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收入两百亿，日均手术800台，世界上最大的医院竟在中国郑州

你能想象吗？

一家医院一年收入冲到两百亿，每天刀光剑影地做800台手术，全球规模最大的医院不在纽约、不在伦敦，居然就坐落在中国内陆城市郑州。

不过说起中国医院的传奇故事，还真不能只盯着郑州这一家，要讲清楚其中的门道，还得先把时间拨回百年之前，从中国近现代医学的另一座丰碑——北京协和医院说起。

提起当前中国医疗水平最高、技术最为先进的医院，北京协和肯定在备选名单里，而且极有可能名列第一。

对于许多身患重病的患者来说，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北京，整夜排队，就为了拿到一个协和专家门诊的号，或者等上一张床位。

那么协和医院到底是怎么创建的？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事儿。

随着晚清国门走向开放，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变得合法化。

为了招募更多信徒，不少传教士本身就带着医生身份，想用现代医学的科学来吸引民众。

他们以教会的名义，在中国各地建立了大量医院和学校，其中就包括协和医学院。

1906年，美英五家教会团体共同创建了这家医学院。

到了1915年，协和医学堂因为经费紧缺难以维持，被迫变卖所有权。

自此，协和就跟大洋彼岸的美国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搭上了线。

洛克菲勒发迹多年之后,一位颇有远见的顾问盖茨建议他把精力转移到慈善事业上。

盖茨一直对中国怀有浓厚兴趣，曾经向洛克菲勒建议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

为此，他们先后在1909年、1914年、1915年三次派出考察团来华考察。

尤其是最后一次，还请来了两位世界顶级教授：一位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另一位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弗莱克斯纳。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正是前两年因为实时统计新冠病毒在美国死亡人数相对客观真实，被世界多国广为引用的那所大学。

经过专家全方位考察之后，最终决定收购协和医学堂，并改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

为了给新学校选校址，美国人打听到清朝铁帽子王之一豫亲王多铎的直系后人、末代豫亲王端镇穷困潦倒，为谋生正在变卖祖产豫亲王府。

美国人果断出价，最后豫亲王府以15万大洋的价格卖给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

基金会拿到豫王府的土地之后，又在原址上修建了协和医院。

1917年9月，北京协和医学院举行奠基仪式，1921年正式落成。

如今位于协和医学院门口的石狮子，还有那些大楼的绿瓦，就是当年北京豫王府的遗存。

从协和医院初创，到1941年因为战乱被迫关闭，这一时间段应该说是协和的黄金时期。

尤其是1924年，他们迎来了一位重量级患者。

那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将国体改为执政府体制，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途中孙中山在天津肝病发作，12月底到达北京之后病情急剧加重，需要入院治疗。

由于孙中山早年学医，深受现代医学影响，而北京协和医院又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现代医学院，拥有顶尖的设备和外籍专家，因此选择在此诊治。

可惜孙中山已进入肝癌晚期，用中医的话讲就是病入膏肓，手术解决不了问题。

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医生又在他身上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镭元素放疗，但这次放疗也没多大效果。

在种种手段都碰壁之后，宋庆龄、孙科等家属，还有张静江、汪精卫这些党内高层一致决定，让孙中山转入中医治疗试试。

治疗半个月后，孙中山与世长辞。

由于他生前是基督徒，在正式丧礼之前还为他举行了基督教追思仪式，仪式就在协和医院的礼拜堂举行。

仪式结束后，灵柩才被抬到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之后移灵到西山碧云寺暂厝。

也就是这几年，协和医院还摊上了一桩口舌官司。

1926年，梁启超发现自己尿血的症状久久不愈，于是前往协和医院就诊。

检查后发现他的右肾出现异常，在医生建议下，梁启超选择手术切除。

但切除之后梁启超并没有痊愈，身体状况还是不好。

1929年1月，梁启超去世。

他的死引来了社会广泛关注，尤其是当时的名医伍连德——就是1910年东三省闹鼠疫时作为清朝中方代表前往主治那场鼠疫的那位——他看了梁启超的化验报告单，又看了切除下来的肾脏样本，认为病情根本没严重到需要把肾切除的程度，这是一场过度医疗。

陈西滢、徐志摩、鲁迅等人也都在报纸上唇枪舌战，讨论西医到底能不能取代传统医学。

本来这就是梁启超是否存在过度医疗的争论，可到后来却越传越邪乎。

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作品《梁思成与林徽因》中笔误，把"梁启超不应该割肾"错写成了"梁启超割错了肾"。

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在出版回忆录时又抄录了费慰梅的作品，把"割错肾"的笔误也写了进去。

这一来地球人都知道了"梁启超割错肾"的段子，让协和医院承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

直到前些年，人们再次调查协和存放的梁启超病例，才知道"割错肾"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但故事实在太引人关注，以至于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着这段错误的历史记忆说事。

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

1933年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虽然瓦解了日本进一步染指中原的阴谋，但自身伤亡惨重。

此时中国军队尤其是西北军这些杂牌部队，还没建立起完善的军医保障体系，不少士兵受伤之后连止痛药都是汤药、中草药。

为此，协和医院生理学科主任林可胜教授开始训练协和的住院医生以及各级学生，组织医疗救护队，奔赴长城古北口、密云等地开设诊所和手术室，救治前线伤患，受惠者数以千计。

这段战地医疗经验，给后来全面抗战的医疗救护工作提供了宝贵借鉴。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开进北京城，协和董事会讨论是否要像北大、清华那样南迁，最终因种种现实考量否决了南迁计划。

日本人也忌惮协和的美国背景，没有过多为难。

时任卫生署署长、同时也是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的刘瑞恒被国民政府紧急征召，成立卫生勤务部。

1937年9月，刘瑞恒与林可胜决定整合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疗资源以及滞留武汉的医疗人员力量，组织救护总队和分队，成立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

培训当中大部分教学人员都出自协和医院，这个训练所为后来中国军队建立起完备的军医体系打下了基础。

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的厄运也随之而来。

日美宣战之后，日本兵包围了整个协和医院，设立警戒线，禁止所有人出入。

日军还闯进校长住宅，把正在吃早餐的胡恒德校长扣押，另两位在协和的美国人也一同被带走，此后在日本监狱里被关押长达四年之久。

山河沦陷让协和陷入停办境地，部分学生不得不逃亡，直到抗战结束才返回学校。

根据美国人的记录，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建设北京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的过程中，总共投入了48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多亿美元。

这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海外单向拨款当中数目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慈善援助。

百年协和的故事讲到这里，让人感慨万千。

而把目光拉回当下，中国医疗版图上还有另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存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这家被网友戏称为"宇宙第一医院"的巨无霸，日均手术800台，年手术量轻松突破30万台次，床位数一度冲到1.2万张，比不少发达国家一国的总床位还多。

2020年年营收达到218亿元，相当于太阳升起到落下，账户上就入账6000万。

门诊大厅里全年无休上演着"春运式"的拥挤，有的医生甚至创下过一上午接诊170人的纪录。

这头巨兽的崛起，源于一场长达十年的疯狂扩张。

曾经的掌门人阚全程引入企业化管理思维，一套"收治越多奖励越丰厚"的绩效机制让医院像兴奋剂一样狂飙。

医疗队被派往河南各县做义诊，实则深度挖掘病源，亿级人口的河南患者像铁砂一样被磁石吸向省会。

但硬币的另一面也随之显现——原副院长王家祥、原负责人阚全程先后因违纪违法被查，依靠规模扩张构建起的繁荣，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内部腐败风险。

而现在，风向变了。

随着医保按病种付费改革的推进，过去那套靠多检查、多开药、多收病人赚钱的粗放模式走到了尽头。

运营仅一年多的西院区宣布停诊，全院总床位数主动砍掉近半。

这头巨兽正在被迫瘦身，试图从追求"全能"的庞然大物，转型为专攻疑难重症的"特种部队"。

那个以床位数为荣、以日门诊量为傲的时代正在翻页。

从"最大"到"最强"，一字之差的背后，是中国医疗体系一场痛苦而深刻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