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关系恶化的两大根源

2017年12月，特朗普发布任期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一次在官方层面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不仅给中国贴上“修正主义国家”标签，还指责中国试图塑造一个与美国利益与价值相悖的世界，取代它在印太地区的地位。这是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转向“竞争”的转折点。即使此后政党轮替，竞争的重点会有变化，但这一战略并未改变，双方在经贸、科技、人才、价值观、地缘政治等领域激烈博弈。

2019年3月，欧盟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第一次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竞争对手”，认为中国在推广替代性的治理模式。实质否定了2003年达成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此双边关系持续恶化，并大有中欧关系中美化的趋势。

美、欧几乎同时对华政策转向，当然不仅仅是跨大西洋政策的某种协调，本质上是东西方关系的真实反映。其根源有二。

第一，双方没有了共同的战略利益。

决定大国关系的是彼此的战略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安全层面。

冷战时，虽然东西方文明差异很大，价值观更是南辕北辙，经济交流更几乎为零，但欧美却相继对华伸出橄榄枝：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5年中欧建交。因为各方有共同的安全威胁苏联。

但苏联解体之后直到现在，虽然东西方仍然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如核不扩散、反恐、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控乃至最新的人工智能风险，但都不是共同的战略利益。全球各国都面临这样的挑战，而非东西方专有。

第二，双方的国家利益有战略冲突。

大国之间即使没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但只要没有战略冲突，仍然可以相安无事，并不会视对方为对手和威胁。冷战结束后直至2017年，东西方就处于这个状态。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弱小构不成对西方的挑战再加上西方在实力的支撑下自信满满，不仅认为它可以通过接触改变中国，还认为这是借全球化把自己的实力迅速转化为切实的利益和权力。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大行其道的原因。

当然中国是一个和平的文明，其经济还停留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和西方形成互补也都是重要的原因。

但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欧美深陷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大大改变了双方的实力对比，也由此出现了战略冲突因素。

美国从其文化和历史经验来看，认为中国强大之后必然寻求霸主地位，必然在亚洲成为主导性国家，这是对它国家利益最大的战略威胁。于是从2010年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计划到2020年把60%的海军舰艇、60%的本土以外空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到后来完全放弃接触政策转向遏制。

虽然美国同样面临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从互补转向竞争，但并非中美交恶的主因。

欧洲由于不再是世界霸主，且和中国相隔遥远，它和中国的战略冲突与美国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欧洲更希望捍卫西方的统治地位和制度模式。这除了西方中心论之外，也因为今天欧洲的国际地位更依赖软实力和规则。它认为中国的成功必然会提供一个替代方案：即中国在治理模式、经济体系和发展道路方面向世界提供其他选项，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挑战了欧盟的利益、价值观和影响力。从根本上讲，它无法接受一个中国占居主导地位的世界。

二是随着中国不断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迈进，双方的经济关系从互补转向竞争，同时双方的贸易不平衡达到其难以承受的程度，欧盟没有一个国家和中国是顺差。虽然这根本上由于欧洲自身竞争力下降造成的----成本高、效率低、创新能力弱，但后果却可能摧毁欧洲的工业基础，并冲击欧洲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由于欧洲不追求霸权，因此经济利益的战略性要高于美国。

以上这两大因素，使得欧洲认为西方面临的极右民粹主义崛起、经济困境都和中国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特朗普崛起是美国内部和中国这个外部因素共同造成的，欧洲极右政党的崛起也是如此。

三是俄乌冲突。欧洲视俄罗斯为当下最大地缘政治威胁。但俄罗斯却是中国唯一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国，是对抗美国遏制最重要的力量。中国不可能为了欧洲而放弃俄罗斯。因此中国的中立立场----这也是新兴国家的共同立场----就令欧洲难以接受。

当然仅就中欧之间，还有两个因素也助推双方走向对立。一是美国因素：历史上看，中美和中欧关系有正相关性，中美关系好，中欧关系也好，中美对抗，中欧也会亦步亦趋。二是台湾因素。欧洲密集打台湾牌是2019年确立中国为“系统性对手”框架之后的事。由于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因此在恶化中欧关系上作用突出。

不过中国对待欧美是有差异的。对美国毫不犹豫以打促谈以谈促和。对欧洲则立足于能谈就谈，以谈判和合理的让步来化解问题，以稳住双边关系。双方于10月在北京就贸易摩擦达成阶段性共识就是如此。原因在于中美战略博弈是主要矛盾，中欧是次要矛盾，欧洲尽管不可能站到中国一边，但和中国维持斗而不破的关系、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中欧冲突的性质和烈度与美国也不同。美国是要阻挠中国发展，全方位遏制，欧洲则更倾向于维护自身利益，聚集具体问题。

历史上看，东西方多次为友也多次成为对手，今天的状态也不会长期持续，只要上述因素发生变化，双边关系自然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