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海南是全国农业GDP占比最高的省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长期维持在20%以上，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有余。这片土地上生长着天地人凤梨、传味文昌鸡、翔泰渔业等一批根基扎实的农业龙头企业，仅2024年就有6家企业跻身中国农业企业500强。面对如此厚实的产业底子，海南农商行手握全省两成存款份额，存贷比却长期徘徊在60%左右——是全国银行、农商行中最低(之一)的，其贷款余额仅2073亿元，与3446亿元存款形成刺眼落差。与此相称的另一数据是，海南农商行每股净收益仅7.9分钱，也是全国垫底序列。
哪怕存贷比扩大到75%，每年可向海南农业多输血500亿元，而海南农业获银行资金支持力度，本就仅有全国农业约34%的水平。
把问题归结为“历史包袱”或“农户缺乏抵押物”，是在用客观困难掩盖主观作为不到位。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当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经具备成熟的产业链和稳定的现金流，当“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早已证明风险可控，银行为什么仍然缩手缩脚？
先看一组数据。2025年末，海南农商行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仅56.9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不足3%。而同期该行对公贷款增量58亿元中，有多少流向了真正需要资金扩大生产的农业实体？反观海南天地人公司，这家凤梨产业领军企业已建成从种苗研发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体系，带动临高美香村一个项目六年分红430万元。潭牛文昌鸡采用“公司+农户+基地”模式，与超300名农户长期合作，户均年增收超10万元。这类企业不是没有信贷需求，而是银行的信贷供给没有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
问题的病灶在于：海南农商行的风控逻辑仍然停留在“抵押物崇拜”阶段，而海南农业早已进入“产业链信用”时代。 龙头企业带动下的合作社和农户，其还款能力锚定的是企业订单和产业收益，而非一纸产权证。银行宁可用“整村授信”做零散的小额覆盖，也不愿针对产业链核心企业设计供应链金融方案，把信贷资源集中投向真正有扩张能力的经营主体。
在其业务实务中，我甚至多见省财政的保函能开，农商行的贷款就是通不过。
更深层的问题是战略定位的模糊与摇摆。改制后的海南农商行在“支农支小”与“商业化经营”之间首鼠两端：既想守住涉农贷款增量占全省八成的“政治正确”，又不愿承担农业产业周期带来的短期波动风险。于是选择了一条最安全的路径——做小做散，用海量小额贷款完成支农指标，却在真正需要大额资金支持产业升级的环节上缺位。全省近九成脱贫人口小额贷款由该行投放，这固然是担当，但“只做小不做强”的信贷结构，恰恰暴露了服务农业实体经济能力的短板。
解决之道不在放松监管尺度，而在重构信贷文化的底层逻辑。海南农商行需要把风控锚点从“抵押物”转向“产业链信用”，围绕龙头企业的订单流和现金流设计融资产品，让凤梨地里的收成、文昌鸡的出栏量成为可评估的还款来源。同时，必须建立与“支农支小”定位相匹配的免责机制——如果每一笔农业贷款的不良都被追责到底，基层客户经理的唯一理性选择就是少贷或不贷。
海南农业的底子足够厚，缺的不是需求，是银行把需求转化为资产的意愿和能力。存贷比垫底，根子上不是“不能贷”，是“不想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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