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大湾区评论)
大湾区评论 x 黄平
地缘科技
vol. 30 no.30
「平」论
2026/10/14
October
真正有生命力的新秩序,不是让强者永远赢,而是让所有参与者都有理由不离开。
第30期
总第30期
10月8日至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两天会谈之后,双方公布联合声明,形成涵盖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领域的16项成果共识,其中贸易和投资平衡一个板块就占10项。
几个最受关注的内容是:双方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继续推进纯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的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程序,探讨降低部分商品关税;中方继续通过“绿色通道”便利稀土和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欧方则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还同意在出口管制列单前提前通报。
对这份成果,中欧两边都有不同声音。
中方对谈判成果的评价积极,强调谈判防止了贸易摩擦升级,维护了企业实际出口利益,为后续合作预留空间。同时也有谨慎的声音担忧,数量管理可能形成新的贸易壁垒,并向更多市场和行业扩散。
欧洲方面,谢夫乔维奇评价该成果是再平衡进程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但同时强调这绝非终点。欧洲的贸易保护主张也没有因此消失,就在磋商前,欧洲议会通过的对华建议仍要求把对话与更强的利益保护、去风险措施结合起来。
这些不同评价并不奇怪。出口企业关心市场空间,欧洲制造商关心竞争压力,消费者关心价格,各国政府关心就业与政治承受能力。同一份共识,放进不同的账本,自然会得出不同结论。
但延续上一篇评论的判断 ,笔者认为,这次谈判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谁退得更多、谁赢得更多,而是双方开始尝试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当既有规则无法独自处理新的产业力量对比时,大国如何通过利益交换,重新建立可以共存的安排?
从这个角度看,中欧这次取得的,未必是每一方眼中的最好结果,却可能是新国际经贸体系一个很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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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8日和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图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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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WTO规则还在,
但旧经贸秩序正在失灵
规则最先松动的,
不是条文,而是执行
讨论新体系之前,必须先看清旧体系出了什么问题。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起,WTO面临的挑战已经不只是谈判进展缓慢,而是裁判机制本身受到削弱。美国持续阻挠上诉机构成员补缺,最终使该机构在2019年12月无法凑齐审理新上诉所需的法定人数。此后,即便部分争端取得专家组裁决,也可能因为“上诉至空缺机构”而无法获得最终解决。
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这种变化进一步从争端解决转向日常贸易政策。2025年4月,美国推出所谓“对等关税”,随后又根据贸易伙伴的反制和谈判情况调整税率;同年7月,美欧达成关税和贸易安排,并在8月发布框架联合声明。
这里的变化很清楚:市场准入越来越不只取决于事先约定的普遍规则,也取决于双方能拿出什么筹码、接受什么交换。
当然,不能因此说WTO已经彻底消失。关税承诺、贸易救济规则、专家组程序和大量日常贸易仍在运作。本次中欧联合声明,也明确重申在WTO规则框架下处理分歧。
虽然条文还在,但让条文产生约束力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再稳固。
全球化的支持者,
为什么开始反对全球化
这种变化不能只归结为特朗普个人的性格。
战后全球贸易规则的形成,西方国家拥有重要的议程设置权。当技术、资本、品牌和高附加值产业主要掌握在它们手中时,扩大市场开放往往也意味着扩大自身收益。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同样从这套规则中获得了巨大发展机会,但不同参与者受益的方式并不相同。
如今,产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西方仍然在不少前沿技术、金融和专业服务领域保持优势,却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同时掌握技术、制造、供应链和市场的主要收益。中国及其他非西方经济体的竞争力提升,使开放贸易不再只有廉价商品和海外利润,也意味着本土企业失去份额、工业地区面临就业调整。
所以,过去的全球化支持者开始变得犹豫:消费者希望继续买到便宜产品,跨国企业希望维持全球供应链,本土制造商和产业工人却要求政府设置保护。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西方国家都反对全球化,也并非所有产业都支持筑墙。更准确地说,它们开始支持一种经过选择的全球化——有利的环节继续开放,承受压力的环节设置边界,关键产业则向可信伙伴集中。
本轮中欧谈判前,法国和德国推动欧盟加强贸易工具,欧洲议会也要求在电动车、电池、半导体等战略领域实施更严格的去风险安排,反映的正是这种变化。
当比较优势改变,维护原有开放规则的政治动力也会改变。 这是旧经贸体系发生根本性调整的底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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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中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称,中方在最新贸易安排下获得的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且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图源:华尔街日报)
不是没有规则,
而是开始重新谈规则
由此出现的新局面,不宜简单概括为“世界从此没有规则”。
更接近现实的判断是:过去被认为可以普遍适用的规则,越来越需要经过实力和利益的重新确认。谁拥有不可替代的技术,谁能提供稳定的大规模产能,谁拥有足够大的市场,谁就有更大的能力参与这场重新谈判。
规则不会退出国际经贸,但规则的形成方式正在变化。
过去,人们更多期待既定规则带来稳定;现在,各方越来越需要先形成可以接受的利益平衡,再把这种平衡写进具体规则、程序和承诺之中。
本次中欧共识具有代表性:双方没有宣布放弃WTO,却把汽车贸易、关键材料、两用物项许可、市场准入和监管对话放到同一个磋商框架里处理。法律依据仍然重要,但促成对话的,是双方都拥有对方需要、又难以迅速替代的能力。
这也说明,新体系最值得争取的方向,不是把强者的任意决定奉为规则,而是把重新形成的实力平衡,转化为可预期、可监督、可持续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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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科技与产能,正在成为
新秩序的核心筹码
特朗普式交易:
实力跨领域使用
特朗普式谈判最鲜明的特点,是不愿意把不同领域的利益分开计算。
贸易可以与投资联系,投资可以与供应链安全联系,技术合作又可以与国家安全联系。对他而言,问题不只是某项商品应当适用多少关税,而是这项关税能为美国换来什么。
这是一种跨领域使用实力的方式。
它的优势是交易空间大,某个领域谈不动,可以从另一个领域寻找交换;它的风险则是边界不稳,企业原本只想做生意,却可能被迫承担外交和安全议题的成本。
本轮中欧谈判同样呈现出跨领域协调的特征。汽车市场准入与关键材料供应,贸易平衡与两用物项许可,知识产权与投资环境,都被纳入一套持续磋商机制。
但必须区分:同时谈这些问题,不等于已经形成一笔公开明确的“汽车换稀土”或“矿产换光刻机”交易。许可便利化也不等于取消管制。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各方开始承认,这些问题不能再各算各的账。产业相互依赖,使不同领域的政策成本和收益越来越紧密地连接起来。
中国的牌,不只是市场,
更是科技与产能
中国过去最受重视的对外筹码,是庞大的市场。今天,市场仍然重要,但中国能够拿到谈判桌上的,已经不只是购买能力,而是科技、工程化和规模供给能力。
新能源汽车就是最直观的例子。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并不只来自某款车卖得便宜,而是电池、电驱、电控、整车设计、制造效率和供应链协同共同形成的结果。国际能源署对汽车制造成本的研究,也把生产规模、供应链和电池成本列为解释不同地区竞争力差异的重要因素。
这类能力一旦成熟,就会同时产生两种效果:消费者获得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原有产业领先者却承受更直接的调整压力。
所以,中欧真正需要协调的,不只是车辆进口多少,而是如何让中国的产业能力进入欧洲,同时给欧洲企业、工人和地方经济留下发展空间。
AI领域同样如此。中国模型和产业生态的发展,使中国不能被排除在重要治理讨论之外。9月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共识,包括建立AI对话、交流相关风险与惠益,并建立AI事件沟通渠道。
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已经就AI市场分工达成协议,但它说明,科技能力正在转化为参与国际协调的资格。
科技决定能否被替代,产能决定能否规模交付;两者结合,才构成真正有分量的谈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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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巴黎车展上的小鹏G9L汽车。下方标语写着:“立足欧洲,服务欧洲” (In Europe For Europe)(图源:德国之声)
大国组织实力,
中等国家寻找位置
这套逻辑也在改变国际合作的组织方式。
美国正在把本国的技术优势与伙伴国的生产、能源和资源能力结合起来。其“硅和平”倡议覆盖关键矿产、能源、先进制造、半导体、AI基础设施和物流,并推动共同投资与供应链项目。
这不是一套已经全面完成的业体系,更不能直接等同于全球统一规则机构。但它的方向明确:美国希望把自身技术优势,转化为跨国供应链的组织能力。
中国面对的任务则不同。中国拥有较强的制造和配套能力,但要把这种能力转化为持久的全球影响力,不能只靠出口成品,也需要与当地资本、企业、人才和市场建立利益联系。
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电池生产、参与当地汽车制造,已经体现了这种方向:输出的不只是产品,还有生产能力,而当地获得的也不只是进口商品,还有就业、订单和产业积累。
中等国家强调技术主权,也是对这一变化的回应。它们担心的不只是缺少先进技术,而是缺少技术之后,连供应选择、产业收益和发展节奏都要由别人决定。
因此,科技与产能正在成为新国际经贸体系的核心组织要素。但这个体系能否稳定,不取决于谁把其他国家全部吸纳进自己的圈层,而取决于各方能否在其中找到一个有收益、有选择权、不会轻易被替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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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欧开了好头,
中美的下一步才是关键
样本的价值:
承认彼此,而不是分出胜负
本轮中欧谈判最值得肯定的,不是16这个数字,也不是某个尚待公开的数量安排,而是双方都承认,继续把分歧推向全面对抗,并不是最有利的选择。
这对两边都不容易。
欧洲需要放下由自己单向定义公平、再要求中国接受的惯性,承认中国的竞争力有真实的技术、工程和产业基础;中国也需要跳出“产品好、价格低、道理对,其他国家就应该接受”的直线思维,理解就业、产业积累和政治承受能力同样是对方的重要利益。
理解对方,不等于接受任何不合理限制。利益协调更不能成为违规配额、强制技术转让或歧视性市场准入的理由。
但承认这些现实利益,才有可能把冲突从“谁必须退出”,转化为“如何共同存在”。
这次共识中的贸易监测、出口管制提前通报、知识产权工作组和后续例会,意义正在于此:让实力碰撞不只停留在互相施压,而是开始通过程序加以管理。双方已约定2027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3月召开第三次例会。
中欧提供的不是现成答案,而是一种方法:承认实力变化,交换现实利益,再用机制降低冲突。
中美下一步,
看五个观测点
中欧固然重要,但这套方法能否对更广泛的世界秩序产生影响,中美仍是最关键的一组关系。
笔者对双方进一步达成有限协议、形成某种动态平衡,保持谨慎乐观。依据不是一次会晤的礼遇,而是双方已经开始把经贸和AI问题放进持续对话机制。9月公布的共识明确,下次AI对话将于11月举行,并建立AI事件沟通渠道。
接下来,至少有五个观测点。
第一,AI风险对话能否形成真正可用的机制。不只是同意“应该安全”,而是重大事件发生时,双方能否通报、核实和保持联络,防止技术问题迅速升级为政治冲突。
第二,科技竞争能否形成可预期的边界。出口许可、模型使用、投资审查和知识产权争议,能否逐步从临时施压转向透明程序。中国不可能要求美国放弃竞争,美国也不应把所有民用技术合作都定义为安全威胁。
第三,关键供应链能否从互相掐断转向相互保障。芯片、设备、材料与能源,不必全面解除限制,但应有稳定的合法贸易通道、明确的许可程序和必要的政策缓冲。
第四,市场开放能否与产业利益共享结合。合作不只是增加采购,还应包括企业投资、共同研发、本地生产和合理的收益分配。只有企业和劳动者真正获得收益,协议才可能跨越政治周期。
第五,第三方国家能否保留参与和选择空间。中美之间的平衡,不应成为排斥其他国家的市场划分。一个只让两国获利、让其他国家承担成本的安排,难以构成稳定的新体系。
这些观测点,比“这次谁赢了”更值得持续跟踪。因为它们检验的不是气氛,而是双方是否真的愿意把实力交换变成长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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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杜伊斯堡市DIT场站,一辆正面吊运中欧班列集装箱(图源:新华社)
最好的起点,
不等于最好的制度
需要承认,正在形成的新体系未必是理想的。
与普遍规则相比,实力主导的谈判更容易让小国处于被动,也更容易让安全议题侵入商业活动。如果每一项市场准入都要反复交换,每一条供应链都要先确认政治站位,企业的交易成本就会越来越高。
因此,不能因为中国拥有更多筹码,就认为一个只看实力、不看规则的世界天然有利于中国。
中国需要全球市场,也需要稳定的国际预期。今天有能力争取更有利的安排,不意味着明天不再需要规则保护。真正的大国格局,不是拥有实力之后就放弃规则,而是推动规则更准确地反映已经变化的实力与利益。
中欧这次谈判值得期待,恰恰因为双方没有停在“谁能给谁造成更大损失”,而是尝试把损失控制、产业合作、市场开放和程序保障连接起来。
如果这种尝试能够持续,并进一步影响中美及其他重要经贸关系,那么新体系可能不是最整齐、最统一的,却有机会比单边施压和反复报复更加稳定。
实力让各方愿意坐下来,利益让各方愿意继续合作,规则和机制则让合作能够留得住。三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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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结语
中欧这次谈判,最好的结果不是谁压倒了谁,而是双方都没有把继续合作的空间关掉。
在旧经贸秩序约束力下降、科技与产能重新分配国际权力的今天,这种结果并不容易。它要求欧洲承认产业力量对比已经改变,也要求中国把自身竞争力放进更大的全球利益格局之中。
中欧谈判提供了一个开端。而中美之间能否进一步形成有限竞争、利益共享和风险可控的安排,将决定这个开端能走多远。
新的国际经贸体系,不应该是大国把所有筹码都用到极致之后的停战协议,而应该是各方在实力变化中重新找到位置、重新形成规则的过程。
所以,笔者愿意保持一个积极的判断:中欧这次取得的,未必是最完美的结果,却可能是当下很好的开始。它是否能够成为稳定、可持续的新体系,取决于后续能否把共识落实,把合作收益做实,把第三方的空间留下来。
真正有生命力的新秩序,不是让强者永远赢,而是让所有参与者都有理由不离开。
本文作者
黄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助理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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