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这样的“自由派”，在大陆还有很多

文 | 天书 褐色鸟群

蔡康永在台独顽固分子沈伯洋的竞选会场手持加油棒打CALL十天后，国台办作出了回应，表示在大是大非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由于蔡康永一直以来的人设并非传统的“偏蓝”或“偏绿”，而是“民国贵族遗老”，对两边都保持距离，所以台湾方面，这次如前民进党人，政治名嘴郭正亮出来替蔡康永说话，说他出现在沈伯洋的竞选会场并不是因为支持，而是因为好奇。

但不论如何辩解，就如我方所说，这种行为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以现在的岛内民粹极化氛围以及日趋紧张的台海和国际形势，对于还在大陆赚钱的台湾娱乐圈群体，如果不严格的在统独问题上进行人人过关，个个表态，类似的事情只会或明或暗的继续出现。

大陆这边，蔡康永事件发酵后，零跑等相关合作品牌方迅速进行了谴责和切割，也没有知名人物或媒体自媒体等公开替蔡辩解。至于与其合作关系深厚的《奇葩说》马东和其他相关人物，以及爱奇艺平台，都选择了沉默式切割。还有把蔡康永称为偶像的罗师傅，在被网友们围观了几天后默默删除了之前的采访视频。

有些人觉得蔡康永藏得深，以至于他之前这些合作者都没想到他会干这事。从现实来说这可能吗？起码对奇葩说这个集齐了各种土味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LGBT，港独分子等等奇葩“知识精英”的圈子来说不太现实。搞不好私下里蔡康永就算没主动提这方面，也会有人主动往这方面扯。

郭正亮在给蔡康永辩护时说他是“自由派的中立选民”。如果从思想成色上来说的话，这个自由派前面，说好听点得加个“古典”或“田园”，说不好听的就得加个“土味”。

从蔡康永成名以来的言论，以及在大陆参与《奇葩说》之后，他和《奇葩说》这个圈子的整体表现来说，这帮人的确是透着一股浓浓的土味自由主义气息。比如自由主义者有个很欠的毛病就是，喜欢拿自由当模糊和骑墙的理由，总觉得敏感问题上自己可以过界，但你不能当真，比如第二季冠军邱晨在被爆出支持港独后就说什么“媒体立场不代表个人”。

相当程度上来说，《奇葩说》这个节目出现过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可以说是思想自由化年代的症状在今天的一种延续。对《奇葩说》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其中不少知名人物都是从世纪前后的国际大专辩论赛出来的明星选手。在那时的国内高校的辩论圈子，尤其是参加国际辩论舞台的圈子中，自由主义思想是相当盛行的。

辩论这种活动在当时来说，从形式到议题，本身就与冷战胜利结算后的西方知识话语体系有密切关系。国内高校学生参与国际辩论，从整体上看属于是那个时代国内知识精英界拥抱西方知识话语的一种形式。只不过这种拥抱还有着知识精英的体面和矜持，追求在智识上实现“我用你的话语体系打败你”，不像后来的模联类活动搞成了阶级筛选器和全球中产预备队。

像国际大专辩论赛，从历届辩题看，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议题的擂台也不为过。国际大专辩论赛由新加坡方面首创，后来央视与新加坡方面合办。那个年代国内与新加坡的合作在很多方面都被认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很抽象的是，虽然新加坡这个地方可以说跟自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就因为是亚洲国家的西化样板，所以在国内的土味自由主义者眼里也变成了一种圣地。

不光大陆，新世纪前后在香港，台湾，新加坡三个“华人小龙”当中，新加坡也处于鄙视链顶端位置，像97之前大把香港人移民新加坡。这说明在现实中，往往只要你有钱，就有了自由的定义权。

国际大专辩论赛衰落后，《奇葩说》于2014年乘势而起。马东，蔡康永，高晓松这些上世纪文化精英遗老，爱奇艺这种互联网新贵，加上当年的两岸明星辩手们，三方在商业反应上确实是天作之合。这样的组合加上《奇葩说》起初的时代背景，也决定了这档节目整体的土味自由主义底色。

国内公知意领群体的舆论影响力在2012年前后达到顶峰，直到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前，公知热看着都还是方兴未艾的架式。典型的如高晓松就实现了从文化名人到公知的转型。虽然高晓松当公知的水平非常差，但起码话还能说利索，当时很多踩中风口的公知是连话都说不利索，只会复读别人嚼剩下的东西。比起这帮人，辩才无碍，伶牙俐齿的知名辩手们确实更适合被包装成新一代网络公知意领。

马东找高晓松合作时，高晓松已经转行当公知两年多了并大获成功，当时公知还不是贬义词，这个词基本是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划等号的。至于蔡康永，有一点可能会被现在的人忽略，就是在16年民进党再度上台之前，台湾文化名人名嘴们对大陆的影响性质和后来是不同的，直接就属于公知的顶级生态位。因为在马英九上台之后，国内不少人期盼着能由KMT主导的台伪政权来实现“统一”，所以统独问题可以在这里很容易的模糊掉。

当然客观说，彼时蔡康永给奇葩说带去的，主要还是过于港台综艺那种由名嘴主导的，以一系列脱敏、无伤大雅的，插科打诨、偷换概念的拌嘴为主的节目模式。但《奇葩说》上线后即巨大成功，的确让米未这个文化品牌掌握了一定的城市中产文化生产的话语权。于是《奇葩说》的导师和辩手们很自然的开始频繁以自由主义底色向公共空间中进行输出。

于是问题就来了，如果明星辩手在公共空间中只进行无关痛痒的输出，很快就会从才子才子变成抖机灵的“碎嘴”；而一旦想在公共空间中进行价值和议题输出，当“启蒙者”，辩手和名嘴们的土味自由主义底色就很容易遭遇翻车。

我们都知道，辩论这种活动的议题虽然喜欢往高大上，往严肃或公共议题上凑，但这种形式的技巧和理念是不能用来代替对正经议题的讨论的。辩手们习惯于在有限的辩论时间内通过一系列成熟的辩论技巧来论证观点，辩论赛成为大众娱乐节目后选手们更要依靠各种金句出圈。在具体的辩题和比赛环境中大众当然可以欣赏辩手们操弄着自由主义话语进行表演，但真正碰触到公共议题和社会利益分配时，各种矛盾和诉求远不是靠空对空的辩论能给出结论。

国际大专辩论赛时期，作为自由主义议题的擂台，辩论好歹算是比较严肃的，个人自由的边界，权利边界，政府干预的限度边界等等；但在《奇葩说》中，以人设，抖机灵，金句和中产情绪价值为主的节目导向，就决定了节目往往是在假扮深度而实际上在拒绝深度。

严肃的自由主义在这种为城市中产定制的娱乐节目中，就被简化，教条化为几条似是而非的“自由主义原则”。这就是本文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土味自由主义，这和公知热年代如罗永浩那些人天天把自由主义挂嘴上，实际上只是在搞表演和狗哨的现象是一脉相承的。自由主义简化再简化，公共价值和逻辑崩塌再崩塌，最后往往就会导向“我定义的自由才是自由”，就造成了这节目聚集了一帮神人和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效果。

实际上14年开始，国内自由主义思潮就已经开始进入盛极而衰的阶段了。一方面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进一步的信息平权，一方面是中国大学生出身越来越不只局限于城市中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从全面客观，从自身阶层和历史唯物的视角去自主的看世界，而非跟随膜拜于公知精英的启蒙去“开眼看世界”。

这就导致这些文化精英在公共领域试图用抽象自由主义原则和诡辩去参与公共价值和利益问题时，越来越多的会遭遇人们从现实出发，提出更有力的诘问。哪个阶层，哪个群体，可以定义自由的面貌和形式？

《奇葩说》代表人物周玄毅和詹青云在疫情初期的抖机灵式言论就很有代表性

16年特朗普上台之后不过是加速了自由主义思潮衰退的进程。身份政治兴起，大西洋联盟分裂，保守主义和民粹运动回潮，各路后现代思潮蓬勃发展。各个群体和圈层都开始奉行“我定义的自由才是自由”，传统自由主义在这十年中已经解决不了任何一样问题，何况国内这种简化土味的“自由主义”呢？

《奇葩说》不是没想增加深度，但高校体系内不管是段位一般的周玄毅，还是段位更高的刘擎的加入，都改变不了这种土味自由主义的底色。就像我们在之前文章中写过，中国高校的自由主义风气，不光是哪个人的问题。看看刘擎在其《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中所写，“想象你是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的欧洲普通人，此时的欧洲大陆已经享受了将近100年的相对和平，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总体上变得越来越文明、富裕，你一定也会对新世纪的前景抱有相当乐观的信心……”就怎么说呢，这种自由主义信仰底色浓厚的学者怎么去纠正《奇葩说》的问题呢？

不过，对于对自由主义的膜拜，以及对基于自由主义人设的知识精英的追捧在这十年间虽然衰落了，但受众基础和影响力仍然是可观的。前段时间采访诺兰的仲树从爆火全网追捧到迅速翻车的事情又是一例。正因为这个市场的绝对数量受众依然庞大，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前赴后继的打造类似的人设。

于是，蔡康永的翻车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对于“港台名嘴”蔡康永而言，就和港台娱乐明星一样，这些人在大陆也就剩最后一波蹦达了。一方面是港台后继无人，一方面是大陆年轻人对这些东西天然有代际断层了。我们从国内这些年综艺节目模式的转变也能看出这一点。

国内在八十年代后对才子和名嘴之类人物的追捧，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年港台娱乐模式的影响。港台综艺在当年多数就是靠名嘴们的个人能力和魅力驱动，大陆综艺节目也在一段时期内承袭了这种模式。然而近十几年来大陆娱乐节目越来越向更专业化资本化的欧美日韩模式靠拢，名嘴们在这种模式中是不断边缘化的。

但对于“自由派”蔡康永而言，就像《奇葩说》节目里那些各擅胜场的争议人士一样，谁能说清楚大陆的土味自由主义信仰群体中，比他奇葩的人还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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