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那喀索斯困境

加拿大媒介理论家、媒介环境学派奠基人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地球村”等核心论断，影响至今。1964年《理解媒介》一书的盛行，以及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曾引发了两次世界性的麦克卢汉思想研究热潮。AI的迅猛发展使学界再度聚焦麦克卢汉。今年上半年，《纽约时报》连续刊发两篇专论，探讨麦克卢汉与AI的关系。一是重提那喀索斯寓言，以示对人类日益迷恋AI这一“延伸”的自我的警醒；二是强调AI迷恋将侵蚀人的核心认知能力。事实上，与媒介迷恋相比，麦克卢汉更警惕新媒介可能引发的“麻木”：客观看待可能的后果，避免陷入意识麻木状态，是预见并控制媒介影响的有效途径。这些论述对今天应对AI带来的挑战仍然富有启发。

麦克卢汉

延伸的自我何以引发“麻木”

美少年那喀索斯被水中倒影吸引，终日凝视，竟憔悴而死，后化为池边水仙花，仍痴望水中花影。这一古希腊神话故事历来被视为“自恋”情结的文化原型，麦克卢汉则赋予了它新的涵义。那喀索斯误将自己的水中倒影当成另一个人，他在水中的延伸使他麻木。因此，自恋行为的实质是一种神经“麻木”状态。麦克卢汉还从词源学寻找根据，指出“那喀索斯（Narcissus）”的名字在希腊语中与“麻木（narkē）”具有同源性。

延伸的自我何以引发“麻木”效应？首先要指出的是，那喀索斯的“麻木”有生物学诱因，在持续刺激下，感官的敏感度会降低。麦克卢汉将其提升到社会理论的高度。“麻木”是人的身体适应社会发展的结果。社会交往范围不断扩大，速度日渐提升，为了应对变化，人的感官以机械化的形式进行延伸，汽车、火车、飞机等媒介都可以被视为人的腿脚的延伸。人的感官以社会化的形式存在，这放大并增强了人的官能，但也意味着感官与身体分离。麦克卢汉认为，身体的社会延伸与医学上的器官“截除”，有相通之处。器官“截除”同时意味着特定感觉的丧失，即一种感官“麻木”状态。因此，人体的社会延伸必然导致身体的感官麻木。

“截除”往往是在病因难断时采用的权宜之计，所谓“脚痛医脚”。在麦克卢汉看来，社会发展的加速往往是由一种新媒介的普及推动的，但神经中枢难以判断原因，为了避免社会加速对神经的冲击，便选择一种感官进行截除，以保全自身。例如，电子媒介消除信息流动的时空障碍，人们得以视通万里，但古今中外所有的知识与经验无序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对既有的秩序感及价值系统产生冲击。为了避免进一步冲击，人体所有感官的司令部——中枢神经系统——向外延伸，形成了全球性的自动化电子媒介网络。计算机常被喻为电“脑”，便是最佳例证。人体的社会延伸引发感官麻木；人脑向电子媒介延伸，则引发中枢神经进行一种“拼死的”自我截除，这引发了神经麻木。

萨尔瓦多・达利《那喀索斯的变形》，1937，泰特美术馆藏

握住作为“解毒剂”的传统媒介

精神上的“麻木”是学界共同关注的主题。阿多诺批判文化工业制造的“麻木愉悦感”使大众艺术感受力退化；阿伦特借“平庸的恶”探讨人丧失思考能力后的状态。麦克卢汉对麻木的理解是辩证的、动态的：麻木既可能通向清醒，又易于滑向自我迷恋。

“麻木”是人体的保护机制。面对媒介的反噬，人体自发进行自我保护。麦克卢汉称人体的麻木机制为一种平衡术，“自我截除是中枢神经系统解压的直接手段”。适度的“麻木”状态，作为神经系统的保护性缓冲，对人体有益：“潜意识抑制保护我们的核心价值系统，正如它借助一种简单的机制，大大缓解经验的冲击，从而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一样。”

在适应新媒介的过程中，适当的神经麻木是必要的。遗忘或抑制已有的经验是接受新事物“不可或缺的学习条件”，“麻木”正起到这样的作用，为人们接受新媒介提供条件。“麻木”作为一种症候，体现了人们对社会变化的无措感，“人体无法探查或避免刺激的根源时，就诉诸自我截除的力量或策略”，利用麻木期，人与媒介适当拉开距离，重新审视新媒介的性质及其对人的潜在影响，进而以一种更具主体性的方式，重建与媒介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麻木”有助于建立一种良性的人机关系。

严重的神经麻木，则可能滑向深层次的意识麻木。意识麻木，是自我反思能力的休眠。人感知不到外部刺激，也丧失了“自己正在丧失感知”的自觉。“自我截除不允许自我认识”，意识麻木会消解人的主体性，沉迷于自我的延伸，“把自己的延伸当作神祇或小型的宗教来信奉”，却忘记了，自我的延伸恰恰来源于自我。麻木与自恋相伴而生，这正是那喀索斯神话故事的深层涵义。他对水中倒影的迷恋，建立在对自身麻木状态的浑然不觉之上。

避免从神经麻木滑入意识麻木，是关键所在。麦克卢汉主张以传统媒介来应对新媒介潜在的麻木特性，“两种媒介的相似性，使我们停留在两种媒介的边界上。这使我们从自恋和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在新媒介与旧媒介之间，人们不应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而应当像培育杂交作物一样，将二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媒介形态。换言之，传统媒介不应被新媒介毫无保留地整合与取代，而应作为一种反思性声音存在。例如，面对电视吞噬一切的态势，麦克卢汉也一度建议永久关闭电视台，但旋即给出更务实的方案：“为了抗衡电视，我们必须手握用作‘解毒剂’的相关媒介，比如印刷术。”

珍视“亲自爬楼梯”的意义

AI堪称中枢神经延伸的“终极版本”。AI试图将人类全部知识与经验熔于一炉，创造一种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宇宙大脑”，智能算法将承载人类经验与物理原理，协调地球乃至整个星系的“环境与能量”。与此同时，AI对人的卷入深度也远非传统媒介可比。那喀索斯故事在AI时代的意义在于：人类越是通过AI获得强大延伸，就越容易丧失对延伸本身的警觉。传统媒介时代，那喀索斯的“麻木”主要体现为感官的被动失感；AI时代，麻木则呈现为一种主动的、自我强化的沉迷。人们越是频繁地与AI交互，AI就越“懂”使用者，使用者就越感到被延伸，进而越发依赖这个延伸物。当人们不知不觉地用新媒介的感知模式取代了原有的感知模式，个体麻木便汇聚为集体麻木。

如何应对AI可能引发的麻木，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AI正在全方位影响人的感官、心智与行为方式，应对其挑战也需要一种系统而动态的抗衡机制。对个体而言，在具体生活场景中仍应充分利用传统媒介，发挥其“解毒剂”作用，积极建立由自己主导的人机互动关系。例如，以原著阅读抵御视频推送，以书写制衡大模型。正如《纽约时报》相关文章所言，如果AI是“一部直达终点的电梯”，我们仍应珍视日复一日亲自爬楼梯的意义。

社会政治层面的引导同样重要。新媒介悄无声息地改造旧环境，只有社会政治的力量能够全面介入这一进程。“正确的社会和政治导航，有赖于能否预见革新产生的后果”，当下的AI治理政策印证了麦克卢汉的判断。国家要求数字平台保留传统媒体入口，并不仅针对商业竞争问题，其深层逻辑在于：随着AI生成内容逐步融入主流信息环境，我们应当为根植于印刷文化的深度阅读和批判性思考保留一个不被算法逻辑完全渗透的“保护区”。同理，建立AI影响评估框架与动态伦理审查办法，也是在人类感官尚未完全适应人机共生模式之前，主动设置反思性节点。这些举措与麦克卢汉对“麻木”的警惕遥相呼应。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