？我跑也跑不过这病。”她走后，我一个人躺在竹床上，夜里刮台风，窗户吹得哐哐响。我爬起来去关窗，突然一阵剧痛从肝区炸开，我整个人栽在地上，手指抠着地板砖，疼得连喊都喊不出来。那一刻我害怕了，非常怕死。我想起小满出生时的小脚丫，想起阿珍在灶台前转身冲我笑的模样，想起爹娘走时我哭得像个孩子。我才三十二岁，我还不想躺进村后头那片黄土里。

等我缓过来，天都亮了。我满脸冷汗地坐在门槛上，阿坤推门进来吓了一跳，二话不说背起我去镇医院。镇医院的条件一般，医生给我输了液，又抽了血。结果出来时，那个老医生推了推眼镜说：“奇怪，你这指标怎么比上个月还好了点？”我不敢信，问他是不是搞错了。他说：“你最近在吃什么药？”我说：“我吃烧鹅。”他笑了：“那就继续吃。”

从那天起，我突然不把“死”字挂在嘴边了。我开始认真活着。我每天早上去镇上的早点铺吃猪肉肠粉，配一碗猪骨粥，中午自己在院子里用炭炉煮萝卜牛杂，放很多胡椒，辣得满头汗。下午去爬山，从牛牯岭换到更高的笔架山，要走两个钟头。村里人看见我都躲着走，背后议论说这后生胆子大，癌症还敢爬山。我不理他们。有一次碰到退休的老中医在山上采草药，他给我把了把脉，说：“你这病，三分在药，七分在心。心宽了，气血就顺了。”又指着我手里的烧鹅腿说：“不过肉也不能贪多，肥的多吃，瘦的管够。”

我那时候才真正明白，其实不是吃肉和爬山治了我的病，是吃肉和爬山让我觉得我还在过日子，而不是在等死。人一旦觉得日子尚有盼头，身上的力气就不一样了。我甚至开始研究烧腊新配方，打电话给城里的老伙计，问他们黑椒烧鹅怎么做。阿坤笑话我：“你都快成美食家还想开分店？”我说：“等我好利索了，回去再把店做大。”

第四十九天，阿珍带着小满回来了。小满胳膊上绷带还没拆，一进门就扑到我怀里哭，说：“爸，他们说你要死了，是不是真的？”我抱着她，摸她软软的头发，说：“你看爸这不好好的嘛，爸还吃了两碗饭。”她破涕为笑，从书包里掏出一张她画的画，画里三个人站在一栋房子前面，房顶上有烟囱，烟囱里冒出一颗心。我捏着那张画，半天说不出话。

第五十六天，我回广州复查。挂号、排队、抽血、做CT，整个过程我手心全是汗。阿珍攥着我的手，她说她比我紧张。结果出来那天，主治医生拿着片子看了又看，眉头皱着，我的心往下沉。他最后摘下眼镜问：“你最近做什么了？”我说：“就是吃肉爬山。”他轻轻敲了敲桌子：“肿瘤缩小了三分之一。虽然还是晚期，但按这个趋势，你至少能再撑一年以上，甚至更久。”他说这话时，我看到他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

我转身蹲在走廊里大哭，阿珍也跪在地上抱着我哭。周围的人都看我们，但我顾不上了。那一刻我想起这五十六天的每个早晨，想起自己大口嚼着肉时那股不服气的劲儿，想起爬到半山腰累得要死却坚持多走十步的那股倔强。我感谢那些肉，也感谢那些山，更感谢阿珍没有放弃我，感谢阿坤没有嫌弃我，甚至感谢那个断言我活不过俩月的医生——他没有说错，按常规来说我确实该死了，可我偏偏没按常规活。

如今快一年过去了，我还活着。烧腊店重新开了，我每天凌晨四点起来腌肉，上午十点开档，下午关门去爬我们本地那座小土山。阿珍在小满学校附近租了个小铺面卖糖水，日子紧巴巴的，但每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能坐在一起吃饭，我就觉得赚翻了。有时候我也会后怕，怕哪一天复发，怕突然倒在灶台前再也起不来。但我跟阿珍说了：“人不是活一辈子才叫活，是把每天当成赚来的，活一天，就值一天。”

昨天小满问我：“爸，你好朋友说的“俩月”是哪个月？怎么这么长啊？”我笑着弹她脑门：“是农历二月，闰月，多出来一个月赚的。”她信了，转头去写作业。我站在灶台边，看着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烧鹅，忽然想起村口那棵大樟树。我离开前，特意去树下坐了一会儿，树上落下一片叶子，正好掉在我手心里。我把那片叶子带回来了，夹在账本里。账本第一页写着我和阿珍结婚那天的日期，最后一页空白。我想，那片叶子什么时候碎了，我就什么时候不再记账。在这之前，每天都要有肉吃，有山爬，有阿珍和小满在灯下等着我。这样活着，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