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一条线：一位知识产权法官的二十年 | 法官的“政绩账本”大揭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继续推出“法官的‘政绩账本’大揭秘”系列报道，以案例讲故事、以人物明导向，阐释法官的政绩应该怎么看、怎么干，展现人民法院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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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伦敦。国际商标协会年会国际法官论坛上，来自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法官刘莉走上讲台。

同台的是来自英国、印度、韩国、欧盟等地的法官，台下坐着来自全球的知识产权同行。她分享了中国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的裁判实践。

她讲了一件很具体的事：几千张发票怎么算出一个赔偿额。

当记者询问本次参会的感受时，她回答：“我们跟世界的知识产权法官，是同频的。”

同频——因为台上台下要回答的是同一道题：当新类型案件没有条文，判赔数额没有先例，创新保护和权利边界之间那条线，怎么画。

2026年INTA年会法官圆桌专场发言嘉宾官网截图

而这个被她带到伦敦讲台上的案件，凝练起来就是——一个酒庄商标，和数千张发票。

这是一起商标侵权案件。被告持有的商标被原告某酒庄申请宣告无效，并提交了数千张销售发票来证明商标长期、真实、大规模使用。

这批本用于“保商标”的证据，在后续程序中被原告直接援引。由于被告拒不提交完整财务资料，这批发票成了索赔的核心依据。

过往知识产权赔偿数额的计算方式相对清晰，大多依托企业公开的年报数据，凭借销售额、营业利润即可完成核算。但本案不同：没有官方财报、没有统一经营数据，仅剩一沓沓零散发票。

“仅通过发票来计算赔偿额，其实没有这样的先例。”

原、被告各自代表着行业主流经营模式，手握产业极大的市场话语权。两方博弈，牵一发而动全身，众多一、二级经销商均会受到波及。如果简单按原告诉请将所有成本混同平均，必然导致同一批次货品被重复计价，最终出现裁判偏差。

为了精准计算各个被告应当承担的责任，她和团队没有采用原告提供的平均算法，而是按照不同被告在生产、销售环节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分层核算其各自的侵权获利。成本的精准剥离，是本案真正的攻坚难点。

最终的赔偿数额计算，回归到最严谨的基础公式：

利润率＝（单瓶售价－单瓶进货成本）÷单瓶售价
赔偿额＝发票还原销售额×利润率

看似简单的算术背后，是整整一段辗转难眠的办案时光。刘莉和团队层层梳理、逐一甄别，在海量票据中厘清每一笔交易的真实利润。

“那一刹那想通的时候，确实非常非常地幸福。”

无数个深夜，她与团队画出了一条线，为同类案件的损害赔偿计算提供了可复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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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个案的英雄，她在做可复用的东西。

2007年，镇江唐家后人发现药店货架上多了一款“一正痛消”。唐家1992年恢复祖业，重制“一正膏”；他们是“中华老字号”会员单位，制作技艺列在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庭审陈述中原告提到，其历史比北京同仁堂早八年。

“怎么就得不到保护？”一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他们上诉。

法庭认为：这个家族的历史商誉中断了近四十年；严格的原料和工序让“一正膏”做不了规模；因为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它不能在药店销售，只能邮寄、坐堂问诊。而“一正痛消”摆在药店，价格、用法、外观都不一样。不在同一个市场上相遇，老百姓分得清。二审认定：“一正膏”确有知名度，但尚不足以禁止被告使用“一正”商标与字号。

判决初稿写完，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一正痛消”已经卖到镇江，消费者会不会产生误会？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要保护的，究竟是一个商业标识，还是竞争秩序本身？

合议庭在文书最后加了一段论述：本着“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双方应为各自留存一定的合法发展空间，诚实经营，规范使用商品名称和商标。这篇凝聚了集体心血的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录用。那年，她刚满31岁。

“在办理这个案件时，庭里安排我撰写商标案件审理指南。那时起，我便专注于商标案件的精耕细研。”

2011年首版发布，2020年修订版由她执笔，6万余字，创新体例，对重要规则配上典型案例。这本6万余字的指南成为江苏一线法官手边的工具。早年案例数据库不完善，她参与编撰的江苏高院公众号“知产视野”栏目累计推送两百多期，绝大多数案例出自她的编辑整理。

刘法官同同事们研讨案件。

在刘莉的成长过程中，前辈的影响尤为关键。

她多次提起一位老庭长。在办理一起种业知识产权案件时，老庭长深入田间地头了解作物特性，最终形成的判决书因对农业技术细节的精准把握，被业内同行误认为出自农学专家之手。老庭长告诉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不能脱离现实土壤。一定要到一线去，多听、多看、多问。”

这句话成为她此后工作的基本方法。

就知产法官的日常而言，“调研”是一个高频词。在南京人工智能生态街区，面对数字人、智能终端等新业态，她和同事们没有停留在展厅参观层面，而是持续追问技术落地的具体路径、数据采集的合规边界、应用场景的法律风险。

她的调研有一个明确原则：问题导向。

“去企业不是听他们讲成绩的，”她说，“我们关心的是‘你们遇到了什么问题’。”调研对象的选择也有标准，原则上回避涉及在办案件的企业，重点关注那些尚在萌芽阶段的潜在纠纷。

调研的落脚点，是指导审判实践。案件尚在基层、中院审理阶段，省高院就需要提前研判新类型案件的发展态势。

“不然，下面报上来一个新问题，你连基本的判断框架都没有。”在各类新类型案件中，知识产权领域的占比最高、频次最密，因为这一领域总是最先面对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变革。

除了进企业调研，刘莉和同事们还与高校合作，推进一项省级重点调研课题。今年3月以来，他们联合学术团队，先后赴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地，调研数十家企业。高校团队提供理论资源，法院提供实务视角。按照规划，这一课题将形成立法建议或法律适用参考，为江苏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制度层面的司法支撑。

在她看来，调研与办案相互支撑。“有时做完一个课题，很快就会遇到同类案件。研究积累的知识，能直接帮助判断不同法院的裁判思路各自基于什么逻辑、哪一种更契合当下的产业实际。”

她始终认为，司法应当在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而非坐等立法给出答案。

法官不能等，也等不起。

庭审和调研之外，她的日常是被打断的。

不论是前来签字的同事、临时插入的课题讨论，还是堆积如山的卷宗材料，她都能在繁杂的事务中保持节奏，逐件落实。她还会仔细复核书记员送来的归档案卷——办理了大量的二审案件的她很清楚，文书归档的质量直接关系后续查阅效率。

在带教方面，她同样投入大量精力。法官助理说：“她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细致到让人惊讶——有些问题我根本没想到她会发现。”她不止于指出问题，还会专门写一段总结：“这个地方下次可以这样处理。”

“倾囊相授。”助理这样评价。

问她二十年攒下什么政绩，她并没有罗列太多数字或成绩。

在她看来，身为知产法官，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份判决能否为行业划定清晰边界、为后续案件提供可参照的规则。一个案件确立一条规则，一条规则规范一个领域。她从穿上法袍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在努力。

这是知识产权法官的账本：账目记在别人的行业里，记在每一代同行敲响的法槌上。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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