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坑记录了华夏主干文明

——论古代天下“大势”与祖祭传承

文／翁卫和

三星堆出土了那么多人像，他们是谁？

造型特别，不能成为研究的终点。说是神像，还要问是什么神；说是祖先，还要问是谁的祖先。

人像有冠服，有不同的面貌，有不同的姿态，又与一批等级很高的礼器共同埋藏。研究这些遗存，不能只讲铸造技术和造型艺术，还应当追问：它们原来供奉在哪里，记录了什么人物，属于什么样的礼制？

我认为，三星堆坑遗存中，保留了华夏主干文明的祖祭记忆。五帝的秩序，帝喾、尧、舜、禹的形貌，以及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的传承，可以放在一起研究。

这是我对三星堆的认识，也是需要继续用材料论证的判断。

古书里有名字，地下有形象

文明怎样传下来？

可以写在书上，也可以铸在器物上；可以画成图像，也可以通过祭祀和口耳相传，一代代留下来。

今天却常遇到一个问题：传世文献记下了人物，地下出土了人物形象，两边接不上。

古书中的人物被看作传说，出土的人像又不知是谁。书归书，物归物，历史就在这中间失去了联系。

问题可能出在后人不再懂得古人的表达方式。

古人祭祖，要让后人知道祭的是谁。不同的冠饰、眉眼、耳部特征，以及所持之物，都可能承担识别身份的作用。我们今天看见的“奇特造型”，在当时或许有明确的含义。

当然，这些含义不能靠猜。要拿文献来比，也要拿同类器物来比，看能不能前后相合。

五帝的记载，应当重新放到器物面前

《月令》所记的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与时令、方位和五行相联系。这是一套有安排、有次序的祭祀观念。

《潜夫论·五德志》又记述这些帝系及其后嗣，把帝喾、尧、舜、禹等人物放入不同的传承中。

这两类文献，给三星堆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坑中器物是否也保存了这样的秩序？

以五辐圆形青铜器为例，我在研究图中将五个位置与五帝对应，试着理解其中的五行观念。这个对应是我的解释，器物本身并没有写出五帝的名字。

但它值得提出，也值得检验。

只说它像车轮，问题没有结束。说它对应五帝，同样还要进一步证明。它与人像、鸟饰、其他礼器之间有什么关系，原来怎样使用，都应当继续追查。

我所说的“九帝叙事”，也是从这里展开：将五帝传统与帝喾、尧、舜、禹联系起来，考察三星堆是否保存了一套较完整的祖先记忆。这个“九帝”，是我的研究编排，还不能当作器物已经给出的答案。

尧、舜、禹的形貌，不应轻易放过

《潜夫论·五德志》记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参漏”。

为什么上古人物的眉、眼、耳，会被这样具体地记下来？

这些描述，至少说明后人曾经用特殊形貌来识别这些人物。

三星堆人像的眉眼和耳部，恰恰有许多值得比较的地方。我把其中一些形象放到尧、舜、禹的记载中研究，就是希望找出文献与实物之间的联系。

有人会问：眼睛突出，就是重瞳吗？耳上有孔，就是耳参漏吗？

这两个问题应该问。孔洞也可能有佩饰和制作上的用途，眼部造型也可能另有象征。所以不能只凭一个特征定身份，还要看冠服、礼器、组合和所处位置。

帝喾的辨认也是如此，需要有自己的依据。

我的意思是，这些文献线索不能因为年代久远，就被排除在研究之外；也不能因为看起来相似，就认定已经完成互证。

唐、虞、夏的传承，保留在祭祀里

研究三星堆，还有一层不能忽略：这些人物是谁在祭祀？

《国语·鲁语上》记有虞氏禘黄帝、祖颛顼、郊尧、宗舜；夏后氏同样禘黄帝、祖颛顼，而郊鲧、宗禹。

从这里可以看见，王朝更替之后，祖祭并没有全部另起一套。先前的祖源被保留，新的功业人物又进入祭祀。

舜承尧，禹承舜，在文献中有王统叙事；落实到宗庙里，又有祖先、功业和祭享关系。

因此，我认为，三星堆那些身份不同、等级不同的形象，可能保留下来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相继传承的祭祀记忆。

要把这一认识做实，还得逐件说明。哪些属于共同祖先，哪些可能属于尧舜禹的记忆，哪些组合反映王族祭祀，不能只用一句“三族传承”概括过去。

为什么提出“世室神物”？

宗庙供奉祖先，礼器用于祭享。世代传下来的神物，原先应当有它们的位置和秩序。

古代文献中，有夏后氏在“世室”祭享祖宗的记述。我由此提出，三星堆坑内的一部分遗存，可能原属这样的宗庙体系。

这里要分清：埋藏坑是器物最后所在的地方，不等于原来的宗庙就在坑里。

神物从哪里来，怎样被破坏，为什么入坑，这些是不同的问题。

“祭祀坑”是现在使用的名称，但这个名称还不能说明全部埋藏过程。如此高等级的人像与礼器，经过破坏、焚烧后埋入地下，究竟属于什么行为，应当结合坑内情境继续研究。

我提出“世室神物”，是要追查它们入坑以前的身份。至于进一步认定为夏代遗存，就必须正面解释年代问题。目前相关坑的测年支持商代晚期埋藏，这与我的夏代判断存在分歧。

祭的是前代祖先，不等于器物就制作于前代。制作、使用与埋藏的时间，都要分别核清。

论古代天下“大势”

人们常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我看古史，更关心在分合之中，什么传下来了，什么改变了。

新朝代替旧代，要建立自己的秩序，也会承接旧有的祖先、礼制和信仰。到了后世，同一个人物可能被放入不同的世系，同一种祭祀也可能有了不同解释。

五帝名单为什么不一样？古代人物为什么兼有祖先、帝王与神的身份？这些问题，不能离开传承过程去看。

不过，不能将周以前都说成一统，将周到秦都说成分裂。天下的政治格局，与文明的联系范围，并不完全相同。即使分属不同地域，也可能共享祖先记忆；即使归于一个王朝，内部仍可能保有不同传统。

古今之“势”，就在这些承接和变化中。

后人用自己熟悉的制度去理解更早的文明，容易把前人的秩序放错位置。器物还在，书也还在，却读不出两者的关系。

三星堆值得研究，正因为它把一批神物保留了下来。我们应当尝试恢复它们原来的组合，也恢复它们可能承载的历史。

我认为，三星堆与华夏五帝、唐虞夏祖祭之间有联系。这一判断能走多远，要看每一条材料能不能站住。

古书中有名字，地下有形象。让二者重新相认，是我一直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