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在新疆当兵，上海某机关到我们连队选兵，教导员一眼瞄中了我

86年在新疆当兵，上海某机关到我们连队选兵，教导员一眼瞄中了我

我叫顾新华，今年六十二岁，江苏南通人，退休前在上海一家事业单位做到了副处级。每次填履历，学历那一栏我从不含糊地写“高中”，因为我知道我的底细：我一个苏北农村出来的小子，能坐进上海的办公室，靠的不是文凭，是1986年新疆戈壁滩上那声点到我名字的一嗓子。标题里那句话，是我这辈子的转折点，我原原本本讲给你听，顺便讲讲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如今想想，桩桩件件都像上辈子，可闭上眼，风沙还在耳边响。

先说我是怎么去的新疆。1984年冬天我高中毕业，考大学差了十一分，家里穷，复读的钱凑不出，我爹蹲在门槛上抽了一晚上旱烟，第二天说，去当兵吧，当兵管饭，还能给家里省一张嘴。1985年3月我入伍，分到新疆，具体地方不能说太细，反正火车坐了四天三夜，过了嘉峪关以后，窗外的绿一年比一年少，最后整个世界就剩下两种颜色，土黄和天蓝。我们连队驻地在一个山口子底下，一年里八级以上的大风要刮一百多天，冬天零下二三十度，夏天太阳一出来晒得头皮发麻。新兵头三个月，我哭过，不敢让人知道，晚上蒙在被子里哭，想家，想得胃疼。

可哭完了，日子还得过，兵还得练。我们连是工程保障连，除了队列、射击、体能这些共同科目，还要学工程机械、学测量、学施工。我这个人，书没考上，可念书时攒下的那点底子还在，连里发的教材，别人翻两遍丢一边，我把技术手册抄在废图纸背面，晚上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连里搞文化补习，教员是个从城市入伍的下士，他教得吃力，我听得认真，一来二去他让我给其他战士代课，我成了连队半个“小教员”。连里黑板报也是我包的，团里汇操比武的文字材料也让我整理，我自己那时候并不知道这些在领导眼里记了账，我只当是能者多劳，多干活心里踏实。

到了1986年秋天，事情来了。那天我记得清楚，九月末，戈壁滩上已经开始凉了。连里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有一批地方单位的同志要来选人，让我们全连整理内务、搞一次摸底。我们一开始以为是例行的征接或者慰问，没当回事。后来消息一点点透出来，说是上海某机关，要通过部队挑几个政治可靠、文化底子好、能写能算的战士，退伍后充实他们的岗位。那个年代，这种事有个说法叫“选兵”，条件卡得极严：政审要过硬，文化要考，人要机灵，字要拿得出手。一个连百十号人，去的名额，就一个。

来的是三个人，两男一女，穿便装，说话客气，眼睛毒。他们先看了全连的内务和板报，然后翻看了我们的档案和训练记录，接着搞了一场考试，考语文、数学，还有一篇作文，题目我到现在记得：《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我写的是我班长，一个甘肃兵，探亲归队时在火车上让座背了一位大娘三站路，回来谁也没提，是我从他那双磨破的鞋底看出来的。我写他不是因为想煽情，是因为我到部队两年，最服的人就是他。考完试，那三个人在连部待了一下午，第二天没动静，第三天还是没动静。我们私下议论，说八成黄了，名额这种东西，说是从连里选，说不定人家早就在别处内定了。

第四天早操后，连长吹哨，全连集合。上海来的三位同志站在队列前，那位年长的男同志说话带着很重的上海口音，他先客气了几句，然后说，这次来，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要向部队的同志们交个底。我们看了三天，档案看了，卷子看了，也找你们指导员、教导员聊了每一个进入视野的同志。他顿了顿，说，定了，就是三排的那个顾新华。

全连齐刷刷看向我的那一下，我这辈子忘不了。我在队列里腿都是软的，脑子嗡嗡的。散了以后我跑去找连长问，连长笑骂，说你小子还问什么，政审、文化、班长鉴定，三头都是硬的。后来我才一点点拼出那三天里发生的事，尤其是教导员的那一份。我们团里的教导员，姓陆，四十多岁，戴眼镜，平时不苟言笑，战士们背地里叫他“陆铁面”。上海来的同志第一天翻档案，翻到我那份的时候停了一下，问这个战士的高中成绩不错，怎么没考大学。陪着的干部顺口答，家里困难，没复读。第二天，陆教导员专门把三位同志请到连部，做了一件让我受用一辈子的事：他没替我说一句好话，他只是把我两年里写的黑板报照片、给连队整理的训练材料、代课的记录，还有班长给我写的鉴定，原原本本摆了一桌子，说，你们看材料，我不插话，这个人怎么样，纸上有，人也在这儿，你们自己看。上海那位老同志后来跟我说，他们跑了七八个连队，见过不少连队干部使劲推自己看着顺眼的兵，把话说得天花乱坠，唯独你们教导员，一个字不替你说，全让白纸黑字自己说话。他说，就是这一桌子东西，让我们把名单上的另两个名字划掉了。

接下来是政审和体检，一切顺利。可是就在这时候，出了岔子，这个岔子，才是这个故事里我最想讲的部分。名额定下来之后，我班长，就是我作文里写的那位甘肃兵，被另一个也来选兵的团直属单位看中了，人家要调他去学驾驶，将来转志愿兵。转志愿兵在那个年代是什么分量，当过兵的都懂，等于端上了铁饭碗，农村兵做梦都想的事。可是那个调动批文下来的时候，出了个阴差阳错：我们连当年出去的名额总共就两个，一个是上海选兵，一个是他这个，文书抄录的时候抄岔了，把他报成了“上海选兵合格”，把我这边漏报了。等发现的时候，批下来的程序已经走了一半。连里急了，有两个解决法子：一个，按报错的走，他去上海，我留下；一个，重新打报告纠正，但时间赶不上人家单位要人，两个人可能都黄。那天晚上，班长把我拉到营房后面的沙梁子上，塞给我半包烟，说，新华，我听说了。我说班长，这不是咱俩能定的事。他蹲在沙地上抽了三根烟，站起来说了一句，我记了一辈子。他说：我文化低，字写得像蟹爬，去了那地方，坐办公室，是把一块料搁错了地方。你不一样，你是笔杆子上料。这个事，我明天跟连里讲清楚，名给人，得给到能长出东西的地里去。第二天他真去找了连长和教导员，要求按原定方案纠正，他放弃上海那边重新报名学驾驶。教导员发了火，说这不是你让不让的事，程序上必须纠错，谁该去谁去，军人不搞这一套。最终文件纠正过来，班长如愿去学了驾驶，后来他真转了志愿兵，如今在甘肃老家，儿女成器，前年我们视频，他喝多了，还说，新华，你看，我这方向盘握得，不比你的钢笔差。

1986年底，我退伍，揣着一纸介绍信去了上海。走的那天，戈壁滩上下着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全连送到营区门口。陆教导员跟我握手，就说了一句话：到了地方，忘了谁，别忘了你是从哪个连队出去的。我说记住了。其实那时候我没完全懂这句话，要到后来很多年，我在机关里遇到难事、遇到诱惑、遇到可以糊弄也可以认真的岔路口，我才一次次懂：他说的不是荣誉感，是底线，一个部队出来的兵，别让人家回头指着部队的番号摇头。

上海的头几年，是真苦。我一个说惯了苏北话、喊惯了口令的人，坐进办公室，先是听不懂上海话，再是不会用打字机，写材料被科长改得满纸红。我住机关的单身宿舍，一张床一张桌，晚上别人下班了，我把档案库房里十年前的旧文件翻出来学，学人家怎么谋篇、怎么措辞、怎么把一件事的来龙去脉理干净。第一个春节我没回家，年三十在办公室值班，我给教导员写了封信，他回了八个字的电报式短信：稳住，慢慢来，别慌。我这辈子从一而终的长处，就是能熬，这大概是部队给我的最大一笔存款。熬了五年，我成了科里写材料的主力；熬到第十年，我带的徒弟都能独当一面了；再往后，职务一级级上来，1998年抗洪那阵，我们单位对口支援的文件材料，连续熬了十几个通宵，就是我带着两个年轻人顶下来的，交上去，领导没改一个字。那天夜里我在机关楼下抽完一支烟，忽然特别想新疆，想那片戈壁，想陆教导员那一桌子白纸黑字。

教导员后来转业回了内地，九十年代末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信，再后来电话，再后来他年纪大了，前年走了。他家里人整理遗物，在他的笔记本里发现一页，记着连队历年出去的兵的去向，我的那一栏写着：顾新华，上海，机关，踏实。就六个字。他家里人拍照发给我，我对着手机看了很久。班长、连长、那些戈壁滩上的老兵，一个个都在这册子上。我忽然明白，当年那一眼“瞄中”，瞄的从来不是我这个人，是一桌子材料后面那个一笔一划写字的新兵，是部队培养出来的、可以被信任的东西。

如今我退休了，头发白了，儿子在上海成家，我带孙子，教他的第一句话不是英语，是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整齐，答应人的事要办到。去年我跟当年的老连长、班长几个还聚了一回，酒过三巡，班长说，新华，你这辈子最感谢谁？我想了想，说了三个：那个替我把材料摆上桌子的教导员；那个把机会让出去的班长，就是他本人；还有那个时代，那个年代给一个农村孩子留的那道窄门，门窄，可它开着。现在回想1986年那个秋天，那个站在队列里腿发软的二十岁青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人生里最大的一步已经迈出去了。我把这段故事写下来，不是为了讲我混得怎么样，我这一辈子官不大、钱不多，普通得很。我讲它，是因为这样的故事如今不会再有了，那种一桌子白纸黑字、一个字不替你多说、一句“名给人要给到能长出东西的地里”的岁月，过去了。过去了的东西，得有人记着。我记性好，就我来讲这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