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疾痛｜记忆：“忘记”意味着彼此确认的信息只有一个人在承担了

【编者按】

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MFA）的师生们以“为肉身的疼痛要个说法”为主题开展工作坊，在被AI汹涌冲击的时代里，他们试图回到“身体”，关注我们不同于机器的身体感受、个人感受。

以下是他们新一期读书会的讨论内容，主题是“记忆”。围绕记忆的缺失、记忆的改造、记忆和身体反应的割裂、记忆与自我的关系等，讨论了《记忆旅行者》《悠悠岁月》《难民》《暗店街》等小说作品及《依然爱丽丝》《困在时间里的父亲》等电影作品。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家张怡微，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尹洁，华山医院肝胆外科中心主治医师张瑞老师与创意写作专业的各级学生共同参与了讨论。澎湃新闻经主办方授权发布讨论的内容，本文为上篇，张怡微老师说，讨论记忆，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的复杂、历史的严酷和文学的可能。

于润欣 摄

张怡微：“记忆”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宏大，视角也会非常分散。首先，记忆肯定是一个文学问题。我们大部分人的写作，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都是在写记忆、写经验、写时间。“时间”这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概念，对文学创作来讲，甚至可以是叙事者本身，或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是记忆让过去继续存在于现在，记忆也是连接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的桥梁。

《依然爱丽丝》电影海报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电影海报

我记得我们最早讨论这个话题，是围绕阿尔兹海默病。当时我写过一篇副刊短文，叫《文学病的转变》，我当时就觉得，不管是《依然爱丽丝》《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这些电影，还是一些写过这些话题的作家，都把我们刻板印象中的文学病，例如肺结核、梅毒、疯癫等等，转变为了和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的、十分感性的描述，当然也有隐喻的投射。比方我推荐的《不属于我们的世纪》，就写了一个爱尔兰家庭中，一个较为年轻的失智者慢慢成为了美国的陌生人，也就是把早发性的阿尔兹海默病和新移民的身份认同结合到了一起。记忆和世情的关系非常紧密，以至于我们不断通过叙事，重新审视亲情、爱情和友谊。“忘记了”是非常沉重的，意味着彼此确认的那些重要信息，如今只有一个人在承担了。

随着这个话题讨论的深入，我又发现我们的同学都太年轻了，实在距离阿尔兹海默病很遥远。但是文学意义上的记忆话题似乎又有许多潜能，尤其是跨学科的潜能。除了神经科学意义上的认知功能，它还涉及疾病经验、身体、身份自我认同、家庭关系、创伤、时间、伦理以及医学知识的形成。这些面向恰好和叙事医学强调的同情、理解，通过故事理解患者是谁、疾病对他们的生命意味着什么，是高度相关的。所以，叙事医学概念中的记忆，大概不只是失去记忆那么简单。

有些问题很有意思，如果一个人的记忆不断消失，那他还是不是原来那个人？我去年看电影《罪人》，想到吸血鬼、丧尸的主题，似乎也和记忆有关系，因为他们不得不处理一个极端时刻：眼前这个我还有感情的人，其实已经不是他本人了，接下来该怎么办？人的自我，是不是通过不断回忆过去、解释过去，并把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连接起来而呈现的？如果这个连接断裂了，身份还在吗？自我怎么处理呢？写作《依然爱丽丝》的莉萨·吉诺瓦，还写了一本和记忆常识有关的书《记忆：记忆的科学与遗忘的艺术》。她是蛮符合叙事医学这个话题的写作者，自己有一些神经科学的训练经验，出版的几本书都围绕阿尔兹海默病、自闭症、亨廷顿舞蹈症，讨论神经科学与家庭情感。

另一个视角，当然是历史记忆、创伤记忆。我们在散文课上讨论过台静农的名篇《始经丧乱》，他把七七事变之后的每一个细节、自己辗转各地的经验记得多么清楚。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创伤记忆，创伤记忆会放大某个特殊历史阶段的时间感受。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讲的是经历过核爆之后人的记忆扭曲。所以这也提醒我们病理上的多视角理解：医生如何描述患者，患者如何描述自己，谁有权描述历史记忆。

这也让我想到之前和德国作家燕妮·埃彭贝克的对谈，她就写她的德国记忆。我们也在课堂上讨论过，动荡历史时期许多人的经验会被折叠，而照亮这些被折叠的经验，其实是很重要的文学课题。疾病叙事的问题背后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社会结构、历史变迁，是被刻意处理过的一部分记忆。石黑一雄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这个话题里打转，包括《被掩埋的巨人》都想要讨论有些事是不是也可以不要想起来。比如托妮·莫里森的《宠儿》，讲述黑人女性塞丝在奴隶制废除后仍被弑婴往事纠缠的故事；我还推荐过阮清越的《难民》，差不多都是这样脉络里的故事：边缘群体、种族记忆。在这个背景下，记忆究竟是一种治疗机制，还是痛苦的延续？创伤是不是必须被讲述？当然，人是复杂的，有时候不同身份的记忆也可以表现为疗愈。比方电影《内布拉斯加》里，一个古板、木讷、废物般的父亲，在母亲口中一文不值，但是在小镇上一个暗恋他的老太太心里，他的形象却是英雄般的、温煦的，也帮助了电影中的儿子理解父亲的诉求。所以，创伤研究、心理学、医学、文学是可以在此汇合的。

《内布拉斯加》电影海报

回到我们的“身体”话题，我推荐的是东野圭吾的小说《秘密》，是我以前看的一个觉得有点背德的故事。男主人公杉田平介的妻子、女儿遭遇车祸后，妻子的灵魂寄居在女儿体内，从此一个家庭变成了一个只有两个人的三口之家。这当然是有伦理风险的，但是它也抛出了一个好话题，就是记忆与身体的关系。身体对过去的突然回应，带有一些具身认知的色彩。

今年四月，人类学家项飙以“如果已经看清一切，为何还这般心慌”为题在浙江大学进行了一场讲座。他提出“拉网”的意象：你站在一只波动、颠簸、不稳定的渔船上，拉着网，网里有什么你不知道——有鱼有虾，有石头、垃圾、沙。但正因为你拉网的行动，那种重量产生了，你会觉得自己可以站得更稳。这个比喻是项飙借用本雅明评论普鲁斯特的小说意象而来，表达得非常曲折。在我看来，严酷的生活本身就很真实、很具体，大家更想知道的还是怎么办，而不是怎么定义它。但是这个“拉网”包括了一些无意识的记忆，这个确实是身体记得、我们大脑不一定时时刻刻给出回应的部分。

我记得最新一季的《黑镜》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男人回忆年轻时候的一次分手，在特殊的装置中进入回忆现场，发现一张年轻时没有打开的小纸条，于是看到了当时无意识忽略的真相。这个其实挺有意思。当然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记忆设置，就是玛德琳蛋糕。主人公将玛德琳蛋糕蘸茶食用，味道瞬间唤醒了童年记忆，这一情节被称为“普鲁斯特效应”或“玛德琳效应”，指代由味觉触发深刻回忆的现象。我最近也写了一个味觉改造的小说：身体感官是否能比语言更早地召唤回记忆呢？

简而言之，记忆的改造、记忆的缺失、记忆和身体反应的割裂，都是文学话题，也需要一些神经科学的支持。我是这么理解的。讨论记忆，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的复杂、历史的严酷和文学的可能。

刚好这次哲学系尹洁老师的学生推荐了《记忆旅行者》，华山医院的张瑞医生同样推荐了这本书。我们可以多留意时间和记忆的关系。《记忆旅行者》的扉页上引用了纳博科夫的话：“时间只不过是正在创造的记忆。”这本书中也提到了记忆话题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曼德拉效应。

尹洁老师的学生写了一段读后感：小说中的主人公海伦娜创造出一把可以通过回溯记忆回到过去的椅子。每一次回溯都会开启一条新的时间轴，同时让原来的时间轴失效。直到两条时间轴最终交汇，全世界的人都会突然想起那条原本已经失效的时间轴的记忆。于是，在猝不及防的某一个瞬间，你的脑子里可能突然出现一段与你亲身经历过的每一秒钟都同样真实、同样完整的记忆，但那是另一个时间轴上的你所经历的人生。书里有不少人在获得另一条时间轴的完整记忆之后，最终选择了自杀。

这位同学自己曾经做过AI产品的实习，参与过搭建agent的记忆系统。他提到，在设计agent的记忆系统时，把什么写入长期记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怎么设计一个机制，让agent“学会遗忘”。某种程度上，《记忆旅行者》描绘了一个记忆不被遗忘、反而成为重担的世界。我们通常认为，是过去的记忆塑造了今天的自己，支撑了一个连续的自我。但其实，在确认自己是谁的问题上，遗忘也同样重要。张瑞医生也很喜欢这本书，我们可以让张瑞医生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她的阅读。

张瑞：简单概括一下这本小说，《记忆旅行者》主要有两个主人公，女主角海伦娜和男主角巴瑞。小说每一章前都标注了时间，但时间不断来回跳跃，形成了一条非线性的时间线。比如第一部第一章写的是2018年10月2日，第二节就变成了2007年，到结尾又回到2018年。不同的角色在客观的公元纪年中，反复经历同样的一段时间。

海伦娜是一位研究阿尔茨海默病的科学家，她的妈妈患有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海默病可能也是大众最熟悉的与记忆相关的疾病之一。为了让妈妈重新拾取记忆，她创造了一张椅子。如果坐在这张椅子上，非常清晰地回忆起过去的某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就会像探针或者路标一样。但她没有料到，这张椅子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

如果你坐在椅子上，想着过去一件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心跳停止的话，你会真正回到原来的时刻。它和平行宇宙的概念还有一些差别，因为你是真正拥有了两段人生。比如你从2018年回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的那个晚上，再从2008年一天一天重新生活到2018年。这时，前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记忆会同时涌入脑海。前一个十年的记忆会变成灰色，第二个十年的记忆则是新鲜的。如果再次回去，重新经历这段时间，到达同一个时间点时，就会拥有三个十年的记忆。而且，与这件事相关的人也会出现多段记忆。比如当时你和爸爸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你回去了，那么到了2018年，你爸爸也会突然被重复的十年记忆填满。所以很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这个事件的人，到了时间的原点，脑中会突然出现大量记忆。小说最先表现出来的征兆就是这种记忆错乱：剧烈的头痛、流鼻血，大脑负荷过大。最后甚至有很多人选择自杀，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人生仿佛不再属于自己，脑中出现了许多陌生的记忆。

巴瑞最初拥有一段不太幸福的人生。他的女儿很年轻的时候就因为车祸去世了，妻子也和他离婚了。知道这张椅子的作用之后，他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回去救自己的女儿。他成功回到了女儿出车祸的那一天，因为那一天给他的印象实在太刻骨铭心了。他救下了女儿，也亲眼看到她长到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但是到了时间原点，女儿突然获得了另一段人生的记忆，觉得自己过去的这十年根本不应该存在。突然涌入的记忆让她无所适从，最后选择了自杀，巴瑞再一次失去了女儿。他两次和女儿告别，很悲惨的一点是，这两段记忆都是真实的。他原本以为回去救下女儿，也能够挽救破碎的婚姻，后来才发现，他和妻子两人其实就是不合适。即使女儿活下来了，在第二段人生里，他依然没有挽救自己的婚姻。

这只是小说剧情中很小的一部分。这张椅子发明之后，在整个世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政府发现它以后，希望用它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在一些重大决策点，通过短时间内不停试错，寻找最合适的选择。他们也意识到这张椅子的危险性，因此设置了很多限制，比如不能回到太久以前，因为回去的时间越长，牵涉的人和事情就越多。但最终椅子还是失控了，整个世界几乎被战火笼罩。每次到达时间原点，全世界的人脑海中都会被无数碎片式的记忆填满。

海伦娜和巴瑞认识之后，一起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后来一直以夫妻的身份存在。他们的婚姻也经历了很多段人生。在每一段人生里，海伦娜都会一次次回去找到巴瑞，重新向他介绍自己。

到这个时候，海伦娜可能已经拥有前后一百多年的记忆，因为她一直在寻找解决椅子问题的方法。但巴瑞没有这样的记忆，每一次都是以一个新人的身份认识海伦娜，试图接受时间和记忆可以被改变这件事，然后重新爱上她。他们一起奋斗了几十年，想找到解决混乱的方法，但经历很多段人生之后，始终没有成功。最后，海伦娜脑海中的记忆负荷实在太庞大了。虽然她一直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科学家，有着非常顽强的意志，想要弥补自己的创造所造成的灾害，但还是不堪重负，选择了自杀。

当然，最后的最后，故事有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但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它为什么叫《记忆旅行者》，而不叫《时间旅行者》？在以往的时间旅行概念里，“我”是那个旅行的人，可以拥有比较漫长的记忆，但每个人总的记忆仍然受到生命长度的限制，不会因为不停地时间旅行，最后被记忆本身压垮。一般来说，即使我倒流回去了，我自己的时间仍然按照原来的节奏流逝。在这部小说里，它想强调的与时间旅行不同的地方，可能正像书的扉页上那句话说的：“时间只不过是正在创造中的记忆。”它把记忆当成了一个唱盘，或者唱片上的指针，所有的时间线仿佛都同时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同一段客观时间上多段不同的记忆重叠在一起，直至超过大脑和情绪的负荷。

如果一个人拥有一百多年的记忆，理论上来说，快乐的记忆应该还是多于痛苦的记忆，那为什么海伦娜最后依然会选择自杀？她虽然很多次失去了爱人，很多次见证直接末日，但也很多次重新回去，享受和爱人共同度过的时光。那么，痛苦的记忆和幸福的记忆，在我们的生命里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墓志铭，或者人在临死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大部分人最后还是选择了爱和宽恕，而不是仇恨，不会紧紧抓着生命中那些讨厌和憎恶的事情。但是，如果记忆不断累加，它对于肉体造成的负荷，可能还是现在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回到医学，现在有很多技术都在追求寿命的延长，很多科幻小说也会提到长生的问题。但是我们想，如果一个人活两百年、三百年，他的精神状态，或者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还会和活一百年的时候一样吗？还是说，当我到了两百岁，整个精神状态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年轻时那种睁着好奇的眼睛看世界的状态了呢？

我也联想到之前看过一位up主毕导的一个视频，叫《世界是对数的》，里面提到韦伯—费希纳定律。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可能不是按照绝对数量，而是按照相对数量来的。比如五岁的时候，每长大一岁，就是人生的20%，每一年都会有非常多新鲜的事情。但如果到了五十岁，每一年只占人生的2%，这一年和前面五十年相比，似乎就没有那么大的变化了。当人越来越长寿之后，时间的流逝对于人的影响是不是也像对数一样越来越小？人会不会越来越容易固化在自己的思路里？

很多动漫作品也会处理这个问题。比如西方奇幻设定里的精灵，作为长生种，天生比其他种族拥有长得多的寿命。对人类这样的“短生种”来说，他们是近似于神一样的存在。《葬送的芙莉莲》也是这样。芙莉莲和队友打败魔王之后，队友陆续死去。后来她重新走过和队友曾经走过的路，才真正重新认识他们，了解过去那些记忆背后的故事，也才发现原来当时就已经有人那么深爱着她，虽然那些曾经深爱她的人已经不在了。

所以，其实遗忘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把故事写进记忆，对人类来说可能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能力；但有时候，遗忘也是给我们肉体凡胎的大脑的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让我们不至于被所有琐碎而现实的记忆压垮。

兔子：刚才老师讲到“人生是对数的”，我也看过毕导的那个视频，也看过《重启人生》。里面有一段台词，大意是，当我们三岁的时候，一年是人生的三分之一；当我们三十岁的时候，一年只有人生的三十分之一。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些边际递减效应：活得越长，相同的一段时间对于我们的记忆或者生命来说，重要程度就在不断下降。

刚才还讲到记忆突然在大脑里膨胀出来，这让我想到以前看过的很多穿越小说。那些穿越文带给我最大的困惑是，似乎所有穿越者在进入另一个世界之后，都可以非常快速地接受原主的记忆，并且能够非常清晰地分辨原主的记忆和自己的记忆，知道哪些是外来的，哪些是自己的。以我的个人经验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我甚至分不清某些事情是在梦里发生的，还是昨天、前天真实发生的。有时我会误以为自己和朋友说过某一句话，但实际上并没有。

我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抑郁症症状，叫适应不良性白日梦。我会在生活中花费很长时间构建自己的白日梦世界。当我沉浸在幻想中的时候，它对我来说甚至比身边的现实更加真实。直到现在，我依然可以回想起十四五岁时构建的幻想世界是什么样子，有清晰的画面、人物设定和世界背景，甚至还有一些对话的片段。但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十四五岁的时候在上什么课，和当时的朋友发生过什么样的对话。所以回过头看，我会觉得很离奇：如果记忆是构成“我”的一部分，那么对我来说，更清晰、更真实的反而是那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幻想世界里的自己，而不是真实存在于现实世界里的自己。

我还会有闪回。我闪回的那些记忆，平时是想不起来的，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有朋友告诉我，当时发生过某件事情，我会非常惊讶，因为完全不记得自己遭受过这样的创伤。但在闪回的时候，它会突然以一种非常清晰、带有场景性和强烈情感冲击的方式降临在我身上。这种记忆是被动发生的。我不能主动回忆它，因为平时根本不记得它；但在某些被触发的瞬间，它又会突然出现。我的感受是，它甚至不像储存在我的大脑里，也不像一段属于我的记忆。更像是有一个他者，从我的过去抽走了这一段记忆，又在人生的某些瞬间把它抛还给我。我没有办法拒绝，也没有办法选择是否接受，因为它就是会突然出现。

张怡微：我之前看到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照护家属提到，他的家人有时会有一块记忆突然缺失的感受。虽然这和刚才提到的“适应不良性白日梦”并不完全一样，但让我想到，我们有时也会有类似的经验。比如我偶尔会突然感到惊恐，一些自己不喜欢的、感到羞耻的或者不太愿意面对的事情，会在那个时刻一下子同时涌来。其实从表面上看，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好像有一些记忆在正常状态下并不存在，甚至已经被忘记了，但它会通过梦魇，或者在一些特别的时刻突然出现。

瑟琳：我特别赞成记忆有时候会以一种“感觉”存在。有些记忆可能并不会被主动想起来，但会通过某种感觉重新出现。比如有一次我处在比较焦虑的状态，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也有一些恐慌。我看着自己的房间，突然不记得这是我的房间了，脑海里出现的还是它装修以前的样子。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大概过了半分钟才重新想起来。我为什么会觉得它是我以前的房间？因为我摸到了左手边的那块墙壁。床的旁边是一个衣柜，我通过这种感觉复现出了过去，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现在。

我之所以觉得记忆是有“感觉”的，也和我读《煎香肠的吃法》有关。里面有很多和感觉相关的句子，比如“每每屏住呼吸，听着这声响，我就会心生孽障的感觉”，或者“虽然独自一人受到兵卫伯父的另眼相看，但我却没有对学校排斥兵卫伯父的运动表示反对，这让我深感羞耻”。成年之后为什么还会想起幼年时这些羞耻的回忆，或者这种“心生孽障”的感觉？我觉得是因为当时的感觉非常强烈，所以到了成年甚至步入中年以后，仍然会重新想起，并且可能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重新回到脑海里。

张怡微：对，我们好像会召唤出一些不受自己控制的记忆，可能是通过感官或者某种感觉、氛围。嗅觉、视觉共同组成了一种感觉，我觉得这是回溯记忆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你控制不了这件事情，某个记忆突然就被触发了。

张瑞医生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话题，我们在课堂上也讨论过：即使回到记忆中的那个场景，甚至拥有修改记忆的方式，就会变得幸福吗？我们也讨论到了最近有关基因编辑的新闻，如果基因编辑技术真的成功了，那么人就真的会幸福吗？

威廉·特雷弗短篇小说集《雨后》，收录有《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

还有一种文学上的方式，是用记忆覆盖记忆，这里面当然也涉及权力。威廉·特雷弗的小说《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小说里的钢琴调音师是一个盲人，第一任妻子过世之后，他续娶了一个从小就喜欢他的女人。因为他看不见，所以过去关于生活环境的很多记忆，都是第一任妻子描述给他的：什么东西在哪里，他们的家是什么样子，过节怎么过。第二任妻子出现之后，却想把这些全部清掉。对于一个盲人来说，他没有办法通过视觉确认家具的位置、画框在哪里，或者他们要去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原来的记忆逐渐被覆盖，被另一个人的描述覆盖。第二任妻子给他的记忆和第一任妻子留下的记忆完全不同，两套彼此冲突的记忆就这样同时存在于他的大脑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故事，也是小说特别适合处理的情境。那么，回到过去或者修改记忆，真的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让人变得更幸福吗？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当我们描述同一个时间点的回忆时，每个人讲出来的事情也可能完全不同，甚至连谁来了、谁没有来都对不上。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啤酒谋杀案》里有一个女老师，坚定地认为自己知道谁杀了谁。她看到的东西、她自己的判断，都已经成为记忆的一部分，但她的判断其实是错误的。没有人询问她的时候，她一直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的。时间久了，判断本身也变成了记忆。所以，不同的叙事、不同的角度介入同一个现场时，彼此之间其实会产生冲突，因为大家记得的事情并不一样。这和疾病没有关系，而是我们一直都在经历的事情。

回忆本身是不可靠的。如果大家写日记，隔十年再拿出来看，很可能会发现，当时记录的事情和现在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有时看到自己以前写的东西，会觉得很可怕，因为它和我现在回忆起来的完全不同，但那些东西又确实是我自己写下来的。那个人你甚至已经不认识了，她当时的所作所为，你现在也未必认同。人当然会变化，但时间在这个时候也显露出它狰狞的面目：它会告诉你，你其实并不了解自己。或者说，你可能一直在说谎，因为某些原因不断修改了自己过去的面貌。

刘走：我在读安妮·埃尔诺的对谈录时，看过她说过大致这样意思的话：“写作是为了对抗遗忘。”我觉得也可以换一种方式说：讲述也是为了对抗遗忘。安妮·埃尔诺写过《悠悠岁月》和《我走不出我的黑夜》。《悠悠岁月》以一种自传的方式，回忆她从童年、少女到中年时期的生活，也包括那个时代的法国。《我走不出我的黑夜》记录的则是她陪伴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帮助母亲重新回忆、记住一些事情。《悠悠岁月》在《我走不出我的黑夜》出版十年之后出版，我觉得推动她写作的原因里可能也有一种对于遗忘的恐惧。

但关于如何看待遗忘，我又会想：是不是也有人想要主动遗忘？有些人经历过一些创伤，非常痛苦的回忆，他们没有办法面对或者与之和解，所以会选择遗忘。对于这些人来说，记忆会不会反而是一种苦药，是一种很残酷的东西？

于是我开始在文学作品里寻找关于对待记忆不同态度的例子。最近我读了两本书，一本是《暗店街》。它对记忆的态度比较积极，主人公丧失了记忆，以一个侦探的形象寻找自己的过去，不断从一个人走向另一个人，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究竟做了些什么？”这是一种主动寻找记忆的态度。另一本是《遗忘通论》，里面的主人公想把自己这些年来经历的事情全部忘掉，但这背后其实有政治性创伤的原因。主人公被迫闭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记忆在小说里变成了变形的、梦幻的东西。我觉得，他的压抑和遗忘，本质上仍然是为了讲述。某种程度上，正因为不想真正遗忘，才不得不以遗忘的方式保存那些无法说出的东西。我也想到马尔克斯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它的标题和《遗忘通论》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系，都涉及政治性的历史经验，以及一些无法直接说出的事情。

如果遗忘和记忆最终都与讲述有关，那我们怎样才能让自己的记忆尽可能接近所谓原本的真实？我想到《奥斯特利茨》，一些具体的地点和事物也会成为记忆的触发点。当人重新走到那个地方，看到某个东西，那些记忆就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好像突然打开了一个压缩包，记忆重新恢复了。

但我也总会怀疑，那些重新生长出来的记忆真的精确吗？毕竟只有你一个人记得，它只是你的大脑突然恢复的一些东西。如果找到另一个人来为那些记忆作证，会不会更可靠？但我又觉得，这可能反而更加不可靠，因为两个人的记忆都有可能出错，彼此印证之后，甚至可能越来越偏离现实。

人不可靠，物也不可靠，那到底怎么样才能找到那曾在那的东西？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包括曼德拉效应，我们似乎也很难求证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是只是很多人的记忆同时出现了偏差。可能确实没有一种外部的方式可以让我们重新抵达那个原初的现实。但是我们可以进行虚构，进行讲述。讲述之后，它已经不再完全是原来的记忆，因为记忆本身的回忆方式是混乱的，而小说总会通过某种逻辑重新结构和选择材料。我总觉得，经由这种讲述，我们反而更有可能接近所谓原初的真实或原本的记忆。

方益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