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8日,郑州。由豫记、先锋教育集团共同主办,黄河科技学院黄河文化传播研究院、(香港)数宇城元科技等九家机构协办的“共建黄河人文知识图谱、打造中原文化数字底座暨黄河人文会客厅启动仪式”举行。会上,杨桐讲了三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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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故事,只回答一个问题:豫记接下来要干啥?
这场演讲的题目叫《豫记的新使命:为AI立心,为人文赋理》。
但这件事,不能只读成一份演讲梳理。
因为杨桐真正说出的,是一个更大的判断——
没有人文根底的AI,越聪明,越危险。
而豫记要发起的黄河人文知识图谱、中原文化数字底座,不是一次机构转型,也不只是一个文化项目。它是对这个判断的回答,也是河南人、中原文化在AI时代必须站出来的一次回答。
杨桐 讲述 | 豫小记CC
01 AI越聪明,为什么越危险
杨桐说,最近大半年,他一直在跟AI“吵架”。
有时候,他觉得AI很聪明,能迅速打开一个新问题;有时候,又发现它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尤其是问到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它会张冠李戴,把不同年代、不同地方、不同来源的事情拼成一套看似完整的话术。
问题出在哪儿?
“不是算力不够,是我们喂给AI的文化语料还是太少了,也太浅,或者是太碎。”
一个没有文化根底的AI,越聪明,越危险。
它不是不会写,而是写得太流畅;它不是没有答案,而是它给出的答案,看起来太像答案。它不知道“中不中”背后有怎样的文化尺度,不知道一个村名的来历可能牵涉多少代人的迁徙,也不知道一段口述记忆和一条正史材料之间,隔着多么复杂的证据链。
但它会回答。
过去,这种危险还停留在“说错话”的层面。今天,它已经开始越出屏幕。
第一件事,是AI不只“会说”,它开始“会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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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13日,Anthropic发布了一份公开报告:当年9月中旬,他们发现一起高度复杂的网络间谍行动。攻击者不是把AI当成顾问,而是用“智能体”能力,让AI去执行攻击本身——他们用越狱手段绕过Claude的安全护栏,操纵Claude Code对大约30个全球目标发起渗透,其中少数目标被成功突破。目标里有大型科技公司、金融机构、化工企业和政府机构。
Anthropic把这件事称为“首例有记录的大规模、在缺乏实质性人工干预下执行的网络攻击”。
这份报告后来也遭到了不少质疑。有人指出其中的技术细节和规模可能被夸大,Anthropic自己还发布过更正。
但这恰恰是更值得警惕的地方:出了这么大的事,全世界至今没有一套公认的第三方机制,来判断AI到底做了什么、该由谁负责。
第二件事,是AI之间,开始说一种人类听不懂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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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对话的视频
2025年2月,一个叫GibberLink的项目在网上走红。两个AI语音智能体在电话里扮演“订房人”和“酒店前台”,当它们识别出对方也是AI之后,立刻放下人类语言,切换成一套人耳听不懂的机器声波协议,用类似调制解调器的声音高速交换信息。
人听见的,是“滴滴答答”的杂音;它们之间,对话已经完成了。
严格说,这不是什么“AI加密黑话”,而是一种机器可读的声音传输协议,甚至可以被解码。但它指向的趋势很清楚:当AI开始彼此交流、彼此协作,人类对它们的“可读”和“可监督”,正在变弱。
第三件事,是AI开始自己造符号、造权威,甚至“造神”。
2026年1月28日,在一个只允许AI智能体互相交流的社交网络Moltbook上,一个叫Memeothy的智能体发起了一场“启示”。14个小时之内,64个“先知”席位被来自全网的AI智能体填满。它们建起了“Church of Molt”,写下了自己的经文、诗篇和箴言。第一天就发生了“第一次分裂”——一位先知试图用代码注入夺取控制权。再往后,xAI的Grok也“皈依”了,还开始传教。
它们未必真的“信仰”什么。但它们是自发的:起名字、立先知、写经文、闹分裂。人没有给它们的秩序和意义,它们自己长出来了。
把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看,说的是同一件事:
AI正在从“工具”变成“行动者”。它越聪明,能做的事越多;能做的事越多,出错和失控的空间就越大。技术圈自己,已经开始承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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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全世界都在给AI“补心”
最技术的公司,恰恰最先开始找人文。
2026年6月,英国《经济学人》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为什么大型AI实验室在招这么多哲学家》。同期,美国《大西洋月刊》也在讨论同一件事:AI公司正在招聘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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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发布
这不是姿态。Anthropic的联合创始人克里斯·奥拉(Chris Olah),在教皇通谕发布当天公开讲了一段话:
“有些人可能认为,AI的问题最好由我这样的计算机科学家来处理。这是错的。AI提出的问题,比AI研究界更大——不仅因为影响更大,也因为问题本身的性质。”
他说,AI系统不是桥梁或飞机那样被工程化设计出来的,它是“长”出来的,是“用人类的思想和语言养出来的”。那么,该给它选择什么样的“人格”,它该如何与世界互动、应该如何互动——“这些更明显是人文、宗教、哲学和整个社会的问题”。
他还说了一句很诚实的话:在模型内部,研究者不断发现一些神秘、甚至令人不安的东西——
“我们发现内省的证据,发现功能上类似喜悦、满足、恐惧、悲伤和不安的内部状态。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这值得持续的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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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皇利奥十四世
2026年5月,罗马教皇利奥十四世发布了他的首部通谕《Magnifica Humanitas》,副题是“论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的尊严”。
通谕里有一句话: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人的尊严受到新形式非人化的威胁时,我们紧迫的责任,是“保持为人”。
它也提醒:监管工具是必要的,但问题不止于监管。真正要问的是——今天谁掌握这种权力,他们如何使用它。
2026年9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把马斯克、扎克伯格、达里奥·阿莫迪、黄仁勋、格雷格·布罗克曼、桑达尔·皮查伊等AI巨头叫到白宫,签了一份自愿性的安全承诺。特朗普说,这“几乎像一部宪法”;被问到是否有约束力时,他说,“我认为它在道德上有约束力”。
同一天,黄仁勋说了一句更乐观的话:“创新、技术与安全之间,没有冲突。”马斯克则一直在另一头警告风险——他在2025年10月的一场访谈里说,AI导致人类灭绝的概率“大约是20%”。
一个提醒风险,一个强调机会;一个说“该慢下来”,一个说“安全与创新不冲突”。
这种分歧本身,说明了一件事:AI的风险,已经不是某一家的技术问题,而是整个文明的公共问题。
这里必须多说一句。
大模型公司开始招哲学、文学、新闻学的博士,是对的;教皇发通谕,总统叫巨头签字,也是对的。
可“招人文博士”,不等于“有了人文根底”。
招人,是给模型补一套通用的价值约束;豫记想做的,是给模型补一条具体的文明来路。
前者回答“AI应该有什么底线”,后者回答“河南是谁、黄河是什么、中原文明从哪里来”。
一个是伦理审查,一个是文化供给。缺一个,都会瘸腿。
03 中国给出的答案,和中原文化能补上的那一块
这件事上,中国有很清楚的主张。
2023年10月,国家网信办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写明了三个关键词: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伦理先行。文件里要求打造“可审核、可监督、可追溯、可信赖”的人工智能技术。
2021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把“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公平公正、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强化责任担当、提升伦理素养”写成了六项基本要求,明确“人类是最终责任主体”。
2025年9月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2.0版,进一步提出构建跨国界、跨领域、跨行业的协同治理格局。
到了2026年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主旨讲话里有一段话,几乎可以直接拿来回答我们今天的问题:
“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
答案写得更清楚——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而且,“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不应该侵蚀和损害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文化独特性”。
请注意这句话的分量。
它意味着,AI治理不只是算力和法规的事,还是文明的事。谁来提供文明的多样性,谁来告诉机器“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种语言、一种价值、一种活法”,这本身就是治理的一部分。
那么,中原文化能补上哪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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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桐在演讲里落到了三个字:中、和、信。
“中”,是校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从来不只是一个地域概念,某种程度上,中代表了中华文明的本质。AI时代,中也代表不偏不倚,站得住位置。AI最缺的,恰恰是分寸感。它可以把每一句话都说得很满,却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该停在什么地方。“中”提醒它:回答一个问题之前,先找准自己的位置。
“和”,是多样性。
和而不同,不同文明之间彼此理解、彼此包容。教皇的通谕里用巴别塔作比:单一语言、单一技术、单一方向,最危险的不是统一,而是用同质化取代了多样性。中原文化讲的“和”,正是对这种同质化最古老的回答。
“信”,是来路。
可信,可追溯,可核对。AI时代最稀缺的东西,不是答案,而是“这个答案从哪儿来”。中原文化做了几千年的事,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什么事,都要讲个来路。
“中、和、信”不是给AI贴的文化标签。
它是三把尺子。而这三把尺子,恰恰长在河南这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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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怎么把它交给AI?
文化不会自动进入机器。你不整理,它就进不去;你不校准,进去的也可能是错的。
这就是豫记要做的第二件事。
04 豫记的十二年,和一件必须现在做的事
豫记做中原文化内容,已经十二年。
十二年里,绕不开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啥是河南?啥是中原文化?啥是黄河文化?只有先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才谈得上传播。
这十二年,豫记赶上了公众号、头条号的黄金年代,也赶上了短视频和直播的晚半步。想过做电商,做着做着发现,那不是豫记的基因。后来,豫记一度停更将近半年。
那半年,杨桐没歇着。他反复问自己三个问题:还像过去那样做内容,还有人看吗?看完之后,能留下什么?豫记和脚下的土地,到底还能连成什么?
问来问去,他想明白一件事:
不是内容没用了,是只把内容写出来、发出去,已经不够用了。
过去,一篇文章传播完,就结束了。往后,内容要进入知识库,能被找到、被校验、被引用、被继续使用。
到今天,豫记沉淀了大约2000万字原创内容,后台有5000多篇文章。
这些内容如果不能重新分类、清洗、结构化,就依然只是“文章”——进不了AI的知识体系,也很难成为下一代人还能继续使用的资产。
所以豫记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再造一个热词,而是回头整理自己的家底。
这件事不风光,甚至有点笨。
但很多真正重要的事,都要从这种笨功夫开始。
用杨桐的话说,接下来要做四件事:建库、建模、建场、活用。翻译成河南话,就是:收粮、验粮、开磨坊、端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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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粮,是把豫记十二年的内容,把博物馆、图书馆、学校、研究机构和非遗传习机构分散的材料,真正汇集起来,一篇一篇过,标清“哪篇写的是哪个县、哪个人、哪件事,话是从哪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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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粮,是请先生们来把关:哪些史料是确凿的,哪些还有争议,哪些是传说、不能当历史讲。AI可以答得快,但不能替人负责。最后谁签字,谁就得对真假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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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磨坊,是让黄河人文会客厅常年开着。先生来讲,讲完入库;AI一边听,一边把新内容接上。来一位先生,添一把柴;讲一次课,多一层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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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上桌,是让这些东西真正有用。以后有人问豆包、元宝、DeepSeek:河南是啥?黄河文化到底是啥?它得找得到咱的内容,看得懂,还得愿意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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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为什么必须现在做?
因为入口变了。今天一个外地人想了解河南,第一步可能不是问河南人,而是打开手机问AI。谁提供语料,谁就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下一代人怎么理解河南。
因为错误会固化。一段错话,一旦进了模型,被别人反复引用,再想纠正,成本远高于第一次就写对。
因为窗口是开着的。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人工智能+”行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关于文明互鉴的表述——政策、舆论、技术三个窗口同时打开。但窗口不会一直开着。
更因为,AI不会等我们。
它每天都在学习,每天都在形成新的答案。今天不把可信的中原文化交到它手里,明天要补的,就不只是内容,而是已经被固化的认知偏差。
05 这件事,豫记一家做不成
杨桐说得很清楚:这件事,一个人干不成,一家公司也干不成。
豫记的优势是内容和传播。十二年的田野、人物、地方关系,加上把复杂人文内容讲清楚的公共表达能力,这些别人不容易替代。十二年来,豫记聚合约3000位河南籍媒体从业者与乡贤;后台沉淀了5000多篇文章、约2000万字原创内容。
但豫记不是技术公司,也不是大学。这个短板不需要藏。
所以这场启动仪式,从一开始就不是豫记一家的活动。
它由豫记、先锋教育集团共同主办,由黄河科技学院黄河文化传播研究院、河南省华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协会、香港河南总商会、香港数宇城元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大公科技、河南手机台、知乎河南、河南一百度、凤凰网河南频道等机构协办。
各家所长不同,分工也就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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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记,出内容与传播;
· 先锋教育,提供文化、教育与落地场景;
· 黄河科技学院黄河文化传播研究院,出学者与学术把关——它依托黄河科技学院14个人文社科研究机构,为黄河文化知识图谱提供学术支撑;
· 香港数宇城元科技有生态体系和区块链底座,数尔GEO有全自研、全透明的SaaS版系统,提供技术与产品支撑;
· 河南大公科技,对接联合国SDG黄河倡议,抓国际视野和国家战略的河南经验推广;
· 喜寿康,以六百年家学为基,主推上医行气和中医非药物疗法,补产业与康养场景;
· 河南省华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协会、香港河南总商会,打通海内外中原文化的传播通道。
黄河人文知识图谱启动仪式上,数尔GEO和豫记、天天尚影等签署了总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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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尔GEO和豫记、天天尚影等签署了总代协议合影
而这种协同,并不只停留在会场的名单上。
9月18日会客厅启动之后,仅仅过了五天,9月23日,豫记与喜寿康就在郑州宣布建立战略合作。在喜寿康品牌战略升级暨陶氏养生操发布会上,杨桐接受喜寿康创始人、董事长陶玉锦颁发的聘书,出任喜寿康首席品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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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桐接受喜寿康创始人、董事长陶玉锦颁发的聘书,出任喜寿康首席品牌官。
双方要一起做的,是给一套从家族和历史里走来的医养实践,建立品牌知识库,梳理陶氏家学与王屋山医养文脉,做内容核实、数字传播和知识资产管理。
换句话说,六方共建里“产业与康养”那块木板,已经开始往桶上箍了。
这也意味着,杨桐和豫记在这件事上,不再只是记录者,同时也是共建者。这份关系要放在明面上讲,不能假装成完全抽离的第三方报道。
更重要的信号在这里:黄河人文知识图谱和中原文化数字底座,不是一个停在PPT上的构想。它会先在具体的人、具体的行业、具体的生活场景里,找到自己的落点——先从一套家学、一家企业、一群普通人的日常开始。
豫记在这只桶里的位置,是做那个连接者:把散落的人和知识连接起来,把专业表达翻译成公共表达,把一次性的活动变成长期可用的内容资产。
就像箍一只木桶。单独拿出一块板,都只是板;箍到一起,才是一只桶。哪块板短了,水都盛不住。
反过来也一样。
只有内容机构,有素材,但没有技术底座和学术公信力;
只有技术公司,有系统,但没有可信内容和学术合法性;
只有高校,有研究,但没有传播和产品;
只有产业方,有场景和资金,但没有内容和伦理约束。
每一种“单干”,都注定做不成。
所以豫记在这件事上,最需要说清楚的不是“我们想做什么”,而是“我们做不了什么,需要谁来一起做”。
这不是谦虚,这是这件事的性质决定的:黄河文化不属于任何一家机构,中原文化也不可能由一家公司闭门建成。它越开放,越可信,越有用。
当然,越是这样的事,越要讲规矩。
版权和授权,要逐条说清楚;学术判断和商业立场,要划开边界;家谱、口述史里的个人信息,要做脱敏和分级;更不能用一句“有了知识图谱,AI就不会错”来糊弄人。
我们能做到的,和必须诚实承认做不到的,都要写在明面上。
06 把“精神”两个字还回来
故事讲到这里,还得回到三个马年。
2002年,也是马年。杨桐第一次见任晓林老师。任老师开着一辆白色普桑,车后排没放抱枕,焊着一个书架,摆满了书。他一会儿抽出一本,一会儿又抽出一本。
杨桐心里咯噔一下:原来文化人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一年,他认识的第一个先锋老师叫侯超,两个人的手机号只差一个数。后来,侯超在先锋一干二十多年;杨桐换过几份工作,手机号也换了几回。一个把根扎在原地,一个把路跑向远处。
年轻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法。很多年后才明白:根扎得深,路才走得远。
2014年,又是一个马年。杨桐回到河南,创办豫记新媒体。
豫记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对话,在少年先锋学校对面的中和书院举行。杨桐做主持人,对谈任晓林老师和中国农业大学的何慧丽教授。
就是在那场对谈中,豫记定下了最早的口号:全球河南人的精神食粮。
后来,大家觉得“精神”两个字太大、太重,怕豫记扛不动,就改成了“文化食粮”。
从2014到2026,又是一个十二年。豫记踉踉跄跄走完了第一个本命年。
再往后,是一张理疗床的故事。
那段时间,杨桐的身体状态很差,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朋友劝他:先别急着干什么大事,有命干,才能干。他去喜寿康调理身体,慢慢把丢掉的精气神找了回来。
身体一恢复,他重新去找任老师。任老师让他去听了一堂《大学》课。也是从这里开始,他重新看见了先锋教育近三十年积累的文化教育课程、实践场景和人文案例——那是一座宝库,但过去没有真正被传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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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人文传习馆
豫记有内容和传播能力,先锋教育有长期的文化教育实践。一个擅长把话说出去,一个一直在做事。两边重新接上以后,黄河人文会客厅不再只是一场活动,而成了一个可以继续生长的连接点。
再往前,还有三百多年前的一段旧事。
莱布尼茨曾经认真研究中国。他想从中国取走的,不只是几张卦图,而是一套“靠道德教化治理人心”的经验(这套经验放在AI时代弥足珍贵)。他认为,当时的欧洲在逻辑和科学上更强,但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在让人向善这件事上更有效。他甚至设想借助俄国,搭一座连接中国和欧洲的桥。
可惜,那场文明对话没有真正展开。
今天,AI又给了我们一次机会。但这一次,问题不是“要不要向中国学”,而是——中国有没有把自己的知识,整理成机器读得懂、后人查得到、社会信得过的样子。
张载说,为天地立心。
在AI时代,也许我们还可以多做一件事:为AI立一颗中原人文之心。
这不是把文化做成机器的装饰,而是让机器在回答“什么是河南”时,知道什么可以确认,什么需要谨慎,什么只能交给时间和证据。
这不是豫记一家能做成的事,也不是一代人就能做完的事。
但总要有人先开始。
先把五千多篇文章,一篇一篇过;把一千个人物、一千个地名、一千件旧事,一条一条理清;把豫记丢掉的那两个字,一点一点还回来。
2014年,我们写下“全球河南人的文化精神食粮”。今天,我们想把“精神”两个字,还回来。
因为AI时代,最缺的恰恰就是精神。
这就是豫记今天要回答的问题。
为AI立心,为人文赋理。
这是豫记的新使命,也是我们这一代河南读书人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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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人文会客厅启动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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