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长途电话连续响了20多次,我气得接通刚想骂人,电话那头传来颤抖的声音,我手里茶杯一下摔碎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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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十一点,小卖部卷帘门刚拉下一半,柜台上的旧电话就响了。

一个陌生长途号码,挂断又打,连续二十多次。

我攥着抹布,气得手抖,接起来刚要骂,那头传来一个女人发颤的声音:“宋阿姨,冠楠出事了,你快来……”

话没说完就断了。

我手里的搪瓷茶杯“啪”地砸在地上,碎瓷片溅到脚边。

我回拨,无法接通。

窗外下着冷雨,我盯着那个号码,想起半年前儿子最后一次打电话时说过,有些事我不知道更好。



01

谢冠楠是我儿子,今年三十,在南方做工程监理。

半年前他打来最后一通电话,说妈,我和晨曦处对象了。

何晨曦,这名字我听过,她爸叫何洋,开建筑公司。

我当时正在擦柜台,抹布往水桶里一扔,水花溅了半面玻璃。

不行。

我嗓门拔高了,谁家都行,何家不行。

儿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妈,你不讲理。

电话挂断,再打就不接了。

我不是不讲理。

谢健出事那年,交警在车里找到一张带血渍的名片,何洋的。

名片压在驾驶座底下,副驾驶地垫上还有半截被踩碎的茶叶罐,谢健从家里带走的,铁皮上留着我的指纹。

那年谢冠楠刚考上大学,我没告诉他名片的事,怕他冲动。

一个人查了五年,何洋的公司在城南,我骑电动车去过三回,远远看着那栋八层办公楼,没进去。

半年前儿子突然转来两万块钱,短信里就五个字:妈,别找我。

我去银行查了汇款单,填单地址是南方某市城东支行。

我给他打电话,关机。

给何晨曦打,也关机。

从那以后,儿子像是从这世上蒸发了。

小卖部是谢健留下的,三十平米,烟酒副食加五金杂货。

每天早上六点半开门,晚上十一点关门,街坊邻居都熟。

徐玉娥住隔壁单元,退休前在邮局工作,心细。

她来买盐那天,我正对着手机发呆。

她伸头看了一眼,说宋妮,又是那个号码?

我点点头。

她劝我,现在骗子多,别接。

我说知道。

可心里总像揣着块石头,沉甸甸往下坠。

那天晚上我翻谢健的遗物。

衣柜最底层有个铁皮盒子,里头装着他的驾驶证、身份证、还有那块上海牌旧手表。

表是结婚时我给他买的,表带换过三回,他戴了二十年。

可那天我翻遍盒子,手表不见了。

盒子底垫着一张旧报纸,日期停在五年前三月十七号,他出事那天。

报纸上头版右下角,被红笔圈了一个小方块,何洋公司的奠基仪式。

我坐在床边,报纸摊在膝盖上,手指头一遍遍摸那个红圈。

谢健不抽烟不喝酒,出事前半个月,有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问怎么了,他说没事。

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说话。

第二天他出车,第三天交警上门。

手机又响了。

还是那个陌生长途号码。

我盯着屏幕,来电显示区域没有归属地,只有一串数字。

响了七声,停了。

过了不到一分钟,又响。

徐玉娥在门外喊,宋妮,你家灯还亮着?

我应了一声,把手机翻扣在桌上。

窗外起风了,卷帘门哗啦啦响,像有人在拽。

我起身去压门,手指碰到冰冷的铁皮,突然想起谢健出事前晚,也是这样的风。

我回屋,手机屏幕上躺着三个未接来电,都是那个号。我把它存进通讯录,名字打了两个字:陌生。存完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直到屏幕暗下去。

第二天一早,我去电信局查号码。

柜台小姑娘敲了几下键盘,说阿姨,这是南方某市的号码,具体地址查不到。

我说能查到这个号是谁的吗。

她摇头,说只能查到归属地。

我谢了她,走出营业厅,太阳明晃晃照着街面。

我站在台阶上,手机攥在手里,那个号码又亮了。

我没接。

回到店里,徐玉娥来买酱油。

她说宋妮,你脸色不好。

我说没睡好。

她压低声音,说昨晚你家门口好像有人转悠。

我心里一紧,问她看清了吗。

她摇头,说天太黑,就看见个影子,瘦高个,戴着帽子。

我说可能是收废品的。

她将信将疑,拎着酱油走了。

下午两点,快递员送来一个包裹。

巴掌大的纸盒,寄件人写的是谢冠楠,地址是南方某市。

我拿剪刀划开胶带,手有点抖。

盒子里塞着泡沫,最上面是那块上海牌旧手表,表盘上多了一道划痕。

手表底下压着张折了两折的纸条,上面是儿子的字:妈,别找冠楠,危险。

我把纸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写得很潦草,像是匆忙加上的:何洋知道爸的事了。

我攥着纸条,指甲掐进掌心。

何洋。

这个名字从谢健走后,我一直埋在心底,从没对任何人提起过。

现在儿子把它挖出来了。

手表盒最底下还有东西。

我把泡沫全倒出来,摸到一个硬邦邦的夹层。

撕开衬布,里头有封信。

信封上没写字,封口粘得很死。

我捏了捏,里面像是有张照片。

没拆。

我把信塞回夹层,手表放进铁皮盒,盒子塞回衣柜最底层。

那天晚上我坐在柜台后面,看着街上人来人往。

徐玉娥过来借扳手,我递给她。

她接了,没走,站在门口说,宋妮,你要有事,言语一声。

我点点头,说没事。

她看了我一眼,走了。

九点四十分,手机响了。

屏幕上亮着那两个字:陌生。

我盯着它,响了五声,六声,七声。

柜台上的搪瓷茶杯冒着热气,茶叶沉沉浮浮。

我伸手去够杯子,手指刚碰到杯沿,电话又断了。

杯壁烫手,我缩回指头。

窗外有人放烟花,砰的一声炸开,红光映在玻璃上,像谁泼了一盆血。

我关了店,拉下卷帘门。

铁皮落地的声音在巷子里回响。

回家路上经过谢健出事的路口,我停了停。

路灯昏黄,水泥地面上有新铺的柏油,黑亮亮的。

我站了一会儿,风从领口灌进来,冷。

手机在兜里又震了,我没拿出来。

那晚我梦见谢健。

他坐在小卖部门口的台阶上,手里转着那块旧手表,说宋妮,有些事你别管。

我说我不管谁管。

他抬起头,脸被阴影遮住,说管好冠楠。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窗外天刚蒙蒙亮。

02

去电信局查不到结果,我去了派出所。

接待我的是个年轻民警,姓黄,圆脸,说话客气。

我把手机递过去,说这个号码一直打,我怀疑跟我儿子失踪有关。

他查了系统,说阿姨,这个号没有实名登记,是虚拟号。

我问他能定位吗。

他摇头,说这种号一般是网络拨号,追踪难度大。

我坐在派出所长椅上,手里攥着那张纸条。

黄民警给我倒了杯水,问您儿子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

我说谢冠楠,南方城东区,做工程监理。

他在电脑上敲了几下,说没有报失踪。

我张了张嘴,想说半年前就联系不上了,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报失踪要满两年,我知道。

走出派出所,太阳很刺眼。

我站在台阶上,手机响了,徐玉娥打来的。

她说宋妮你快回来,店里有人找你。

我问谁,她说两个男的,说是冠楠的同事。

我拦了辆三轮车往回赶,心里七上八下。

到店里,两个男人坐在柜台外的塑料凳上。

一个穿灰夹克,四十来岁,瘦,颧骨高,眼睛不停地转。

另一个年轻些,黑脸膛,胳膊上有一道疤,低头玩手机。

灰夹克站起来,说宋阿姨吧,我们是冠楠在工地的同事,他让我们来拿点东西。

我问什么东西。

他说一个手表盒子。

我说没有。

灰夹克笑了笑,露出黄牙,说阿姨,别为难我们,老板让来的。

老板。

我脑子里闪过何洋的脸。

我说你们老板姓什么。

灰夹克顿了一下,说姓何。

我心跳快了几拍,手伸进围裙口袋摸到手机。

黑脸膛抬起头,盯着我。

灰夹克往前凑了一步,说阿姨,东西给我们,以后没人再烦你。

我退到柜台后面,手摸到柜台底下的铁扳手,说你们再不走我报警。

灰夹克看了我几秒,嘴角抽了抽,转身走了。

黑脸膛跟在后面,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刀子。

他们走后,我蹲在地上,腿发软。

徐玉娥跑进来,说那两人看着就不像好人。

我扶着柜台站起来,说玉娥,帮我看着店。

我回家把铁皮盒子取出来,手表和信都装进一个布袋,又拿了谢健的驾驶证和那张带血渍的名片。

布袋塞进米缸最底下,上面压了两袋大米。

晚上何晨曦给我打电话了。

她的号码我一直存着。

接通后她没说话,呼吸声很重,像刚跑完步。

我说晨曦,冠楠在哪。

她沉默了几秒,说阿姨,你别问了,好好待在家里。

我说何洋是你爸。

电话那头安静了。

过了很久,她说阿姨,有些事冠楠不让我说。

然后挂了。

我再打过去,关机。

我把手机摔在床上,坐在床边喘粗气。

窗外路灯亮了,昏黄的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照在衣柜上。

我盯着那道光,想起谢健出事前三天,何洋的名片为什么会出现在他车上。

谢健跑货运,跟建筑公司没交集。

除非,有人故意把名片塞进车里。

那晚我没睡。

坐在厨房小板凳上,把谢健出事前后的日子掰开揉碎地想。

出事那天是三月十七号,谢健从城南货场拉钢材去城北工地。

那条路他跑了八年,闭着眼都能开。

交警说车速过快,撞上隔离带,驾驶室变形,人当场就不行了。

可谢健开了二十年货车,从来没出过事故。

徐玉娥老公在交警队干过,她偷偷跟我说过一句,刹车片磨损异常。

我当时没往心里去,现在想起来,后脊梁一阵阵发凉。

凌晨三点,手机又响了。

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那头没人说话,只有沙沙的电流声。

我攥着手机,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过了十几秒,电话断了。

屏幕上显示通话时长,十七秒。

第二天我去找徐玉娥。

她老公老周退休前是事故科科长,我拎了两斤鸡蛋上门。

老周坐在藤椅里,听完我的话,沉默了很久。

他说宋妮,有句话我憋了五年。

我盯着他。

他说当年那辆车,刹车油管被人剪过。

我手里的鸡蛋差点掉地上。

他说没有证据,现场被破坏得太厉害,最后按单方事故结了案。

我站起来,腿有点晃。

老周说宋妮,你一个人别去查。

我点点头,走出他家门,站在楼道里,扶着墙缓了好一会儿。

下楼时腿还是软的,扶着扶手一步一步挪。

到单元门口,阳光照在脸上,我蹲在台阶上,捂着脸,没哭出声。

下午我买了南下的火车票。

硬座,十三个小时。

临行前把米缸里的布袋取出来,塞进贴身背心的内兜。

又把那封信从手表盒夹层里抽出来,犹豫了一下,装进了裤子口袋。

徐玉娥来送我,在站台上说,宋妮,有事打电话。

我抱了抱她,说帮我看好店。

火车开动时天已经黑了。

车窗外的灯光一盏盏往后跑,像谢健出车那晚的尾灯。

我靠在椅背上,手按着胸口的布袋,手表硌着掌心,冰凉。

对面座位是个抱孩子的年轻女人,孩子哭闹,她轻轻拍着。

我闭上眼,耳边全是火车轧过铁轨的声音,哐当,哐当,像心跳。



03

到南方是第二天早上。

城东区火车站人挤人,我背着布包出站,空气又潮又热,跟老家干爽的秋天完全两样。

按儿子汇款单上的地址,我找到他租的小区。

老式居民楼,六层,没电梯。

我爬上去,敲门。

没人应。

隔壁门开了条缝,一个老太太探出头,说别敲了,搬走一个多月了。

我问搬哪去了。

老太太摇头,说那小伙子挺有礼貌,搬走那天半夜,好像有人跟着。

她说就看见一辆黑车停在楼下,没熄火。

我谢了她,下楼时腿肚子打颤。

小区门口有个小卖部,我进去买了瓶水。

店主是个中年男人,胖,坐在躺椅里看手机。

我拿出谢冠楠的照片,问见过吗。

他看了一眼,说这小伙子以前老来买烟,后来有个姑娘来找他,两人在门口吵过架。

我问姑娘长什么样。

他说挺瘦,长头发,眼睛哭得红红的。

何晨曦。

我站在街边,太阳毒辣,柏油路面泛着光。

手机响了,陌生号码。

我接了。

那头是个男人的声音,沙哑,说宋阿姨,冠楠让我告诉你,东西别留在身上。

我问你是谁。

他说你别管,把东西放回老家,人赶紧回去。

我说冠楠在哪。

他停了一下,说阿姨,你儿子在做一个危险的事,你帮不了他。

电话断了。

我攥着手机站在路边,车流从身边过,喇叭声刺耳。

我找了个台阶坐下,从兜里掏出那封信。

信封上什么都没有,我撕开封口,里面滑出一张照片。

谢健和一个男人的合影,背景是货场,两人都穿着工装。

谢健笑得憨,旁边那个男人瘦高个,眉眼跟何晨曦有几分像。

翻到背面,钢笔字写了一行:三月十号,货场。

谢健的笔迹。

我把照片翻过来,盯着何洋的脸。五年前他就站在谢健旁边,笑得客客气气。三天后谢健死了,何洋的公司奠基。我把照片塞回信封,手抖得厉害。

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沙哑的声音。

他说宋阿姨,何洋知道你来南方了。

你儿子在城东废旧仓库,今晚十二点前,别报警。

我说我要听冠楠的声音。

他说不行。

我说那我不去。

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我听见了儿子的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妈,别来。

我蹲在台阶上,捂着嘴,眼泪砸在水泥地上,一滴滴洇开。

旁边有人经过,看了我一眼,没停。

我站起来,抹了把脸,拦了辆出租车。

司机问去哪。

我说城东废旧仓库。

他看了我一眼,说那地方偏得很,晚上没人去。

我说去。

车开了四十分钟,越走路越窄,路灯也没了。

两边是荒地,远处有几栋烂尾楼,黑黢黢立着。

司机在路口停下,说前面进不去。

我付了钱下车,风从荒地里吹过来,带着铁锈味。

手机亮了,陌生号码发来一条短信:往北走三百米,铁门。

我攥着手机往前走。

脚下是碎石路,踩上去咯吱响。

走了大概十分钟,看见一道铁皮围墙,中间开着一扇小门,门缝里透出微弱的光。

我站在门前,心跳得厉害。

推门前,我把布袋从背心里取出来,塞进门边的碎石堆里,用脚踢了踢,盖住。

推开门,里面是个大仓库,堆着钢筋和水泥袋。

角落亮着一盏工矿灯,照出一小片光。

看清那明亮的灯光下照射的人脸时,我浑身猛地僵住。

瞳孔骤然放大,呼吸瞬间卡在了喉咙,脚步像被钉在了原地。

我心口狠狠一缩,脑子里好像放烟花般轰然炸响。

一股难以置信顺着脊背爬上来,我是万万没想到,会在这里看见他——

巨大的荒谬感紧紧裹挟着我,就连我的嗓音都打起了颤:

“怎么.....怎么是你!”

“你怎么......你怎么会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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