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我军俘获国军一司令，毛主席专电指示：务必给他戴上镣铐！

这道命令看似严厉，却不是针对一名普通败军将领。康泽长期从事特务和组织工作，曾主持过特务系统事务，在国民党内部以手段强硬著称。对解放军而言，他不仅是襄阳守军的指挥官，也是一个与战乱、镇压和秘密活动紧密相连的人物。

襄阳之战爆发前，康泽并不算真正的军事将领。1947年，他奉蒋介石之命从海外回国，随后被派往襄阳，担任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这个任命让不少国民党将领感到意外，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尤其不满。

白崇禧曾对身边人说：“康泽是搞特工的，怎么能指挥作战？”他的副参谋长赵援也提醒，康泽带到襄阳的司令部人员，多数熟悉的是特务工作，不懂大兵团作战。把那套做法搬到战场上，迟早会出问题。

这番判断，很快得到印证。

1948年6月，豫东战场局势骤变。解放军攻克开封后，国民党军各部调动频繁，华中方面急于抽调兵力救援。刘邓大军抓住其部署分散、彼此脱节的空隙，在东洪桥、段庄一带截击援军，使襄阳外围的国民党军更加孤立。

襄阳并非一座凭空失守的孤城。此前，老河口、谷城等地相继被解放军攻克，康泽部署在外围的部队被逐步击破。原本准备退入襄阳的残部，有的被截断，有的失去联络，连什么时候覆灭，城内指挥部都没有掌握清楚。

康泽面对的，是一个不断收紧的包围圈。他既弄不清解放军的具体番号，也判断不出进攻方向，只能一面向白崇禧求援，一面直接向蒋介石发电，请求派兵解围。

问题在于，襄阳当时没有能够供大部队空运降落的机场。临时修建来不及，少量部队即便送到，也难以改变战局。蒋介石复电后，康泽只得放弃外围山地，退守城垣，依托工事等待援军。

命令很明确：再坚持一两天。

可援军始终没有出现。

7月中旬，解放军完成对襄阳城的合围。经过炮火准备和周密侦察，突击部队选择城防薄弱处实施突破。7月16日凌晨，解放军从北门附近登城，迅速打开突破口，后续部队随即涌入城内。守军阵地被分割，指挥系统很快失去作用。

康泽在混乱中负伤。他曾试图化装突围，也曾躲入隐蔽处，最终钻进尸体堆里装死，企图等到援军到来后再伺机脱身。但襄阳城内的战斗已经结束，所谓援军没有出现，他的藏身之处也被解放军发现。

7月17日，康泽被押送到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刘伯承、邓小平随后接见了他。院子里人多，参谋人员挥手让其他人退开，只留下必要人员。康泽见到两位旧相识，显得十分局促。

邓小平对他说：“不要紧张，请坐。”随后又提到彼此多年未见。康泽低声回答：“我惭愧，没想到会有今天。”

谈到襄阳失守，康泽承认，城内火炮受到压制，守军伤亡很大，警卫部队也所剩无几。他说自己曾多次尝试突围，却始终没有成功，最后只能藏起来求生。

刘伯承问：“情势这样危急，为什么不继续请求增援？”

康泽回答，老河口、谷城失守后，他已经多次向蒋介石和白崇禧求援，但得到的答复只是坚守城垣、等待援军。说到这里，他情绪失控，失声痛哭。

这场谈话，揭开了襄阳守军失败的另一面：并非没有发出求援电报，而是国民党军内部调度混乱，外围部队各自为战，最高层的命令也无法变成实际兵力。康泽擅长秘密工作，却缺乏统筹战场的能力；当战局需要果断机动时，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上级救援上。

邓小平随后向他说明解放军的俘虏政策，表示俘虏不会被随意杀害，只要接受教育、改过自新，仍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康泽此后被送往后方，后来进入功德林接受改造。那道要求加镣铐的电报，针对的是他的特殊身份与过往经历，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俘虏实行教育改造的政策。

襄阳一战，城池只守了数日，暴露出的却是指挥体系、军心和组织能力的全面崩塌。康泽从特务系统走上战场，最终在自己最不熟悉的作战领域失去了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