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消费什么」，为何总是能引起争议？

今天想大胆来聊一聊穷人的消费、尤其是领取社会福利的人的消费，总是引起争议这个话题。

早在一年前，我就经常刷到的一类帖子，一些讲述自己生活窘迫的人，在分享生活细节时，比如说到吃泡面，就会有人在评论区说：「穷人根本不可能吃泡面，都是吃挂面的。」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穷人是怎么生活」的讨论，而讨论演变成争议甚至引发一边倒的声讨，是当穷人领取助学金，或者这个家庭是低保户时。

过去几个月，互联网上接连出现了三个关于「穷人消费」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贫困生因为连续37天喝9.9元瑞幸，被同学举报。

当我进行事实核查的时候，发现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信源（例如事发学校、媒体追踪报道）能确认它的真实性，但网友的反应却是很明确的，喝咖啡就是能引起很大的网络争议。

另一则事件是真实的。9 月初的时候，一位网友发帖说自己的低保户表妹去香港看演唱会，导致家里的低保资格被取消了。发帖人问表妹哪里来的钱，她说是自己做力气活加上省下来的补助。

9 月 7 日，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对此作出回应，确认了确实有低保户女孩自行前往香港看演唱会这件事，但纠正了「取消低保资格」这个信息，目前正按照程序对当事人的家庭进行核查。

截至目前，还未有后续。这个事情在网上也吵得不可开交。

这两件事的共同点是：受助人、年轻女性、消费习惯。

最后一个新闻，刚好结合以上应激点。

也是在 9 月上旬，一名 IP 属地为甘肃嘉峪关的网友发帖，他自称高中数学老师，姓姚。

他连续五年资助一位家境困难的女学生，但后来决定停止资助，在他提供的两人短信来往截图里，他声称停捐的理由是女孩使用 iPhone17pro max，且女孩浓妆艳抹，穿着「凹凸有致」。

9月11日，嘉峪关市公安局发布了警情通报，经核查，整个故事是姚姓男子的自导自演，并非真实事件。

这三个关于「受助人」消费故事里，每一个都非常典型。它们有的真假难辨，有的属实，有的虚假，但都共同指向一个讨论是：一个穷人，尤其是受捐助的穷人，怎么生活才是合适的。

早在 2016 年，公众号上就有这样的讨论了。

当时有人认为要看对方用于这种被社会看来是比较奢侈的消费时，花的是什么钱，是不是自己挣来的，以及当事人家庭是否真的本身是困难的，不能简单地下定论。

另一种是认为绝对不能进行这类消费，否则就算不上真的贫困，浪费了公共资源，有可能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

十年过去了，讨论还是没有任何进展，仍然只有阵营。

所以，比起「该不该」「能不能」的问题，我想，我们或许可以拓宽一些，或者往回退一步，来聊一聊，社会对于穷人的想象，以及我们身处的这个消费社会，是怎么影响我们作出价值判断的。

最后，也可以讨论看看，关于「穷人失格」的争议，还可以走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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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可以聊一聊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是：一个人一旦被标记为穷人，那么ta的消费行为，就会受到更多审视。

2020 年，两位哈佛商学院的研究者 Serena F. Hagerty 和 Kate Barasz 共同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主题为《社会许可消费中的不平等》（Inequality in socially permissible consumption）。

他们在研究开头展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当叙利亚难民被拍到上岸时手里拿着智能手机时，引发了社交媒体网友对他们的羞辱；而美国的一位政治人物也曾斥责过低收入者购买 iPhone，而不是把钱用于医疗保险的行为。

福利领取者也会因此购买被视作「奢侈」的食品，而遭到指责，比如有机农产品或者海鲜。

我们在开头分享三个新闻事件，也都与「福利领取」有关。

或许在许多人看来，低保、助学金等等这些都原本都是一种公共财政的钱，公众当然有权进行监督，捐助同理。

但这个研究进一步发现，即使低收入者花的钱不来源于捐助或者社会福利，人们依然会更容易对穷人的消费产生要求和负面看法。

为了避免争议，我想在分享实验细则前先明确两个前提：

一是什么人可以算低收入者？我们无法确立一个明确的收入数额，因为每个人对于贫穷的感受是不同的，说起「穷」，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形象浮现。

另一个前提是，我们无意通过实验来进行表态——受助者的消费是否应该受到限制。

我们仅仅想聊一聊这种社会心理，以及社会对于「穷人消费」的审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研究提出了一个叫做「许可消费」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对于别人购买某种东西是否可以接受，是否觉得必要。

他们一共做了 11 个实验，共有 4179 名参与者。

第一个实验是这样的：

研究者在地铁站招募了 200 名参与者，平均年龄 31 岁，分成了两个组，然后虚构一个叫 Joe 的人。

一组人被告知 Joe 是低收入者，一组被告知 ta 是高收入者。

研究者告诉两组参与者， Joe 抽奖抽到了一张 200 美元的礼品卡，ta 用这笔意外之财买了一台平板电视，注意，这笔钱是意外来的，不属于救济金，也不是向别人借。

结果是，当大家认为 Joe 是低收入者时，会更倾向于认为 ta 的消费是不负责任、如果能买别的更好；同时面对高收入者 Joe ，大家会觉得 ta 更配得上购买这个电视机，ta 是理性的。

通过这个实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对于「穷人」购买在大众看来，偏向于消遣、奢侈的物品时，是会比高收入者遭遇更多「不必要」的评价的。

那如果，这个购买决定不仅是「奢侈消费」呢？

他们把实验范围扩大到了更「实用」的婴儿安全座椅，并把测试范围扩大到美国CPI（美国劳工统计局消费者价格指数）统计中的大量日常消费。结果依然存在：同样的消费决定，只要购买者是低收入者，就更容易被认为「不应该」。他们得到的消费许可接受度都会更低。

所以，不仅是电视机，或者咖啡这种消费对于穷人来说不应该，而是，我们对于一个「消费品」，判断它是否可以买，应不应该买，都反而是依据于「谁来购买它」，而非它本身的客观性。

之后，他们还把这种安全座椅的刚需性产品，扩大到了住房需求。

他们列举出 20 项住房条件，让 402 名平均年龄为 39 岁的参与者，其中女性占比 50%，来判断这些条件里，哪些对一个家庭是必要的。

结果显示，同样的住房属性，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参与者会觉得，这些条件不那么必要。

比如，在「社区安全性」「靠近医院」等健康安全需求上，大家都觉得高收入者更需要。

还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人们认为低收入家庭购置房产时靠近公共交通（比如地铁公交）的必要性，竟然低于高收入家庭的「房屋外观好看」的必要性。

也就是说，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在旁观者的想象里，一个人的「需要」似乎也跟着下降了。

而这种「有没有必要买」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低收入更没必要买，它更多限制在「旁观者」心中的「不必要」这个框架里。

就比如说，翻盖手机不被认为穷人不该买，反而会觉得 ta 买这个的必要性是高于有钱人的。

于是对于穷人的消费行为这个议题，我们就有了下一步可以追问的东西，它不再仅是「穷人能不能买贵的东西这种价格问题」，而是进一步走向了，在社会大众眼里，「穷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

而大众对于穷人该过的生活的想象，是很贫瘠的。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实验，我们会发现，这个贫瘠是一种物理性，而不是精神性的意涵。

这种贫瘠的想象，会带来一个很实际的不平等结果：那就是，在哪怕能给穷人更多资源的情况下，大家也宁可给他们更少。

我们来看最后两组实验。

第一个实验邀请了 201 位参与者，平均年龄为34.75岁，女性占比64.2%。

他们被提供了一个假想资源分配：现在要给社区里一名低收入者或者高收入者送一张礼品卡，他们可以选择 100 美元的食品杂货礼品卡，或者价值更高的 200 美元电子产品礼品卡，至于购买什么电子产品，没有指向性。

结果，当接受礼品卡的是低收入者时，只有 25% 的人愿意给 ta 这价值 200 美元的礼品卡，而当接受礼品卡的是高收入者时，有 53% 的人愿意把这 200 美元给 ta。

也就是说，为了确保一个穷人把资源花在大家认为更「必要」的地方，人们甚至愿意少给 ta 100 美元。

当研究者调整实验条件，邀请 200 名平均年龄为 36 岁的参与者，为他们提供两张同等价值为 200 美元的购物卡，其中一张是食品卡，另一张是电视卡，同时告诉参与人，接受礼品卡的人明确想要一个电视。

结果显示，当对面是穷人时，只有 73% 的人愿意尊重受助者意愿，超过 1/4 的人仍然坚持认为低收入者应该给 ta 食品卡。

到这里，所有的实验就都做完了。研究人员当然无法、也无意回答这个问题：低收入群体，尤其是福利领取者，对自己获得的公共资源，拥有多大程度的自主权？

我也无法回答贫困生能喝哪个价位的咖啡，是否可以喝咖啡，因为人们对于「什么是低收入者的必要消费」的判断，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独立于消费者身份的标准。

我希望可以通过这篇研究和大家一起思考的，是这样一条路径：

由于社会对于「穷人需要的东西很少」的这种普遍的理所当然的想象，于是低收入者、福利领取者能消费的范围因此受到严格限制。

这种限制会导致的第一个不公平结果是——社会未必会根据实际有多少资源来给予他们帮助，而是会根据觉得他们适合什么而进行帮助，于是宁可给他们更少。

第二个不平等结果是，由于社会价值观里，穷人被允许的生活方式的范围是很狭隘的，于是他们做点什么，都容易被认为是越界。

一个消费行为，放在低收入者、受助者身上，比起其他阶层、其他人群更容易转化成道德问题。

而这种我们无法制定「全球统一」标准的困难，使得穷人消费有着高度不可预测的道德冲突。

于是，这种只要添加一点点要素，就可以被包装成流量故事。比如喝咖啡、考雅思、做美甲、买苹果手机，故事有真有假，但引起的大众反感是无法消除的。

大量这样的故事生产，真真假假中，又进一步加深，「会有人浑水摸鱼」「有人骗捐」的公众印象。

这种公众印象又恶性循环地反过来让公众认可「确实应该严格地限制受助者、低收入者的消费选择，避免他们浪费资源」的合理性。

而我们作为「大众的一份子」，可能就会成为流量的一环，被无知无觉地拐进这套叙事陷阱里。

接下来想要来聊一聊的是，在这些事件相关的评论区里频繁出现的一种现象，是当大家去讨论穷人，尤其是受助人该不该进行某种消费，许多人会下意识的拿自己去比较，会想这个消费自己能不能轻易产生。

有人月薪五千，有人月薪两万但背房贷养孩子，有人拿助学金，但他们会被抹除其他的个人经历和生活状态，直接放到一个具体的消费品里去比较。

评论区常有的态度，大多是「我工作多少年都没有出过境，低保户先出境了，怎么可能算得上贫困」，或者是我还看到一个贫困生打算拿助学金来交雅思报名费，打算以后做语言方面工作。评论区说的是「即使我出国，都觉得雅思是很贵的一笔开销」。

这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相对剥夺心理，是大家在比较某一个具体的消费行为后，会觉得自己才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尤其在经济上，有那种强烈的不安。

在《照料你自己》一书里，作者袁光锋就提到，现代社会中「弱势感」成为很多人一种重要的自我体验。《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网友中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则达到 73.5%。

弱势感的体验，不再出现在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里，也会出现在都市白领，知识分子等人身上。

但是比惨更多是一种主观上的社会比较，而我们国家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上，以及低保户的认定中，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考核，比如家庭里有多少劳动力、房产和负债情况，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等。

而江西省 2024 年发布的《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评估办法》第二十四条，明确将出国或出境旅游、就医列为可以认定存在高消费行为的情形之一，她是否知晓这条规定我们无法查证，总之结果就是，她确实违规了。

至于国家对困难学生的认定中，关于消费部分的书写则没有具体到某一个消费品，表述仅为「消费金额、结构是否合理」。

这个说法很好理解，如果精确到消费什么，那真的是拉不完的表格了。

但人类历史上，真的出现过一条非常明确的标准。这份标准或许是最符合许多人认为的「贫困户」应当有的生活标准：

1834年的英国济贫法改革里，有一个后来被称为 less eligibility 的原则。它规定，接受救济者的整体生活条件，不能和社会中最底层、依靠劳动生活的人一样好。

一个最穷的劳动者能过怎样的生活，在这里明确地成为了一个受助者能过的生活的最高标准。

当我们在评论区思考自己过怎样的生活时，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对比，受助者没有在劳动，而我在劳动，我不领救助，我在过怎样的生活。

在这里，正在工作、劳动的我，不仅是挣钱的人，交税的人，还是有道德资本的人。

几年前，有一本在中国很火的书籍，来自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他里面就讲到了关于社会福利领取，与工作伦理，与消费的关系。

在他看来，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生产者社会往消费者社会的转型。

生产者社会是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社会概念，那时候为了把人从个体劳动者赶进工厂，成为服务工厂生产的一环，「工作伦理」被发明了出来。

工作伦理的核心价值观是：人必须工作，不思进取是可耻的，工作是人类的正常状态，参与工作是人的责任。

济贫法的 less eligibility 的原则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社会对社会福利领取者才会出现「必须低于最贫穷的劳动者」这样的要求。

因为不工作的人，尤其是不参与社会工作的人生活越不幸，越贫困，就会让那些有工作的人，哪怕领着最微薄工资，也会因此觉得工资不至于无法忍受。于是「工作伦理」的价值观也就更好维系。

生产者社会相信的是「谁劳动谁有价值」，但我们现在这个过渡期，逐渐叠加了「谁消费谁有价值」的新标准。

进入消费社会后，我们不再歌颂工作的意义，而更喜欢歌颂金钱，一个再让人难以忍受的工作，只要钱多，就可以。

有了钱就可以消费，消费来决定你是谁。

在消费社会，新穷人诞生了，「贫穷不仅限于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它也变成一种社会和心理状况，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衡量标准。如果无法达到这些标准，人就会痛苦，烦恼，自我折磨。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无缘。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随之而来的是怨恨加剧。」

即使是在最没有消费能力的贫民区，人们仍然无法抵御作为一个不合格消费者的耻辱，像周围人一样的标准是不行的，因为得体的标准已经被确定了，它来自杂志、社交媒体、电视广告。

这个过渡回答或许可以回答两个问题。

一个是作为旁观者，非直接利益冲突者的大众，因为也深受消费社会那种「体面生活源于购买怎样消费品」的影响，于是自己会产生心灵上的痛苦。

消费社会不仅是让你购买所需要的东西，而是不断制造新的消费需求，让你觉得拥有了才是更好更正常的生活。

这导致了普遍的痛苦，因为现在科技进步后，这个社会已经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也意味着人们既要面对永无止尽的消费需求，同时还要面对工作岌岌可危的现状。

而消费社会并不会按照收入水平，生活现状，对社会的付出，是福利领取者还是工薪族，来给不同的人分发不同版本的欲望。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一只脚迈入消费社会里，无法脱离这个消费社会的价值标尺而存在，为了营造某种印象，或避开某种印象，都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行为。

这便是我们的共同困境。

我相信，关于「贫困者消费」的类似事件还是会不断的发生的。那每一次发生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保持沉默呢？还是说真的一定要找一个地方去站队呢？

我想提供另一种面对这一类「贫困议题」的可能。

2014年，英国推出了一档节目叫做《benefits Street》，翻译为《福利街》，它是一部观察式纪录片，跟拍一个街区里居民在某段时间里的日常生活。

而这个街区特别的地方，是这里的很多家庭都在领取某种形式的社会福利，所以你可以在节目里看到所谓的「穷人」是如何生活的。

节目第一集播出之后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批评者形容它为「poverty porn」，贫困色情。因为它把穷人或者福利领取者的生活进行了一种带有猎奇和窥视感的呈现，甚至是把少数极端、戏剧性的个体经历放到了「福利领取者」这个群体的代表位置上。

我们都不陌生这样一种营销——真人秀节目在播出的时候，为了可以引起更多讨论的话题，会建立相应的「话题标签」，在社交媒体上吸引大家一起参与讨论。这个节目也是如此。

争议类似「她没钱买吃的，却拿着iphone 5s 坐在那里？」还有更多冒犯性、辱骂性和评判性的言论，主要集中在节目中人物的外貌、生活状况或态度上。

这些其实和国内现在每播出一个真人秀的时候，微博或者小红书会有那种情况一样。

一般大家有反对意见，可能就是在节目的这一话题下进行观点的表达，或者是反驳那些我们觉得不对的评论。

但是针对福利街这个节目，英国一个叫做 Stephen Reid 的人，进行了一种新的行动。他开发了一个网站，叫做 parasite street （寄生街），用来回应《福利街》第一季。

这个网站的首页写着：「想象一条不同的街道，它不在英格兰中部城市贫困的郊区，而是在首都富人云集的中心地点。」

它在网站上放了一张地图，地图上布满了互动按钮，每个按钮会弹出一个窗口，概述 2008 年全球经济衰退后英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比如，其中一个问题是避税。

这个网站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图表，比较了对富人的补贴成本和福利欺诈的成本。他把关键数据提炼出来，用大圆圈和小圆圈的视觉对比，来表达自己的核心观点，那就是节目所呈现的穷人福利欺诈，与更大规模的富人获利、税收规避等问题相比，实在是太小了。

图片来源：Stephen Reid，Parasite Street（2014）。

注：图中数据为2014年网站使用的统计口径，不代表当前英国财政状况。

除此之外，网站上还有 5 条预设推文，你可以直接点击分享按钮，你可以一键转发。其中一条写道：「让我们理清轻重缓急——补贴富人的成本是福利欺诈的54倍！」

总之，这个开发者还做了许多事情，来让自己的网站被更多人看到，它慢慢带来一个变化，当网友讨论《福利街》这个节目的时候，也会带上寄生街一起讨论，甚至有人会说，让寄生街上热搜吧。

人们的一部份注意力从穷人是否在进行福利欺诈，转移到富人阶级的浪费、避税等问题上。

这个行动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在于，他并不完全在「福利街」原来的话题标签下进行讨论或者争论，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话题标签，一个新的词汇，去引导人们关注新的角度。

他也不去论证，穷人不是这样的，你们这个节目有问题等等。而是用那种「你说的这个问题也许存在，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难道不是另一个问题吗」的方式，来制造新的讨论点。

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完成了针对这一节目的「反话语行动」。

我们今天聊穷人，富人，聊什么时候才能不怕受助者浪费公共资源，很多时候是出于一种好心，担心资源太少，应该真正放在确定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也许要直到社会的财富积攒到一定程度，整个世界都很有钱了，我们才能更松弛地去面对这些争议。

这让我想起，三个月前我曾采访过复旦大学的谢晶老师，她新出版的《平等悖论》一书中，有一个章节的名字叫：无限进步能带我们走向平等吗？

进步能促进人的处境变好，这是毋庸置疑的，至少我们不会再像奶奶辈那样，可能吃都吃不饱。

但是我们要怀疑的是这个「直到很有钱、直到到某一个超级富裕阶段」，究竟真的会到来吗，还是说以进步之名，让人能够心甘情愿接受不平等。

如今，全球粮食总产量足够养活全球人口，但仍然有7亿人吃不饱。在公共教育领域，我们逐渐远离文盲时代，因公共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多人都可以识字了，但我们现在却也越来越多讨论，为什么重点大学里的贫困生逐渐消失了。

她写说：「为什么一方面消费主义驱使我们在满足了温饱之后去无限度地追求舒适和享受，但另一方面，面对在温饱线以下挣扎的群体，我们可以声称这是因为进步和发展还不够--这两者难道不是相互矛盾的吗?」

我觉得这也可以拿来回应我们的担忧，我们可能以为要到财富足够多才能不忧虑资源被滥用，但可能这个前提从一开始，就是要打问号的。

在思考穷人这个话题时，我看了新上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电影里我有一个让我触动的情节，是那些美国大兵去到伊拉克之后，他们会说伊拉克的这些小孩，生下来就是恐怖分子。他们会举例说，当地的这些小孩 7 岁就会拿着枪杀人了，他们是天生的恐怖分子。

因为当地战争不断，有很多小孩从小接受的就是一种仇恨教育，背负的就是复仇的使命。比起天生的恐怖分子，你能感觉到，他们更像是不得不走上那条路。而当他们真的这样做了之后，就再一次加深对这个地区人们的印象。它就像一个死循环一样。

在贫困这件事上也有类似的困境。当我们提起贫困污名的时候，这种污名不仅仅是他们遭受到的负面评价，它同时也会带来预期污名和自我污名。

图片来源：《欢迎来龙餐馆》

当「穷人该怎么生活」的想象被固定化的时候，它反过来，对那个真实在生活的人是会产生具体的影响的。

比如 ta 会觉得我不配过某种生活，或是当我试图想摆脱的时候，我会预想自己必定会遭受更多的非议和污名，那 ta 可能就会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又或者，破罐子破摔地接受那些向自己袭来的种种争议。这对一个真实的人本身是一种巨大的不公平。

我们看过许多电视剧，它要么是《暖春》那样的，穷人很苦很善良，要么是另一个极端，穷山恶水出刁民。

但还有许多非常细小，在「恶」与「善」之间，穷人的复杂，穷人的欲望，穷人的多样与失格需要被书写。

想到我小时候，去亲戚家玩，对方拿出一根雪糕送给我，但我记得父母对我的告诫：「我们家虽然穷，但要穷得有志气。」我不敢伸手接住那根雪糕，一个劲儿地摇头说不要，不想吃。

那或许就是最早期的，穷小孩的自我规训。

本期引用资料：

1

Serena F. Hagerty & Kate Barasz (2020).

Inequality in socially permissible consumption.（《社会许可消费中的不平等》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25), 14084–14093.

2

Inglis, G., Jenkins, P., McHardy, F., Sosu, E., & Wilson, C. (2023). Poverty stigma,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 rapid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贫困污名、心理健康和福祉：定量和定性研究的快速回顾与综合》）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3(4), 783–806.

3

Feltwell, T., Vines, J., Salt, K., Blythe, M., Kirman, B., Barnett, J., Brooker, P., & Lawson, S. (2017).

Counter-Discourse Activism on Social Media: The Case of Challenging “Poverty Porn” Television.

（《社交媒体上的反话语行动：挑战『贫困色情』电视节目的案例》）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CSCW), 26(3), 345–385.

作者 / 米花 仙草

编辑 / Kitty

设计 / 土

音乐 / Brian Eno - 11 (Remastered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