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边沁功利主义审视有效利他主义之争

来源：澎湃新闻

2026年10月1日，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以代表杂志编辑部立场的封面社论专题发表了文章《有效利他主义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观念》（Effective altruism is this century’s biggest idea）[1]，同时配发了长篇背景报道《有效利他主义如何席卷全球》（How effective altruism conquered the world）[2]，在这篇社论中，文章既承认该运动强大的现实影响力以及对人工智能（AI）风险的敏锐洞察，又毫不留情地抨击其从最初的务实慈善蜕变为一种充满荒谬推论、缺乏对个体尊严敬畏且弥漫着“中央计划者”傲慢的狂热哲学。《经济学人》的基本观点是虽然这种理念正确地倡导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和实证严谨性，但一小撮掌握权力的精英将其付诸实践的前景令人担忧。

论战随即展开，10月4日，作为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以下简称EA）运动联合创始人的Forethought 高级研究员，正主持通用人工智能(AGI)准备「AGI Preparedness」项目的麦卡斯基尔（Will MacAskill）迅速在《经济学人》刊文回应[3]，为EA容忍“奇怪观念”（Strange ideas）辩护，并诉诸“道德不确定性”来回应对EA走入极端的指责。10月7日斯坦福大学伦理学中心主任韦纳（Leif Wenar）教授发表《有效利他主义者能长大成人吗？》，副题为“人工智能需要的是有良好判断力的人”[4]的文章，以近乎解构的姿态痛斥EA缺乏常识与良好判断力（Good judgment），指责其沉溺于救世主情结、回避学术问责，并指出加密货币FTX创始人弗里德（SBF Sam Bankman-Fried）的欺诈丑闻正是其内在逻辑不可避免的溃败。

《经济学人》的这篇社论由此引发了一场全球学术与思想大论战，随后R‑Street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雷尔（Adam Thierer）文章《论有效利他主义》，以哈耶克的「经济计算」之争为参照，指控EA是计划者心态的复活；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科文（Tyler Cowen）教授则撰文《为有效利他主义辩护》。实际上，自9月份起，先后有《观点杂志》》（The Point Magazine）、《财富》（Fortune）杂志、《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也开展了有关EA的讨论，该话题的热度可见一斑。

EA 的分量不可小视。据科文统计，EA 所带动的最大的慈善基金 Coefficient Giving 规模约 400 亿美元，今年支出将超过 20 亿美元，很可能超过福特、洛克菲勒与沃尔顿三家基金会之和；而它的影响力更集中地体现在人工智能领域——多家前沿实验室的研究与治理岗位上，都活跃着EA背景的人。这也正是《经济学人》所谓「危险」的实际所指。而从另一个角度观察，EA可以理解为边沁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在21世纪的理论重构与实践落地。这场由全球顶级媒体《经济学人》与顶尖学者之间展开的激烈论争，表面上看是“极客理性主义 vs 世俗保守常识”或“硅谷技术精英 vs 学院伦理学家”的阵营之争，但若置于功利主义两百余年的思想史演进谱系中来审视，其本质是边沁功利主义在全面介入当代现实政治与资源分配时所遭遇的深层理论辨析以及对进一步实践过程的反思。

从边沁功利主义当代重构的视角出发，这场论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当代思想切片，呈现出的一个高密度信息、充分暴露的核心矛盾、且最值得被解剖的“时代微观样本”。本文试图跳出非黑即白的站队逻辑，秉持从边沁功利主义思想出发的批判性审视态度，对《经济学人》社论、麦卡斯基尔的辩护以及韦纳最具杀伤力的诘问展开学理上的深度检视。

一、《经济学人》凌厉的批判

《经济学人》以颇具戏剧性的笔触首先将EA加冕为“本世纪最伟大的观念”，但随后便以极其凌厉的措辞展开了对EA的批判。《经济学人》敏锐地捕捉到了EA首先在社会学、随后在政治学领域惊人的影响力“异变”。它最初不过是2000年代初牛津大学年轻哲学家们为了提高慈善捐赠成本效益而提出的极客构想，如今却不仅深刻渗透了加密货币与人工智能新贵的精神世界，协助创立了OpenAI与Anthropic等行业巨头，甚至引发了特朗普与美国五角大楼的公开戒备与敌意。

《经济学人》社论的批判，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EA的论证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幅度。没有人能够真正权衡当下涉及数十亿人的道德困境，更不用说那些延伸至遥远未来、涉及到数量不确定的人群、贴现率、技术发展以及无数其他变量的复杂问题。第二，人类灭绝的后果被预设为无限严重，在EA粗略的道德计算中，哪怕只是极微小的灭绝可能性，其权重也也能在计算上彻底压倒并剥夺今天现实世界中80亿“有血有肉之人”的迫切需求，转而倾斜给虚无缥缈的未来后代或非人类存在。第三，在权衡“千百亿人整体利益”的宏大天平中，“个人的内在尊严”会被彻底忽视。EA的计算系统性地贬低了“遵守诺言”、“关爱家庭”、“尊重邻人”等世俗社会的常识道德与人际义务。而在权衡数十亿人的利益时，EA会忽视个体本身固有的尊严。任何拿着电子表格、对人类未来做出宏大论断的人，易自封为“中央规划者”并陷入单一目标过度优化的特权陷阱（即政治与治理独断风险）。一旦手握这种道德权威，身边普通人的权利、福祉与意见就会显得无足轻重。

二、麦卡斯基尔的辩解

面对《经济学人》的重击，麦卡斯基尔的辩解策略主要建立在两个支柱之上：第一，为“奇怪观念”进行历史维度辩护；第二，引入“道德不确定性”（Moral uncertainty）和多元主义（Pluralism）作为理论减震器。

麦卡斯基尔辩称，道德进步的历史本就是一部“将起初被视为荒谬的观念逐步常态化”的历史。正如废除奴隶制、性别平等和普及普选权在几百年前被世俗社会视若洪水猛兽一样，如今EA关注低等无脊椎动物的神经感知、关注未来数字生命的心智福利，在当下引发嘲笑是完全正常的。在麦卡斯基尔看来，如果不愿意认真对待那些“听起来荒唐”的逻辑推论，人类就根本无法迈出道德进化的下一步。

有关灭绝概率 (p(doom)) 对现实关切的绑架，他强调EA核心工作始终深植于消除当下切实苦难：麦卡斯基尔认为，EA绝大多数的现实工作皆无甚争议，改善全球极端贫困群体的处境始终是核心关切。他列举了确凿的实绩数据证明资源并未被虚幻概率架空。他辩称有关AI生存风险并非空想算术，而是已成科学共识且具备先见之明。关注AI与大流行病并非脱离实际的偏执，而是屡次被事实印证的远见（如新冠爆发前对疫情的预警，以及2026年5-7月；NBC News 报道为“700-strong swarm”；OpenAI发布37页事件报告；Hugging Face 于 2026年7 发布安全事件披露与《Agent Intrusion Technical Timeline》。2024年发表的研究报告《Thousands of AI Authors on the Future of AI》指出，针对2778名顶尖AI 研究人员的调查中，37.8%–51.4% 受访者认为高级AI导致人类灭绝这类极端灾难至少有10%可能性。这证明预防生存危机是基于严谨证据与学界共识的正当议题，而非凭空捏造的道德绑架。有关对"单一目标狂热"的警告，麦克阿斯基尔的回答是道德不确定性（moral uncertainty），不把一切押注于单一道德观，对诸观点各予权重，避免在多种视角下皆属不当的行动。有关“中央规划者”担忧，麦卡斯基尔明确表示完全认同反对“单一目标过度优化”，他引用 GiveWell 联合创始人卡诺夫斯基（Holden Karnofsky）的论述为证：“毫无保留地全盘接纳EA的核心理念是不明智的；作为有效利他主义者，我们必须不断注入多元主义与审慎克制”。麦卡斯基尔以自己的博士研究课题为理论依据指出，当我们无法确知哪一种伦理学立场绝对正确时，决不应将所有筹码孤注一掷于单一的道德理论之上，而应当权衡兼顾多种不同的伦理观点，避免采取在诸多视角下皆显恶劣的激进行动。

三、韦纳的当头棒喝

韦纳教授对EA的指责非常辛辣、致命且极具现实针对性。如果说《经济学人》社论是从政治哲学层面警告其潜在的极权危险，那么韦纳则是从现实常识、实证科学与机构治理三个维度，直接戳穿了EA作为一项社会运动的虚妄。需说明的是，此文并非突发之论，而是他2024年在《连线》（Wired）发表的颇具影响力的长文《有效利他主义的消亡》的续篇，其立场保持一贯。

韦纳的指控可归为四项。其一，EA论坛里充斥着充斥数学黑话，脱离世俗常识，严重缺乏关于真实世界如何运转、政策如何具体影响真实人生的基本常识。其二，问责的回避：借「长期主义」把责任推给生前无从检验的遥远未来，从而摆脱当下的学术问责。其三，弗里德（SBF）不是异类：这位因欺诈被判 25年监禁的加密货币巨鳄，恰恰是把 EA 信条践行得最彻底的人——当这群人连近在咫尺的风险都看不出时，外界如何信任他们对遥远未来的预测？其四，文化与机制：EA在硅谷盛行，源于一种彼得·潘式的文化氛围——拒绝成熟，沉迷宏大幻想，回避成年人的现实约束；而这批人正大量进入 Anthropic等前沿实验室，试图掌控足以重塑人类未来的技术，却深陷封闭的裙带关系与群体迷思（Groupthink）之中。韦纳在文末总结道，这些缺乏现实经验、拒绝外部监督的极客掌控AI是极其危险的。

四、边沁功利主义观点的第三方审视

在这场论战中，《经济学人》看到了中央集权式狂妄的危险；麦卡斯基尔竭力维持其道德先锋的纯洁性；而韦纳则无情地剥落了其技术官僚的外衣。那么，当我们回到边沁功利主义思想本身，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这场争论？边沁的思想遗产又如何在21世纪完成其原本真正的历史目标。

《经济学人》社论精准洞察到了理性主义乌托邦在走向狂热时不可避免的专断倾向。这一批判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是深刻的。但其核心论证是：“尊敬理性固然正确，但从亚里士多德到罗尔斯的道德哲学家都明白，如果一套论证推导出令人无法接受的结论，那么其推理过程中必然暗藏错误环节。”这实际上是以结论的可接受性反过来检验前提。其论证局限在于将这种出现的偏差简单归咎于“理性本身的僭妄”，甚至滑向了用亚里士多德或罗尔斯的直觉主义伦理学来彻底否定功利主义优化框架的保守立场。当我们从边沁思想出发来审视，不难发现《经济学人》这套论证正是边沁当年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所批判的头号敌人，即诉诸“同情与厌恶原则”的认识错误。《经济学人》以“从亚里士多德到罗尔斯”这一表述来支持其判断，其实质是以对结论的好恶反过来检验前提，正是边沁所描述的那种以权威直觉充当外在标准的做法。就方法论而言，《经济学人》这一论证在边沁思想面前完全不可接受。而这种边沁之所以要确立苦乐计算的思想，正是为了破除这种依赖主观好恶的“同情与厌恶原则”。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因此低估《经济学人》的另一项判断——“手握电子表格、同时对人类未来作出宏大论断的人，离自封为中央规划者只有一步”——这个判断在边沁思想那里是可以获得支持的。其支持不在认识论，而在边沁对“应当”一语的分析。在最新出版的边沁哲学著作中，曾指出“每当谈及任何人，我说他应当做某事，或是不应当做某事之时，我自知并承认，自己此举不多不少，正是努力展现我内心的状态、我的看法、我的情感 —— 针对该事例中所说他采取的那套行为方式；仅此而已，别无其他。”[5]这一分析的政治含义是：一个人据以宣称“你应当”的，最终只是他自己的意见。若这一“应当”不受任何外在标准的检验，却要通过法律或行政来贯彻，那它与“自我加冕为规划者”就没有实质区别。《经济学人》的警觉，在这一层上与边沁思想原则是合流的。

《经济学人》尚未能充分辨EA所暴露的真正病灶，究竟是“功利主义作为一种规范体系的必然缺陷”，还是EA运动在吸收长期主义过程中产生的“自身变异”？事实上，把伦理简化为优化问题本身并无过错——它正是功利主义最鲜明的现代品格；但若把这套优化逻辑推向极致、让其凌驾于一切其它道德考量之上，则确实偏离了边沁所珍视的、基于现实人性考量的审慎。《经济学人》显然未能清晰区分“古典功利主义对道德圈的合理拓展”与“科幻式长期主义对现实苦难的虚无化”。

麦卡斯基尔的抗辩，充分体现了EA的务实改革品格，它继承了边沁作为制度改革家哲学不仅应当被研究，更应当被践行的精神遗产。当然，若根据边沁思想从严格哲学批判的视角出发，麦卡斯基尔的辩护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逻辑裂缝。边沁重要的早期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及后期哲学著作《论逻辑、伦理和普遍语法》中，边沁将伦理学划分为关涉自我的审慎和关涉他人的正直和善行。审慎就是理性地追求自身最大幸福、规避自身痛苦的德性；正直是不主动减损他人幸福，不去伤害他人；善行是主动增进他人幸福、减少他人痛苦。而立法主要是面向正直，目的是用惩罚阻止伤害他人。审慎属于私人伦理，立法一般不介入，留给个人。善行则主要依靠道德教化、舆论，善行一般更不宜由法律强制；与正直的关键区分是正直为不伤害（消极义务），善行为增益（积极义务）。由此可以给麦卡斯基尔的历史类比一个精确的判决：废奴与女性平权，是把原本被排除在外的人纳入“不受损害”的范围——这是正直的扩展：边界非常清楚，可以立法，可以禁止，可以授予权利。而EA的长期主义则是把善行扩展为无限义务：边界不清，不可强制。麦卡斯基尔把它们并置，错在范畴——前者属消极的义务，后者属积极的德性；前者“最有理由期待立法者的援助”，后者“必然被交给私人伦理”。

同时，他将历史上废奴与女性平权的道德扩展，与当代长期主义计算未来万亿潜在人口相提并论，这在认识论上是完全不对等的。废奴运动面对的是现实世界中活生生、可感知的受苦主体；而EA长期主义其“受惠者”并非当下可感知的主体, 只是存在于纯粹数学概率推演中的潜在实体，属典型的历史类比的范畴错置。当麦卡斯基尔试图用同样的逻辑为“长期主义”和帕菲特（Derek Parfit）著名的“令人厌恶的结论”（Repugnant Conclusion）辩护时，他的论证便陷入了严重的理论破产。麦卡斯基尔引用哲学上的“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s），试图说明任何人口伦理学都会产生某种令人厌恶的推论，因此EA探索这些推论只是在诚实地面对哲学难题，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在现实中践行极端行为。这一辩解在哲学实践上是苍白无力的。其学术悖论是真实存在，因为当功利计算将时间跨度无限拉长，将数万亿未经证实的未来潜在世代以及虚拟心智引入效用方程时，当下真实生活在地球上的80亿具体人类的道德权重便被稀释到了接近于零的程度。

韦纳的批判——针对EA缺乏关于真实世界如何运转的常识、群体迷思、拒绝外部问责——都属于机制层面，而非规范层面。就规范理论而言，这些指控不足以成立；但就一个社会运动的实际运作者而言，它们是致命的。边沁哲学著作中有这样一段话：“要警惕一切善、进而一切新生之善的联合敌对势力，即：1. 先天智力缺陷；2. 险恶私利；3. 由利益催生的偏见；4. 承袭而来的偏见。”[6]边沁指出的4项中，第3项与第4项几乎是为EA论坛量身定做的：利益所生的偏见，指信念被利益结构塑造而不自知；承袭的偏见，指未经检验地接受本群体的既定看法。韦纳用“群体迷思”与“彼得·潘文化”所描述的东西，边沁在《论逻辑》里已经给了它一个更古老、也更可诊断的名字。更重要的是，边沁并不止于诊断，他治疗这一病症的处方是制度，而不是道德劝诫。边沁曾经指出：“在秘密的笼罩之下，形形色色的偏私利益与恶行皆可肆意横行。唯有公开得以实现之时，针对司法不公的各类约束机制方能发挥效用。若无公开，则无正义。公开乃是正义之灵魂。它最能激励履职勤勉，也是防范背信与不义最可靠的屏障。法官在审理案件之际，其自身亦置于审判之下。”[7]就本文的主题而言，更具针对性的是边沁“责任与利益之结合”的原则：制度设计的目标，是使承担职责的人，其自身利益恰好落在履行职责之上。这正是 EA 恰恰缺失的制度安排：捐款人、基金会与执行机构之间，没有公开性，没有可问责的程序，也没有任何使“尽责”与“自身利益”相重合的结构。EA动员机制的有效性是借助“爱名誉”起作用，体现在公开誓言、社群身份、捐赠榜单，而其脆弱性也因为这些名誉机制只在社群内部有效，在社群之外没有约束力。韦纳的批评之所以有效，正因为它从外部施加了社群内部无法施加的压力。

韦纳的批评在常识层面上极具杀伤力，但"好的不新、新的不好"是修辞而非论证，把佛陀与墨子算作先驱固然无妨，但从苦乐计算到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s）、从道德直觉到随机对照试验，这种从抽象哲学到定量技术应用的转型正是两百年来无人完成而EA完成的事业——这正是边沁"扫除偏见、以理性引导道德实践"遗志的当代实现。在深层哲学层面上，韦纳精准命中了所谓“天真功利主义”（Naive Act Utilitarianism）的系统性崩溃。边沁虽然主张“快乐计算”，但边沁绝不是一个鼓励个体为了眼前的所谓效用最大化而随意践踏社会法治的无政府主义者。相反，边沁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宪制、法典化（Codification）与刑罚改革。EA的技术官僚们误以为世界是一个只要输入资金和统计模型就能输出净福利的自动售货机，却彻底忽视了制度经济学、地缘政治与历史博弈的沉重现实。这种“去政治化”的慈善乌托邦，最终只能沦为韦纳笔下所讽刺的硅谷“彼得·潘”的幼稚病。但无论如何，所谓天真功利主义与承认规则之效用的功利主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说。SBF自称"纯粹的边沁式功利主义者"，实则背叛了边沁思想，自欺、群体思维与不受制约的权力，这些历来是功利主义的大敌。

五、 这场EA讨论的启示

将《经济学人》的理论警示、麦卡斯基尔的哲学抗辩以及韦纳的实证痛击置于边沁功利主义演进的思想长河中加以观照，我们可以跳出各执一词的立场攻防，提炼出这场论争对于当代道德生活与科技治理的三层根本启示。

（一）荣光所在：古典功利主义破除偏见的改革力量不可磨灭

尽管《经济学人》和韦纳对EA都进行了严肃的哲学理论及社会实践层面上的尖锐评判，但并不应遮蔽EA所继承的边沁主义核心遗产的真正价值。边沁功利主义其核心意图在于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神学教条与主观偏见的迷雾。在21世纪，EA借助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s）与随机对照试验（RCTs），将抽象的快乐计算具象化为现代社会科学工具，成功攻克了人类在演化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麻木与可识别受害者偏见。辛格（Peter Singer）基于边沁平等原则提出的“浅池比喻”，在伦理上确立了激进的空间中立性，打破了狭隘的地域藩篱；而道德关怀的扩展，更是边沁“问题在于它们能否感受苦难”这一伟大箴言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然延伸。这种直面苦难、敢于践行、以制度游说撬动社会改变的巨大努力，完全契合了边沁本人作为法典编纂者、监狱改革者的社会改革家品格。这种基于证据与理性的行动主义，依然是人类文明抵御冷漠与愚昧的重要防线。

（二） 歧路之渊：从经验可感的苦乐滑向形而上学的科幻算术

然而，EA近年来遭遇的公关危机与理论困境，其根源恰恰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边沁功利主义的经验主义基石，向着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算术发生了致命的滑移。边沁功利主义原本是一门以经验感知为锚点的行动科学——苦乐必须是当下存在的主体切身可感、可经验的。然而，当帕菲特的“时间中立性”被过度拉伸，催生出当代长期主义后，计算的对象变成了遥远未来千百万年后可能存在的“万亿潜在心智”。这直接导致了现实痛苦的被边缘化；脱离了经验实证检验的宏大预测，必然退化为不可证伪的猜谜游戏。直接导致资本在通用人工智能（AGI）领域的无序扩张与地缘霸权，包装为拯救宇宙文明的崇高圣战，从而逃避现实社会的民主监督与制度问责。

（三） 救赎之道：重申规则功利主义与社会制度问责

这场论争深刻昭示出：未经规则约束与制度问责的行为功利主义，必将走向其反面。这正是边沁思想遗产中最常被后世误解、也最需要重新发掘的智慧：边沁绝非主张为了眼前单次行动的效用而肆意践踏规则的“天真功利主义”；他一生致力于法律编纂与制度设计，正是因为他深刻洞察到，维护稳定透明的法律框架、程序正义、契约精神与社会信任本身，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长期总效用。任何个人——无论其道德口号多么高亢、数学模型多么精巧——一旦脱离了制度的问责、同行的检验以及受助群体的平权制衡，其“善意”都将不可避免地异化为傲慢的特权。结语：在谦卑中长大成人

面对《经济学人》的冷峻审视与韦纳“有效利他主义者能否长大成人？”的严厉追问，EA若想在21世纪继续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就必须在理论追求与行动实践上来一场彻底的自我革命。必须果断剥离长期主义的狂妄神话，走出自我感动的极客回音室，虚心向历史、政治与人类常识学习。彻底停止沉迷于拯救宇宙万亿心智的英雄神话，将功利重新锚定在当下可以经验、可以验证、可以追责的现实痛苦与制度改革之上。它同时必须走出硅谷精英的自恋闭环，主动将前沿 AI 安全治理纳入现代制度与全球公共治理的阳光之下，接受同行学术评议与外部力量的刚性制衡。EA必须明白，正如边沁所开创的功利主义传统所昭示的，道德生活的成熟不在于算术的自圆其说，而在于对真实人类处境的敬畏与审慎判断。边沁的幸福计算从来就不是为了让人类异化为冰冷的算法，而是为了让苦难被真切地通过比较可以看见，让幸福尽可能被公正地衡量。EA需要守住这经验主义与追求平等的初心，摒弃傲慢，学会长大。

回到功利主义研究视角，这场论争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判定谁输谁赢，而在于它同时澄清了功利主义实践的两面：一面是它作为“摒弃偏见、超越地理与物种界限、以理性求真为导向的行动哲学”的巨大生命力；另一面则是当这种计算“试图统治人类道德生活的全部时”所面临的深层风险，它会遭遇人性的心理抵抗，忽视结构性正义与权力动态。

《经济学人》正确地提醒了后一个风险，麦卡斯基尔则有效地辩护了前一种价值。而真正的功利主义思想智慧，或许正如埃德蒙兹在《利他的代价》中所言：“浅池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道德拷问，但人类道德世界的全貌，远比池塘水面要深邃得多。”真正的功利主义绝非简单的数字计算游戏，它既需要用理性与数据去最大化地减少世界上的实际苦难，也需要在对个体尊严、基本规则与现实人性的尊重中保持审慎。这，才是功利主义留给我们这个"最伟大观念"之论争的遗产。

注释：

[1] The Economist, Effective altruism is this century’s biggest idea, Leader, 1 Oct 2026.

[2] The Economist，How effective altruism conquered the world: And how the 21st century’s most important social movement might yet end it，1 Oct 2026.

[3] Will MacAskill, Will MacAskill responds to our cover story on effective altruism, The Economist, By‑Invitation, 4 Oct 2026.

[4] Leif Wenar, Can effective altruists grow up? The Economist, By‑Invitation, 7 Oct 2026.

[5] Jeremy Bentham, Essays on Logic, Ethics, and Universal Grammar, ed. Philip Schofield ,UCL Press, 2025,p250.

[6] Jeremy Bentham, Essays on Logic, Ethics, and Universal Grammar, ed. Philip Schofield ,UCL Press, 2025,p133.

[7] Bentham, J. (1843). *Draught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Judicial Establishments*. In J. Bowring (Ed.),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Vol. 4, p. 316). Edinburgh: William Ta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