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以载道——史书般的明清家具

亮格方角药柜 榆木 17—18世纪 黑漆彩绘圈背交椅 榆木 17—18世纪 无束腰竹节纹炕桌 黄花梨 17—18世纪

◎辛言

展览：知境寻源：明清家具文化艺术展

展期：至11月15日

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中国传统家具，从不是单纯的实用木器。它是东方哲学的物质载体，是华夏礼制的空间锚点，更是无数匠人匠心的书写。走进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知境寻源：明清家具文化艺术展”，迎面而来的并非冰冷陈设，而是一部可触、可感、可读的史书。展览将百余件明清家具置于时空坐标中，通过“室宇安设”“备物致用”“制器尚象”三重递进，引领观众探寻从“物”到“境”、从“技”到“道”的跨越。

可居、可游、可赏、可敬

第一单元打破博物馆将器物“孤悬”的陈列模式，致力于将家具还原至真实生活场景。在中国古代，家具从不是孤立物件，而是空间构成的骨架，是划分、引领并塑造人类行为的核心要素。策展人通过家具聚散组合，将文人、士绅乃至普通民众的生活情景，牵引至观众眼前。

文人雅集场域，是古代士人精神世界的具象投射。展区复原的明代文人书斋场景中，黑漆彩绘圈背交椅以其悠然弧线引人注目，通体髹黑漆，雕饰处填以朱色，两色对照，于润泽漆面下愈显深邃。椅圈倾斜舒缓，扶手作鲶鱼头状，为长时间抚琴或赏玩古物者提供更为契合生理曲线的倚靠。一旁的一对南官帽椅则呈现截然不同的美学——造型温婉，线条圆润含蓄，契合文人“正襟危坐”的仪态。在此，家具不再是物件，而是参与文人“寄情幽怀”的密友。观众置身其间，几乎可以想见当年文人可居可游、挥洒才思、品鉴古玩的风雅画面。

静室耽书的个体修行场域，则呈现另一种沉静的力量。屏风作为中国古典家具中极为特殊的一员，兼具隔断、遮蔽与借景的功能。展出的黑漆彩绘座屏，屏芯绘缠枝花卉与湖石禽鸟，色彩虽历岁月剥蚀仍显妍丽；两侧立柱内侧开榫，底座饰三块镂空绦环板，雕饰卷枝瑞花纹，精美异常。这并非单纯的室内装饰，在书院或书斋中，它能于“物我两忘”的深层研读间辟出一方静谧天地。

配合展出的《朱子家训》款地屏，更将这种空间场域提升至伦理与家国的高度。地屏正面朱漆行草大书“福”字，笔势开阔沉厚；背面则以工整小楷满书《朱子家训》。这不仅是家具，更是悬挂于厅堂的道德标尺与家风图腾，潜移默化间规范着家族子弟的日常起居与为人处世。

最令人震撼的，当属祭祀空间的精神塑造。祭祀是安顿信仰、维系宗族伦理的核心仪礼。展区内，家具形制与陈设完全超越日常实用功能，升华为严肃礼仪器物。三弯腿带底座供案，桌面虽留香火熏染的深色薄漆，但雕工考究，气势沉稳古拙；下方高束腰三弯腿火盆架依《鲁班经》规制打造，六足圆炉式为经典器型，束腰处环刻曲尺纹，腿足端部如意状祥云托泥层次分明，烘托出祭祀场景的庄重。家具自此成为连接世俗与神灵的桥梁。

审美、伦理与自然观

展览第二单元将视线从空间布局转向器物本体的物质表征。明清家具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巅峰，在于其在满足“实用”的基础上，将“审美”与“德行”具象化，通过造型、材质与纹饰，体现了师法自然、阴阳相济、崇文重教的东方造物智慧。

师法自然与材质尊崇，是本单元最突出的视觉特征。中国古典家具极为讲究木材本身的美感，展品中既有黄花梨等名贵硬木，也涵盖核桃木、榆木等民间良材，更包括对自然形态的极致模拟。数量可观的仿竹家具，清晰勾勒出明清文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精神追求。

竹制靠背椅与竹节方桌，以坚硬的木质精准复现了竹节的粗细过渡与自然生机。馆藏珍品无束腰竹节纹炕桌尤为精妙——主体结构虽为直枨加矮老的经典制式，但真正惊艳之处在于边抹、四足乃至直枨、矮老，皆雕琢出逼真的竹节纹。四足略作弯曲，蓄意模仿饱经风霜的竹根形态；拦水线更由一窄一宽两根“竹材”构成。这种“以木拟竹”的做法，既保证了稳固性，又投射出极具地域特色的文人雅趣。

格物致知与医者仁心，也是本单元的重要叙事线索。在古代，家具不仅关乎陈设，更关乎民生福祉。展厅中一件典型亮格方角药柜，采用上下可拆卸结构，上端亮格配以雕饰仿古铜器纹样的浮雕卷口牙子，下方为精细抽屉系统。其形制方正规范，抽屉拉手各具形态，内部层级严格划分，足见中医对药材分类储藏的严密逻辑。

阴阳相济与道德教化，在家具装饰与铭文中得到广泛体现。束腰三弯腿半圆桌以可分可合的设计，传递“和合共生”的文化内涵，束腰处缠枝纹与万字纹简洁利落；而著名的三弯腿方角柜，更是文物与家史的交汇点。柜体后背及两侧文字清晰记录这对家具是父亲为六岁儿子留下的纪年遗物，柜门内侧镌刻着“喜欲精神爽，思多血气衰。少饮不乱性，忍气免伤财”等劝诫之言。在墨迹与雕刻之下，家具化作延续家族智慧的传承载体。

文化交融中的转译与印记

第三单元将视域引向更为深邃的历史长河与文明互鉴。家具的形制与纹样远非个人审美的浅层表达，更是历史信息、民族交往、宗教传播和时代变迁的忠实信使。“制器尚象，即体成式”，即通过器物之“体”，探察其背后蕴含的法则与范式。这一单元聚焦家具中那些看似隐晦的“符号”，揭示中华文明在吸收外来养分后，逐步完成本土化风格转型的壮阔图景。

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在家具腿部造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件极为罕见的翘头架几案，展现了辽金时期北方契丹与女真民族的生活气息与审美风尚。此案上刷厚实黑漆，透空雕饰游牧民族所钟爱的祥禽瑞兽——驮小儿、衔灵芝的狮虎鹿及孔雀等形象，动态饱满、生气充盈。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其四足状如倒悬鸟头，立于贴地的小球托子上，形态与佛教中的“金翅鸟”（迦楼罗）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异域风情与中原家具的端庄内敛形成鲜明张力，实证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对中原木作工艺的深刻影响。

异域文明的传入，不仅见于游牧民族的家具造型，更深刻地体现在宗教文化与日用器物的融合之中。一件朱黑漆药龛屏堪称典范——将佛龛与药柜的功能合一，柜体髹饰黑红双色漆，镂空区域外围设有可抽拉的药屉系统，同时满足“礼佛祈福”与“储药医疗”的双重功能，反映了明清时期佛教信仰与世俗生活高度融合的社会现实。

本土形制的“微言大义”与木作一体，展现出家具作为文化母体的延续性。家具在古代并非孤立的技艺，它与中国传统建筑大木作体系有着无法分割的结构因袭。展厅中一件四柱架床，腿足缩进、梁架出头，其结构逻辑与大型建筑的梁柱体系一脉相承，使家具在承重之外获得严密的结构美感。而龙衔灵芝纹方型圆角柜，门板上部浮雕卷云龙纹，龙身蜿蜒、姿态威严，下部紧跟如意纹，将外露门轴与高浮雕工艺结合，形成显著的地域特征，成为认知特定时期民间工艺流派的珍贵物证。

在匠心中寻源，在器物上见史

“知境寻源”，这四个字不仅是展览的题目，更是一场文明对话的密码。通过三个层层递进的单元，展览将具象的明清家具植入一个涵盖造物哲学、伦理纲常、空间场域与民族交融的宏大文化坐标系中。

沧海桑田，木头终将老去，那些曾经璀璨的朱漆会剥落，严丝合缝的榫卯会松动，精雕细琢的纹饰会蒙尘。然而，诚如展览前言所言，“家具是匠师造物的物质呈现，更是古人对艺术境界的不懈追求”。我们在此次展览中看到的，是先民们对“日常”的敬畏、对“精神”的坚守，以及对“融合”的开放胸襟。

大到恢弘的围屏与架案，小到精细的药屉与扶手，每一件家具都如同历史的坐标，凝固了明清时代的经济繁荣、社会伦理与精神风貌。它们以无声的语言，昭示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与“精神超脱”的精妙平衡。走出展厅，我们所应带走的不仅是视觉上的古雅震撼，更应是对物我同构东方智慧的体认。这场展览，让沉默的木头重新发声，让现代人在触摸历史脉络的同时，重新审视自身的生活格调与精神归处。

图源/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