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写闲情逸致，也敢写“留头不留发”：李渔的AB面，让你看到文人的深邃

导读

他写《闲情偶寄》，懂生活、会享受，是明末清初的“生活方式KOL”。但他也写“遍寻无复簪花处，一笑揉残委道旁”，用一首诗调侃清初剃发令。他批“回煞”迷信、疑朱熹注《孟子》、说二十一史“大半皆传疑之书”。李渔的B面，是一个有傲骨、有锋芒、有家国情怀的批判者。

李渔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小说戏剧作家。他被目为“帮闲”，始于鲁迅。鲁迅曾说：“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鲁迅视李渔、袁枚为“帮闲”，但也并没有将他们一笔抹杀。这是因为，“那些帮闲者，文采却究竟还有的”，“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因此，鲁迅认为“帮闲文学”——自然也包括“帮闲”，并不是一个“恶毒的贬辞”。

李渔晚年在其《多丽·过子陵钓台》一词中，颇忏悔自己曾“终日抽风”，是故“面目堪憎”，可见他一生确乎有不少“帮闲”之事。李渔的《一家言》诚有不少“帮闲”文字。但必须指出的是，一个作家的人格与思想往往是复杂的、多维度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李渔也不例外。李渔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为着生存与享乐，固然有不少“帮闲”之处，但也不乏傲骨。简言之，李渔的“形”与“神”，或者说其行为与思想，并不完全统一，而是多有内在冲突。他在《胡上舍以金赠我报之以言》一诗中自道“外卑而内崇”，其《赠吴玉绳》一诗则谓“我性本疏纵，议者憎披猖”。李渔的女婿沈因伯也曾指出：“欲知妇翁之为人，但观其诗文即燎然矣。”如果较为深入地观照《一家言》，解读其相关诗文，不难发现，李渔确乎拥有十分难得的勇猛、犀利的批判精神，非寻常者可比。

在明末清初易代之际，李渔写过不少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彰显非凡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如《甲申纪乱》一诗有云：“兵去贼复来，贼来兵不至。兵括贼所遗，贼享兵之利”，“贼心犹易厌，兵志更难遂”，写出其时百姓遭双重劫掠之惨状。《婺城乱后感怀》则有“骨中寻故友，灰里认居停”之句，抒写作者在婺城即金华城战乱后从死人堆与灰烬中辨认亲友遗骸的悲愤之情，反映了战争对广大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创痛。清初统治者颁布针对汉人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暴的“剃发令”，李渔对此甚为反感，撰诗《薙发二首》以泄其愤。如其二云：“晓起初闻茉莉香，指拈几朵缀芬芳。遍寻无复簪花处，一笑揉残委道旁。”这无疑是对剃发令的极大调侃与讽刺，需要极大的勇气。李渔对清初苛政的抨击还体现在对当时徭役繁重的揭露上，如其《赠许于王直指》诗有“民苦征徭官苦饷”之句，《一丛花·题画》词则写隐者为“避人间苛政苦”，在隐居的地方连桃花都不敢种，怕招摇惹祸。与此同时，李渔对因为战乱、苛政所导致的灾荒也有深刻的揭示。他在同样题为《婺城乱后感怀》的七律诗中感叹金华那一带“有土无民谁播种，孑遗翻为国踌躇”；不少地方出现了平民百姓大量逃亡现象，其诗《江左夷吾行为慕鹤鸣方伯赋》有所记录：“四方脊脊民多逋，识者争来投三吴。”李渔的这些诗歌，实录其事，也是“诗史”，有其重要的史学价值。

李渔的相关文章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具体战乱，鲜有详细记述，然就批判精神而言，则颇具特色。

其一，李渔反对非理性、盲从的蒙昧主义，严厉痛斥愚昧的社会风俗。例如，《回煞辩》一文批驳“回煞”之说的荒诞。“回煞”是中国古代民间丧葬习俗中的一种迷信传统，指人死后其灵魂按干支推算于特定时日返家，撞见者易遭灾祸，活着的人因此要举家徙宅，故称“回煞”。当时兰溪乡民对此坚信不疑，李渔据理严加驳斥。《东安赛神记》则抨击“世人专于事鬼，略于事人”。李渔在《不登高赋》中说：“怪善俗之无人，听举世之迷津。”凡上文章，充分展示了李渔强烈的批判精神与卓越的思想风姿。

其二，李渔有平等的思想，不迷信圣贤、经典。李渔在《读史志愤》一诗中写道：“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在《闲情偶寄》中则说：“即使帝尧不死，陶朱现在，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是故其《论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一文中说：“天下之名理无穷，圣贤之论述有限，若定要从圣贤口中说过，方是名理，须得生几千百个圣贤，将天下万事万物尽皆评论一过，使后世说话者如童蒙背书、梨园演剧，一字不差，始无可议之人矣。然有是理乎哉？”现实社会生活中既然存在“圣贤之论述有限”而“天下之名理无穷”的矛盾，就不能将圣贤之言作为唯一的标准，盲目信从。同样，经典也会有其局限性，李渔谓“《四书》之文犹不可尽法，况《西厢》之为词曲乎？”

其三，李渔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曾通过实地考察，对朱熹有关注释《孟子》的准确性有所质疑。李渔也不迷信正史记载。其《读史志愤》一诗有云：“一部廿一史，谤声如鼎沸。不特毁者怨，誉者亦滋愧。”李渔的时代只有二十一史，他认为二十一史对人物的品评并不公允。在《笠翁论古》中，李渔旗帜鲜明地指出：“予独谓二十一史，大半皆传疑之书也。”李渔的此种论述，颇有独立的史学品格。

此外，至为可贵的是，明清易代之际李渔的有关诗歌作品，还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如其《应试中途闻警归》诗云：“诗书逢丧乱，耕钓俟升平”，“中流徒击楫，何计可澄清？”其《乱后无家，暂入许司马幕》诗云：“马上助君惟一臂，仅堪旁执祖生鞭。”凡此，无不是李渔可贵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

总体而言，李渔确有“帮闲”的一面，但不能简单地只以“帮闲”视之。李渔不只有文采，更有着不同寻常的批判精神与爱国情怀。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李渔的《一家言》，或许可以用鲁迅总结晚唐小品文时的评价——“并没有忘记天下”，有着当时社会“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

作者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原标题：李渔的“两面”

责任编辑： 唐萌

新媒体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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