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的忠告：为什么牵头修祠堂的人，大多最后都没有好下场？

李守田今年五十六岁，是村里李氏宗族里出了名的能人。他年轻时在外做建材生意，攒下了一份不小的家业，五十岁那年落叶归根，回到祖辈生活的青石村，盖了三层小楼，日子过得安逸自在。村里人见了他都客气地喊一声“田老板”，他也乐意听，逢年过节回礼从不小气，谁家有个难处找到他，几百上千块钱拿出去，眼都不眨一下。

那年清明，全族去后山祭祖，路过山脚下那座李氏宗祠，祠堂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了。屋顶塌了半边，椽子朽得发黑，墙缝里长出了碗口粗的杂树，大门歪斜着，门楣上“李氏宗祠”四个字被雨水冲刷得只剩模糊的影子。族里最年长的九叔公拄着拐杖，站在祠堂门口叹了半天气，回过头对众人说，祠堂是一个族的根，根都烂了，族人就要散了，哪个有本事的人肯牵头，把祠堂修一修，那是对祖宗积德，子孙都要念他的好。

众人都不说话，眼睛却齐刷刷地看向李守田。李守田心里咯噔一下，本想推脱，可九叔公那句“子孙都要念他的好”像一根针，轻轻扎进了他的心口。他这个人，别的都好，就是爱个脸面，受不得人抬举。当下他便咳嗽一声，说既然大家信得过我，这个头我来牵，钱的事，我先垫着，各家各户再随心出一些，凑个份子，也算人人都有功德。

这话一出口，族里一片叫好，九叔公颤巍巍地过来握他的手，连说了三声好。李守田被这阵仗一捧，胸中热流涌动，只觉得自己半辈子的风光，都比不上这一刻的光宗耀祖。

事情坏就坏在，从这一刻起，他就没有退路了。

修祠堂是件好事，可好事要办成，得经过千难万难，而这些难处，最后都要算到牵头人的头上。李守田最先遇到的难处是钱。他起初估算，修一座祠堂，五十万顶天了，自己垫三十万，族人凑二十万，绰绰有余。可工程一动起来才知道，那座祠堂的破败远超想象，地基下沉，要重新打；梁柱虫蛀，要整根换；光是请县里古建队的师傅来看了一趟，人家开出的预算就是八十万。李守田咬咬牙，认了。

他去各家凑份子的时候，才明白什么叫人心。当初在祠堂门口，人人都说好，都说要出钱出力，可等他拿着功德簿挨家挨户上门，脸色就变了。有人躲着不见，有人推说今年生意不好，有人当面就说，守田啊，你是有钱人，你多出点，我们穷人跟着沾光就行了。最难听的是村西头的李守业，论起来还是他没出五服的堂弟，当着一院子人的面冷笑，说修祠堂是田老板要买名声，钱自然该田老板出，我们穷苦人可不敢抢这个功德。李守田气得手发抖，可话说出去了，工程也开工了，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一圈下来，二十万的份子只收到了七万多，还有一半是打了白条的。

钱只是第一关。第二关是人。祠堂一动工，村里闲话就起来了。请的施工队是他旧识，有人说他吃了回扣；买的木料石料经他的手，有人说他以次充好赚差价。这些话起初还只在背后嘀咕，后来传得有鼻子有眼，说李守田账目不清，三十万的工程报五十万，一个人黑了二十万。李守田听到了，气得三天没睡好。他为了让众人服气，特意把账目一笔一笔抄出来，贴在祠堂工地的墙上，谁想看就看。可他很快发现，根本没有用。相信的人不用看也信，不信的人看了也说是假的，是他连夜做出来的假账。

他这才明白一个道理，账可以贴在墙上，人心里的猜忌是贴不住的。

第三关，是权。祠堂修到一半，族里几个原本不吭声的老人忽然活跃起来。九叔公年纪大了，管不动事，二房的三爷爷便站出来说，祠堂是全族的事，不能你李守田一个人说了算，修祠的钱要由族老会共同掌管。李守田起初还讲道理，说钱是我垫的，账是公开的，凭什么交出去。三爷爷冷笑一声，说垫钱怎么了，垫钱就能把祠堂当成你自己家的？祖上分家的时候你家分的可是长房的家产，如今又想借祠堂压我们二房一头？

李守田愣在当场。他这才明白，在有些人眼里，修祠堂根本不是修祠堂，是一场族内权势的争斗。祠堂修起来了，他的名字刻在功德碑的第一位，他就成了族里说一不二的人物——这是有人不能容忍的。他不是在修房子，他是在动别人心里那把看不见的椅子。

接下来的一年，李守田的日子越过越不像话。工程款他垫了五十多万，把准备给儿子在城里买房的首付都挪用了，儿媳妇知道后在家里摔了碗，儿子跟他冷战，说爸你图什么，图那些背后骂你的人给你立块碑吗。家里人离心，外面的人还不停手。三爷爷那边串联了二房三房的十几户，联名到镇里反映他账目不清，镇里来人查了账，查了半个月，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可“李守田被查账”这句话已经传遍了四邻八乡，越传越难听，到最后传成的版本是，李守田贪污族款几十万，被政府立案了。

更让他心寒的是九叔公。老人家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躺在床上，身边的人天天在他耳边灌风，说李守田如何跋扈，如何不把族老放在眼里。九叔公临终前，李守田去看他，老人拉着他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满是疑虑，问他，守田啊，他们说你的账……李守田跪在床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砸在老人枯瘦的手背上。他一生好名，最重的就是这份长辈的看重，可到头来，连九叔公都是带着对他的疑心走的。

祠堂终于修好了。上梁那天，放了鞭炮，摆了酒席，李氏宗祠焕然一新，飞檐翘角，金漆大门，村里人扶老携幼来看热闹。李守田站在人群外面，看着功德碑上自己刻在最前面的名字，忽然觉得那三个字陌生得很。酒席上，三爷爷坐在主桌，接受众人敬酒，谈笑风生，仿佛这座祠堂是他修起来的。有人给李守田敬酒，也是虚虚地碰一下杯，眼神里透着说不清的疏离和打量。他坐在角落里，喝了很多酒，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滋味。

祠堂修好之后，事情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众人念他的好，从此他德高望重。恰恰相反，他成了族里一个尴尬的存在。逢年过节祠堂里议事，没人请他主持；族里续修家谱，编委会里没有他的名字；甚至他走在村道上，以前热情打招呼的人，如今只是点点头，匆匆走开。他花了钱，出了力，得罪了家人，累垮了身体，换来的是一堵无形的墙。他后来慢慢想明白了，这墙是怎么砌起来的——他垫了钱，衬得别人小气；他立了功，压得别人没脸；他成了那个“全族都欠着情”的人，而人心最受不了的，就是欠人情，尤其是欠一个同村同族、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的情。

欠久了，情就变成了怨。怨久了，就要找出他的错处来，把这情分抹平，把这笔账勾销。说他贪污，便是最顺手的抹法。

三年后的冬天，李守田病了一场，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住院期间，来看他的族人寥寥无几，倒是当年收过他白条的几户，提了一篮鸡蛋来，坐了十分钟就走了。他躺在病床上，望着天花板，把这几年的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忽然生出一种大彻大明的疲惫。他想起年轻时在外面跑生意，师父跟他讲过一句话：修桥补路，积德的事，但牵头的人要记住，功德是大家的，罪过是你的，你要是把这个次序弄反了，好事就变成了坏事。他当时不懂，觉得师父世故。如今懂了，代价是半生积蓄、一家和睦和他最看重的名声。

出院之后，他做了一件让全村意外的事。他把祠堂的钥匙、账本和历年票据，整整齐齐地用红布包好，亲手交到三爷爷手上，说祠堂是祖宗的，也是全族的，我一个外人不敢再管了，往后族里的事，请族老们做主。三爷爷愣了半天，接过包袱，脸上的神情说不清是得意还是怅然。从那以后，李守田不再过问族里任何事，连祠堂都很少去。他在自家院子里种了一畦菜，养了几只鸡，天气好的时候坐在门口晒太阳，村里人经过，喊一声田老板，他笑一笑，摆摆手，让他们去忙。

有人后来说，李守田是看破了。也有人说他这是寒了心。只有他自己知道，祠堂修起来的那天，他这个牵头人就已经死了，剩下的日子，是替那个死去的自己活着。功德碑立在后山山脚下，风吹日晒，听说几年之后，碑上他名字的金漆就剥落了，黑黢黢的一个坑，倒像是被谁挖掉了一样。村里老人路过，偶尔指着那碑对后生说，看见没有，这就是牵头修祠堂的人的下场。后生问，那祠堂还修不修。老人抽着烟，半天才说，修，怎么不修，祖宗的东西不能丢。只是往后谁牵头，得记着老祖宗留下的这句话——

好事要做，名声要让，钱要少垫，权要早放。牵头的人若把功德都揽在自己身上，那功德就成了众人眼里的刺，拔刺的手，迟早会伸过来。祠堂是祖宗的牌位供的，可人心里的祠堂，供的从来都是自己。你动了谁的供桌，谁就要拆你的房梁。

这话在青石村传了很多年。后来又有人牵头修了村口的石桥，那人学乖了，开工第一天就说，桥是全村人修的，钱是大家凑的，他不过跑跑腿。桥修好那天，他站在人群最后头，连剪彩都没上台。那座桥用了三十年，那人也平安活到八十七岁，儿孙满堂，无灾无病。村里人都说，这才是得了老祖宗的真传——功德这东西，捧在手里是烫的，散在地上才是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