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是我国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型随机对照试验已经证实,低剂量计算机断层扫描(LDCT)能够降低具有显著吸烟暴露人群的肺癌死亡率。然而,中国肺癌患者中相当一部分没有显著吸烟史,尤其是不吸烟女性肺腺癌负担较为突出。如何识别传统吸烟史标准可能遗漏的高风险人群,并判断其能否真正从LDCT筛查中获益,已成为我国肺癌筛查面临的重要问题。
近日,叶为民教授担任主任的国家卫生健康委闽台地区高发慢病病因流行病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联合福建医科大学曾奕明教授团队、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院Charles A. Powell教授团队研究人员,在美国胸科医师学会的官方期刊CHEST杂志在线发表题为Lung Cancer Screening Beyond Smoking-Based Eligibility: Evidence, Limits, and Lessons From China的综述文章。文章结合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筛查实践,系统梳理了吸烟史标准之外人群开展LDCT筛查的现有证据、主要局限和临床实践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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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进一步指出,发现更多Ⅰ期肺癌并不等于筛查已经降低肺癌死亡率。筛查所产生的“分期前移”可能受到领先时间偏倚、病程长度偏倚和过度诊断的影响。与早期肺癌检出比例相比,晚期肺癌发生率是否同步下降,是判断筛查能否带来实际获益更可靠的指标。随着筛查对象向低风险人群扩展,假阳性、持续影像随访、侵入性检查、良性病变手术及心理负担等潜在危害也会更加突出。
研究进一步提出,纳入家族史、环境与职业暴露、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因素的风险预测模型,可以帮助识别传统筛查标准可能遗漏的人群,但“肺癌风险升高”并不等同于“接受筛查后一定获益”。许多模型建立于具有显著吸烟暴露的人群,将其直接应用于无显著吸烟史人群时,可能无法准确估计个体的绝对风险。特别是无显著吸烟史人群中较常见的肺腺癌和磨玻璃结节,部分具有相对惰性的生物学特征,扩大筛查可能增加过度诊断,而不一定减少晚期肺癌或死亡。
中国的大规模筛查项目已经证明,LDCT可以广泛实施,并能提高早期肺癌检出比例,但目前大多数证据来自观察性研究,尚不能充分排除选择偏倚和残余混杂。现有研究对良性病变手术、侵入性检查及长期结节随访负担的报告也相对不足。因此,对于具有显著吸烟暴露的高危人群,应进一步加强规范化筛查;对于因家族史、环境或职业暴露等因素而被认为风险升高、但不符合现行吸烟史标准的人群,筛查应优先在严格的前瞻性研究或登记项目中开展。
该文强调,高质量肺癌筛查远不止完成一次LDCT,还需要科学选择筛查对象、开展共同决策和戒烟干预、规范影像采集与肺结节管理、建立可靠的随访召回体系,并持续监测假阳性、过度诊断和不必要治疗。肺癌筛查的目标不是发现尽可能多的肺结节或早期肺癌,而是在减少肺癌死亡的同时,将可避免的伤害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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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以净获益为目标的肺癌筛查临床决策框架
该文由叶为民教授担任主任的国家卫生健康委闽台地区高发慢病病因流行病学重点实验室,联合福建省肺干细胞重点实验室、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等单位共同完成。何斐、徐源、涂炳华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Charles A. Powell教授与曾奕明教授为通讯作者。
原文链接:https://journal.chestnet.org/article/S0012-3692(26)06781-4/abstract
制版人:十一
学术合作组织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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