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丹阳 刘建一：从工厂、军营到伦敦、剑桥——四十年探源中国共运史（下）

2026年9月，李丹阳、刘建一摄于复旦大学

学术伉俪简介

李丹阳，女，1953年生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2012年获英国卡迪夫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79—1989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此后先后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约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访问学者。现任近代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理事、中共党史研究会工运史分会特聘研究员、中英文化交流学会常务理事。长期深耕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擅长利用第一手档案史料做实证考证。与刘建一合作发表多篇开拓性论文，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集刊》《史林》《学术界》等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刘建一，男，1953年生于山东济南，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2001年获英国约克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78—1989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1991年为剑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访问学者。现为近代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英文化交流学会名誉会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尤其是中共创建史研究。长期和李丹阳搭档开展研究。在《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集刊》《史林》《学术界》等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二人深耕中共起源史和早期党史，于今年7月出版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一书。

采访者：邓佳裕，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专业硕士二年级研究生（以下称“学人”）

采访缘起：“一期一会”。我先是很偶然地看到一位华东师大思勉高研院的博士生在朋友圈里，转发了推荐李丹阳、刘建一老师新书《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的公众号文章。当时看到标题中的“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就觉得这必然是一本好书，之后自己又买来了这本书并且认真通读了，深感两位老师的这本书里的史学论文，不仅史料扎实、内容丰富，而且有不少生动的细节。书中关于治学方法的文章也让人感到他们的理论功底相当深。出于对二位经历和研究过程的好奇，我萌生了采访这对学术伉俪的想法。很荣幸，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的编辑牵线，李丹阳、刘建一两位老师接受了邓佳裕代表“学人scholar”公众号的语音专访。感谢张晓雯同学对本文设问内容的一些诚恳建议。后续和两位老师一起合作，完成了这场围绕两位老师生平经历、阅读史与治学心得的文字访谈稿。本访谈主要依据三条主线设计：①介绍两位老师的人生经历与阅读史；②推介新书《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③请教治学心得。

二、关于新书：内容与写作缘起

学人：能否请两位老师向还没读过这本新书的读者，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这本书？和以往已有的同类研究相比（比如石川祯浩先生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本书最大的不同之处或突破点在哪里？

以下是李丹阳、刘建一老师写的对这本新书的简介：

今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李丹阳和刘建一博士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他们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等校当访问学者和读博期间，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和多地图书馆、报馆搜寻大量一手资料，并多方查找中、俄、日、韩、美、法、荷等国相关档案、报刊、书籍等，经过严密考证与深入研究写出一系列论文，此书呈现的是他们三十余年深耕的部分成果。

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作者以全球视野探讨苏俄、共产国际及英、美、日、韩等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书内不少详尽的个案研究，弄清了以前鲜为人知的苏俄最早遣华人员、在华最早的代表、最早设立的通讯社、最早发布的文告，以及共产国际最早派到中国的执委会委员（韩人社会党领袖朴镇淳）等。有文章详细介绍了早期在华从事革命活动的几位俄侨，其中对英国来沪俄侨杰克·李泽洛维奇的研究，展现了以英国著名共运领袖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为代表的欧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及成员与在华布尔什维克、中韩社会主义者及其报社之间的联系，探寻到马列主义传入中国的一条重要欧美渠道。有专文考察了《上海俄文生活报》及其报社，揭示出它实为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的宣传机构、重要工作机关及掩护之所。作者还澄清了若干档案集和专著中把塔拉索夫混同于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轫期，出现过大同党、真理社、社会主义者同盟、兵丁平民共产团等组织，这些组织与中共的建党活动有交集，甚至曾联合行动，作者厘清其领导者和主要成员其实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倾向于无政府共产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世界大同主义等思想。

1918—1920年间出版的《救国日报》是留日归国青年创办的。作者通过梳理报纸内容和报社人员，勾勒出一批早年呼唤“救国”的留日青年后来转为社会主义启蒙者的思想轨迹。对中共重要发起人之一李汉俊留学日本、传播马克思主义、投身工人运动和建党，以及其社会主义观等方面的研究，构成了此书的一个部分，有的论文解析出他独特的思想倾向和行为特质。

上述原创论文填补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些空白，被中外史学界视为开拓性研究。书的后部收有对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评介，以及作者根据多年学术研究体会写成的史学理论文章。书中所收文章曾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学术界》《史学月刊》《史林》《史学集刊》等国内学术期刊发表，作者后来又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对不少论文不断修改、补充。这部历经多年打磨的学术著作付梓前夕，几位中外知名历史学者撰写推荐语，称此书为“中共创建史领域少有的兼具实证厚度与解析深度的典范之作”。

刘建一：关于我们的书和石川祯浩先生的书有什么不同，我个人的看法是：石川的书是一部中共党史通史，需要写得比较全面，受篇幅结构所限，不太可能像我们这样做深入的专题剖析。我们则是以专题为主，就一个个具体问题深入探讨，相对更有深度，也尽量把每个问题都弄清楚。这样一来，我们的研究和石川祯浩的书应该说是一种互补关系。以后学者再写中共建党史时，可以同时参考这两方面的成果，往前更进一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2001年4月，石川祯浩致李丹阳的信件

李丹阳：大概是2011年建党90周年前后，我们碰到了《历史研究》的副主编阮芳纪先生，他建议我们把这些论文整合成一部专著。我们考虑再三，觉得不容易做——我们的论文属于微观史学，以小见大，如果统合成一本书，恐怕会失去不少细节，所以没有答应。

刘建一：差不多同一时期，杨奎松写过一篇关于中共党史的总结性文章（参见杨奎松《谈往阅今》一书中的《6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一文），读到我们的论文。那时我们通过一次电话，他说，你们的研究比石川教授更深入，如果把这些论文整合成一本书，效果会更好。

李丹阳：其实，石川先生开始也是一篇一篇写专题论文。他给我的第一封信，是在读了1992年《近代史研究》上我发表的《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内容可参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后寄到近代史所的——当时我们已经在英国，所里转给了我父母，父母又转寄给我们。此后我们开始了相互通信，他陆续寄来在日本刊物上发表的专题论文；我们也寄去早期写的若干论文（有的还没有发表）。在探讨时我们发现彼此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以后我们在书评（见本书第701—711页）中也写到了这些分歧。不过，他很肯定我们在治史上努力发掘新史料、加以谨慎考证这方面与他是一致的，认为整个东亚共产主义运动史是一个整体，希望各国学者能合作研究。有些信我们至今还保留着。

可以说，我们和石川先生的研究是互补关系，各有特色。我们最终没有把论文汇成一本书。写成一本书就必须力求全面，而有些别人已经研究过的问题，我们不想“炒冷饭”。我们的这些论文都是用原始资料做出的原创性研究，以前无人涉足，因而相关内容也鲜为人知。过去讲“致广大而尽精微”（语出《中庸》第二十七章），我们觉得“尽精微”也能“致广大”，就是以小见大。我们书里写的外部因素（国际背景）比较多，如果真写成一本书，内容会显得不全面、不平衡。

学人：我通过这本书，能够初步读到李汉俊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也有一些反专制的自由主义气质，尤其是在本书《马克思倡导的“生产合作”与李汉俊推崇的“生产合作”》一文中可以看到。看到本书的最后一页，您还提到尚未收入《李汉俊关于社会主义的见解》（英文）一文，此处也想请两位老师简单介绍一下李汉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李丹阳：李汉俊1919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指出由于资本家垄断生产机关和交易市场，使工人变成同机器一样的“器具”，使弱小国家人民陷于贫困，更造成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他认为，人类要改变这种“跛子社会”，朝幸福、安定的方向发展，就要“把机器的所有权，普及于一般运用机器的人”。他希望新的社会应当“合乎人的本性、自然性”。他研究过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曾介绍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他曾说，研究生产不能只“为求富，进而求强”，而应当以“有利于人生为目的”。他推崇工人自治和生产合作，重视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对革命运动中的组织和未来国家的高度集权可能会导致“个人专制”的流弊保持着警觉。

有位叫胡建的学者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工具理性抑或价值理性：陈独秀与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之差异》，他认为李大钊倾向于价值理性，而陈独秀偏向于工具理性。不久前我在北大红楼也讲到，李汉俊在某些方面与李大钊比较相似，保留着更多的人道关怀。

李汉俊在中共“一大”大概是唯一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人。所以，“一大”上“无法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苏联人卡拉乔夫写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里提到这点，说这是因为李汉俊的反对。“一大”之前李汉俊就直率地向马林表达：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不应自居领导的地位。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二大”之前，李汉俊也向党中央表达过类似意见，反对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央集权制，反对党员“领薪水”。（详见书中《李汉俊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一文）

李汉俊不认为俄国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对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俄国共产党的集产主义、法国、意大利的工团主义，还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有介绍，并分析这些主义和实践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弊。当时这在共产党内是十分独特的。

在“一大”上有过一些争论：一是关于党纲草案中“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的内容，他不完全赞同，主张应先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以实现“民主政治”，并且认为，中国国情特殊，以后是否适用无产阶级专政，应当研究。

二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当时张国焘等认为知识分子“动摇、不可靠……一般不容许他们入党”。但李汉俊则主张，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条件应该放宽些，“只要他信仰、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即可入党”。而且也需要依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组织和教育工人。

三是关于是否与其他政党合作，他主张在目前的斗争中，应当“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援助国民党’”。张国焘等人则坚决反对。

四是关于议会斗争，他主张共产党员可以进入议会开展斗争，为工人发声，争取权益，被一些人批评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五是关于工会组织形式，张国焘等人主张只搞产业工会（大企业、系统化的行业，如铁路工人），不搞职业工会；但当时中国大产业很少，泥瓦匠、黄包车夫等都算不上产业工人，所以李汉俊认为除了产业工会，也应“容许职业工会”。

刘建一：我认为，在中共建党时期，由于当年建党者理论准备的时间太仓促，再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不少人便想走“捷径”，不去深入研究，而是照搬俄国经验，加上俄国人又出资金支持，难免造成一种不够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国实际情况的倾向，而没能根据中国国情去探索一条自己的道路。相比之下，李汉俊不仅接触了苏俄列宁的思想，也接触了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想（第一、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比那些只接受了俄国思想的人要更清醒一些。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学人：书中有很多鲜活的人物令我印象极其深刻。比如，有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斯帕格尼，也有并未加入俄共、也不是共产国际成员，但“用爱发电”的传奇人物李泽洛维奇。我也很好奇李泽洛维奇后来的人生经历，查了谷歌、Claude、ChatGPT也没有找到更多信息，不知道老师们可否简单叙述一下李泽洛维奇后续的人生经历？

李丹阳：斯帕格尼是一位世界语者、无政府布尔什维克，他早年在学生和工人中作了不少宣传。关于李泽洛维奇，英国国家档案馆的相关档案中频繁提到他。我还专门跑到他曾居住的伦敦一个区的小档案馆去查过，没有查到他的名字，他可能没有加入英国国籍。他彻底离开中国后就没有留下关于他的记载了。他和S.潘克赫斯特——一位很著名的英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也是女权运动者——关系特别密切，列宁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批评的对象就包括她。

通过李泽洛维奇这条线索，我们发现除了以往所说的“法国线”（留法学生传入马克思主义）和“日本线”（留日学生及日文译本传入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一条“英美线”。李泽洛维奇1917年就来上海工作，一直与他信仰社会主义的父母保持联系，也和S.潘克赫斯特通信。大概从1920年春起，李泽洛维奇经常收到寄自伦敦、纽约等地的英、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刊物和宣传品，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文章，以及苏俄情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信息。李泽洛维奇把这些刊物提供给在上海出版的一些中韩进步刊物。后来吴廷康（魏金斯基）到中国后，在写给上级部门的汇报中提到，那些西方刊物里的一些文章被翻译后提供给31家中国报纸；他提到的西方刊物，与李泽洛维奇接收到的刊物高度重合。其中一些刊物的文章被译为中文发表于《星期评论》等。与美国社会党关系密切的《苏维埃俄国》等刊物上的文章，也被大量转译刊登在《新青年》等杂志上。我们在报馆查阅到当时不少欧美的左翼刊物（以上内容详见书中第158—177页）。

李丹阳和刘建一夫妇，2016年春摄于雅典巴特农神庙前

三、研究方法与治学心得

学人：一本书写了这么多年，两位老师是怎么保持研究热情、抵御中途放弃念头的？或者说，那份内驱力是如何保持的？尤其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似乎各种诱惑太多，人也难以保持注意力，这一点也很想向老师们请教，那份治学的定力从何而来。同时，对那些想进入历史研究、又怕做不出东西的年轻人，二位有什么想说的？

李丹阳：说到内驱力，其实在近代史所的时候，科研处常发表格让填研究计划和成果。那时候我常常发愁——研究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资料也不充分，硬写起来不情愿，也写不好。后来到英国以后，看到那些档案、查到很多相关资料，没有人再督促，反而自己想动笔去写，那完全是出于兴趣和关注点使然。不是靠别人逼着，反而更想主动去做这件事。有些学者在核心期刊发一篇论文就可以评职称，我们没有这种考虑，发表与否对我们没有实质影响。《近代史研究》主编徐秀丽说我们做学问没有功利心，比较踏实。我们觉得自己像侦探一样，不把一个案子探查清楚就不罢休，而且不断继续探索。

刘建一：丹阳说的确实如此。说到心得，我们最看重的是“锲而不舍”：认准一个目标就不动摇，不被其他诱惑分散注意力。这一点我们把握得比较好。在国外查档案，会发现有太多值得写的课题；在国内做研究也是一样，所以要把握好自己的尺度和方向，要按照既定目标一步一步走，不乱方寸，这样才能走得深入，也更容易达成目标。

说实话，这也得益于前辈们的谆谆教诲。我和丹阳认识不久时，她的爷爷尚在，得知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特意赠予四个字——“锲而不舍”。

后来丹阳的外公冯乃超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外公常用自己的经历告诫我们：他说自己既不是文艺理论家，也不是诗人、小说家，一生“什么都搞过，却什么都没搞好”，意思是提醒我们选定目标以后不要轻易动摇，要坚持下去。先辈的这些话我们听进去了。

李丹阳：外公对我们说的是，研究学问就要深入钻下去，一旦选好目标，就要踏踏实实地沉下去，不能半途而废。这跟爷爷说的“锲而不舍”意思差不多。我的爷爷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毕业于北师大。以后他以中学教师身份作掩护，教出的学生很多后来投身革命，也有个别成为学者，比如北大教授王瑶。

我们选定中共起源史这个题目以后，就像凿一个很深的冰窟窿：开始凿的时候很费劲，先凿出一个点，然后一层层不断向外扩大，一直围绕这个课题深挖下去。我们做研究，靠的是兴趣和爱好，是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以及持之以恒的努力，这几点我们一直坚持着。

学人：政治学人包刚升说过，人文社科研究的目的是“求真求善”。老师们的这本书是一份对于“求真”部分的回答。不过，当运动的“外源性”部分已经被尽可能地还原，那关于“求善”的部分，也就是对当下乃至未来的历史启示，我也想进一步问问老师们的想法。老师们能否从这份政治史中，给出一些可以有助于“求善”的经验和启示，以留给后人？

李丹阳：先说“求真”——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追求的，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写半句没有根据、违心或雕饰的话。在英国时，建一的第一位导师约翰·克伦普（John Crump）调到另一所大学后，就由约克大学政治系主任负责指导。他不太了解那段历史，但要求论文中每一段叙述都要有注释，一定要做到言之有据。后来我的博士导师班国瑞教授对我的要求也很严格。我在论文里曾写了一句“It is obvious that...”（这是显然的），他批注道：“Nothing is obvious”（没有什么是不言自明的），提醒我不要做过度推论，也不要轻易认为什么是“显然”的。

至于“求善”，也就是价值评判。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部论文集中很少涉及价值判断。对于这一段历史中写到的人物和机构，我们不想做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对此，我们也曾和一些到英国访学的国内著名学者探讨过，得到的建议是“只写事实，不做评断”，我们遵循了这一建议。

我们读过一本题为“革命”的书，书中对很多国家重要的革命运动进行了简述和比较，其中十分肯定中国的革命。我们到剑桥后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在King's College任教授，就去拜访他。我在法国见到法兰西学院院士巴斯蒂夫人，她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动员方面的能力很强，在改变中国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说到“求善”，有人认为“善”就是应该改良而不搞革命，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刘英的口述史，以及龚楚、蔡孝乾等人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我们也都看过，他们写的大体是事实。但我觉得应该看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就像毛主席讲的“树木与森林”的关系。我的几位先辈参加共产党后曾蒙受冤屈，在“文革”中挨过整，但他们从不抱怨。从总体和长远看，中国是向好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改善了；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民国本来岁月静好，后来被搞坏了。事实并非如此。

学人：谢谢两位老师的经验分享！我还特别注意到老师们在新书第712—741页中及后记里（详见书中第746—749页）还有很详细的关于史学理论和治学经验之谈，读来实有一种倾囊相授之感。

我去年在华东师大沈志华老师的讲座上，亲耳听到沈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就在细节里，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在这本《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一书中，我看到了太多鲜活的人物和细节，正是这样丰富的历史细节还原了历史原初的复杂性和真实性。“学史明理”，期待这本两位老师几十年深耕而成的书可以成为传世之作，并且被更多的人知晓、阅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