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我在乌兰巴托开了一家小饭馆，来的客人大多是附近棚户区的女人。她们吃饭时总爱跟我聊天，聊着聊着就哭。我统计过，来我这儿吃饭的女人，十个里有三个，丈夫要么死了，要么跑了，要么跟死了没两样。
第一个常客叫策策格，三十出头，脸上却像五十岁。她丈夫三年前去韩国打黑工，头半年还寄过两次钱，后来就断了。电话打不通，托人问，只说“在工地”。策策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棚户区最边上，靠给人洗衣服过活。冬天水冷，她的手裂得像树皮。有一次她喝多了，跟我说：“我宁愿他死了。死了，我还能领点救济粮，还能名正言顺地哭。现在这样，我连哭都没资格，因为他还‘活着’。”
第二个叫巴雅尔，二十七岁，丈夫死在矿上。那是去年的事，矿主跑了，一分钱赔偿没拿到。她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在矿场门口坐了三天三夜，最后只等到一句“意外”。她把丈夫的旧衣服埋了，立了个空坟。她说：“至少孩子长大了，我能指着一块石头说，你爸在那儿。”可那块石头，连名字都没有。
第三个叫图雅，四十岁，丈夫酗酒，天天打她。她跑出来，在棚户区租了个小铁皮屋，靠捡垃圾过活。我问她为什么不离婚，她苦笑：“离婚？离了婚，孩子归他，我连见都见不着。现在这样，至少孩子还能偶尔来看看我。”她说，她跟守寡没区别，甚至更惨——守寡还有个念想，她连念想都没有，只有恨。
乌兰巴托的棚户区，一片连着一片，像草原上长出的毒蘑菇。这里住着多少女人，就有多少种“守寡”。男人去矿上，死了；去俄罗斯，冻死了；去韩国，失踪了；留在本地的，喝酒喝死了。还有的，没死，但跟死了没两样——整天躺在屋里，让女人养着，喝醉了就打人。
我见过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三个儿子，两个死在矿上，一个酗酒死了。她一个人带五个孙子。我问她怎么活，她说：“活？我早就不算活了，我只是还没死。”
蒙古国的男人，平均寿命比女人短了将近十年。这不是秘密，这是现实。可没人敢说，说了也没用。因为男人们不是死在战场上，是死在酒瓶里、矿井下、异国他乡的工地上。留下的女人，撑起整个国家。她们放牧、开店、洗衣服、捡垃圾、当保姆、去中国边境倒腾货物。她们养孩子、养老人、养自己，还得养那些没死但废了的丈夫。
平均每五个女性里就有一个守寡。这个数字，不是统计出来的，是我们自己数出来的。因为每天都有女人来我饭馆，坐下，叹气，说：“我男人又没消息了。”然后埋头吃饭，吃完抹嘴，继续去干活。
你说，这样的蒙古，还剩下什么？
只剩下这些女人，和她们那点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希望。她们像草原上的草，被风吹，被雪压，被羊啃，可春天一来，还是拼命往外冒。因为不冒，就得死。可冒出来，又有什么用呢？下一场风，下一场雪，还在等着。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女人？你觉得她们该走，还是该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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