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一场烧掉十几架飞机的大火,最后烧掉的却是一个特务头子的仕途。
更荒诞的是,那个仕途终结的人,和纵火本身毫无关系。
他的罪名,是把纵火案查成了烟头失火。
南昌机场大火发生的时候,蒋介石正把全部心思压在第五次围剿上。
1934年前后,国民政府砸了大量财力购置飞机,专门用于对苏区的轰炸和侦察任务。
航空力量在那个年代还是稀罕物,一架飞机的造价折算下来相当于一支步兵营几个月的军饷,而南昌机场这一把火,烧掉的绝不只是几架飞机的壳子。
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当即让邓文仪去查。
邓文仪在当时国民党内不是个普通人。
他是黄埔一期出身,蒋介石的亲信圈子里人称十三太保之一,早在1930年代初就开始主导特工情报工作,南昌调查科就是他一手创立的。
这类人做调查,按理说比任何人都更有能力把真相摸清楚。
结果邓文仪给出的结论是:烟头引燃,意外失火。
这个结论一出,案子本来就要压下去了。
调查权威给了定性,上面的人不想深追,下面的人也没有动力翻案,事情就这么过去,似乎顺理成章。
只是有人没让它就这么过去。
案子的调查经过和真实情况被人透露了出去,消息在外面传开,舆论立刻沸腾,各方纷纷质疑:一场烧毁了这么多军用飞机的大火,怎么可能只是一根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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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舆论压力下,把案子交给了杨永泰重查。
杨永泰这个人,和邓文仪是截然不同的路子。
邓文仪靠的是黄埔嫡系出身和特工资历,杨永泰靠的是脑子和手段。
他是政学系的核心人物,长于谋略和政治运作,蒋介石在那几年把他当首席幕僚用,凡是需要动脑子的事情,多半绕不开他。
杨永泰接手案子之后,把整个调查翻了个遍,查出来的东西和邓文仪的版本完全对不上。
真相是这样的:大火的源头指向当时的航空署负责人徐培根。
徐培根在任期间存在贪污问题,担心事情败露,于是用纵火来掩盖账目上的漏洞。
这个结论让蒋介石陷入了一个没有好出路的处境。
徐培根不是无名之辈,他在空军建设上有一定资历,更关键的是,航空事务那段时间由宋美龄亲自过问,徐培根和这条线有直接关联。
真要顺着纵火案一路往下追,最终绕不开宋美龄那边。
蒋介石没有往那个方向走。
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不追纵火的人,追查案的人。
邓文仪做出了错误的调查结论,这是事实,责任说得过去,罪名也好安。
于是蒋介石以调查失职为由,免去了邓文仪的全部职务。
这一撸到底,不是降级,是直接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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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仪被撸之后,他一手创立的南昌调查科随即并入了戴笠主导的体系。
戴笠后来把这套情报架构发展成了军统,但调查科出来的那批人始终是外来的,算不进戴笠的嫡系。
后来流传的一种说法,《潜伏》里陆桥山背靠郑介民却始终升不上副站长,和这段历史渊源不无关系调查科并入军统的时候,戴笠从来没有真正把那批人当自己人。
邓文仪在这件事上的遭遇,往难听了说是替人背了锅,往客观了说,他给出那个烟头失火的结论,本身也不是完全被冤枉的。
一个真正独立调查的特工头子,不可能查不出纵火痕迹和人为迹象,把一场明显的纵火包装成意外,要么是能力问题,要么是态度问题,这两种解释都不比失职好听。
仕途上的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没有真正结束。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
邓文仪在关键时刻站到了何应钦一边,支持出兵进攻西安。
西安事变最后以和平方式收场,何应钦那条主战路线被证明是错误判断,邓文仪的选择也彻底断送了他在蒋介石眼中最后一点残余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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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机场大火烧掉的那些飞机,后来很快被新购置的机型补上了缺口。
但邓文仪创立的那套情报系统,并入戴笠体系之后,究竟有多少东西被真正继承、有多少被暗中瓦解,这件事到现在还没有人完整地梳理清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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