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27日深夜,广东大厦内,阳春市市长曾威斌突然“失踪”,一场围绕他的生死骗局正在悄悄展开。
陪同曾威斌的司机只记得,市长在餐厅接了一个电话,随后匆匆离开。电话打不通,传呼也没有回应。偏偏这时,副市长杨启周打来电话,询问曾威斌去了哪里。
司机慌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回答已经被办案人员刻意安排,正一步步传到真正的幕后人物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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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时分,曾威斌主动打来电话,让司机到大厦二十二层见面。司机赶到后,曾威斌只说了一句:“有人要杀我。”
这不是故意失踪,而是警方与曾威斌共同设计的诱捕行动。几天前,广州警方抓获两名劫匪。审讯时,两人交代,除了一起绑架案外,他们还接到过一桩杀人委托,目标正是即将赴广州参加会议的阳春市市长。
供词中的雇主,指向了杨启周和市财贸办公室副主任林启菊。案情重大,警方没有立即打草惊蛇,而是通知曾威斌配合调查,让他制造出“已经遇害或被控制”的假象。
杨启周误以为事情成功,便准备支付余款。可他没有亲自赴广州,而是把装有现金的钱交给林启菊,安排她前往三寓宾馆。林启菊抵达后,等来的不是接头人,而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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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杨启周的电话,她只能按照警方要求回应:“事情已经办妥,钱也交了。”杨启周听到这句话,似乎已经放下戒心。4月2日,他照常参加阳春市公路局会议,甚至显得格外轻松。会议尚未开始,警察便出现在现场,将他带走。
一名副市长为何要对市长下手?表面看,是职位之争;往深处看,则是权力、工程和利益纠缠到了一起。
阳春于1994年撤县设市。杨启周此前担任副县长,原本对市长职位抱有期待。曾威斌出任市长后,杨启周成为常务副市长,位次仅在市长之后。按常理说,这已是重要职务,但他并不满足。有人向他道贺时,他曾冷冷回应:“喜从何来?”
矛盾真正激化,发生在公路改扩建工程中。杨启周担任相关工程负责人后,成立沙石公司,要求工程使用指定材料,并试图提高预算。原本每公里约四百万元的造价,被计划提高到八百万元,相关费用还要通过摊派等方式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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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威斌起初没有立即介入,直到发现部分资金被用于公路建设指挥部的吃喝开支,才在领导班子会议上公开提出压缩造价。这一表态,直接触碰了杨启周的利益。
“到手的肥肉”被拦下,杨启周由不满转为怨恨。根据案件材料,两人此前还考虑过调离、设局、制造车祸等办法,均未奏效,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买凶行刺上。
林启菊在其中承担了联络和资金方面的角色。她与杨启周长期关系密切,在地方政商圈中颇有活动能力。两人一个掌握行政权力,一个善于周旋筹款,逐渐形成相互利用的关系。
行动并非一次完成。有人假冒拥有巨额资金的海外商人,以投资为名接近曾威斌;3月14日,曾威斌曾被约到宾馆,但察觉对方举止异常,借故离开。林启菊当时也在附近等候,行动因此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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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失败后,杨启周把希望寄托在曾威斌赴广州开会的机会中,却被广州警方提前截获线索。原本准备杀人的计划,反而变成了当场收网。
案件继续侦办后,调查范围又牵出了阳春市委书记严文耀。曾威斌由他提拔,但两人在工作中分歧不断,关系逐渐恶化。办案材料显示,严文耀并非局外人,后来也因涉嫌故意杀人于1997年7月6日被拘留。
对严文耀的调查,还涉及受贿和财产来源不明问题。警方查出,他及其亲属账户中有数额巨大的存款,其中包括收受的港币和逢年过节所得款项。面对调查,他一度否认知情,但相关证据不断汇集,辩解难以成立。
一桩针对市长的谋杀案,最终撕开了当地权力运作中的多重裂缝:职位竞争只是引线,工程利益是火星,失去约束的权力和彼此勾连的关系,才让一场官场冲突走到了生死相搏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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