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微博热搜榜蹦出一个词条:“施永青建议推会漏的避孕套”。港媒星岛头条网等报道说,不是。施永青在专栏里写:避孕套是生育率下降主因;政府应规定厂商生产一定比例不合格次货;次货会渗漏,女性因此受孕;政府调整次货比例,就能“调控”全港生育率。他承认会挨骂,但说“违背伦理的措施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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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数据摆在那:2025年中至2026年中,出生人数2.97万,首次跌穿3万,历史新低。焦虑是真的。建议是离谱的。
一、专栏一落地,先撞《产品质量法》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避孕套不是气球。它属于医疗器械,受《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管。政府若下令“必须掺一定比例次货”,厂商照做,产品出厂,流入市场——这叫什么?《产品质量法》里,生产者要对产品质量负责,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故意生产不合格产品,不是“调控”,是制假售假。监管者下令,厂商执行,链条上每个人都在违法。评估后果?产品缺陷导致损害,责任跑不掉。
二、消费者买的是安全,不是“政府安排的意外”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给消费者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买避孕套的人,合理期待就俩字:安全。政府强制“漏套”上市,等于用公权力骗消费者。有人因此意外怀孕,有人因此感染性病,谁担责?《民法典》产品责任条款: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侵权责任。政府若参与决策,侵权责任更难撇清。港媒制图把“漏套”画得挺直白,红白配色,像警示标志。可惜不是警示,是提案。
三、“调控生育率”若真干,刑法里有个罪名等着
《刑法》里,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专治这种行为。明知不合格仍生产销售,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可追究刑事责任。“为了提升生育率”不是免罪金牌。厂商生产次货,政府下令,消费者买单,刑法追责。谁做—为何—如何评估,清清楚楚。《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也说了,国家保障公民健康。故意让不合格避孕套流入市场,直接威胁公众健康,与法律精神背道而驰。
四、WHO、UNFPA早把安全套的定位说透了
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安全套是“目前唯一可用于防止艾滋病毒、性传播感染和意外怀孕的多用途预防技术”。唯一。多用途。不可替代。不合格或渗漏产品流入市场,性传播感染风险上升,艾滋病防控出漏洞,女性自主决定生育时间的能力被剥夺。联合国人口基金《2025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指出,全球超过半数人口因财务状况、住房负担、工作不稳定、育儿成本等现实障碍,无法实现理想生育数。UNFPA反对任何强迫性或欺诈性生育政策。真正方案:可负担住房、体面工作、育儿休假、全面生殖健康服务。人们不生,不是避孕太方便,是生得起、养得起、教得起的安全感不够。
五、真问题没变:年轻人不生的账单,政策该管
施永青文章里有个推论:没有避孕套,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生育率不会有太大差异。缺数据,也忽略结构性事实。香港劏房、长工时、私立教育费用,才是年轻人“不敢生”的核心原因。把这些搁一边,动避孕套脑筋,是拿锤子找钉子。2021年5月,他就建议年轻人生育两个孩子后才有权合法购买避孕产品。四年过去,从“限购”升级到“投毒”,方向越来越危险。网民说“离谱”“荒谬”,不冤。低生育率焦虑是真的。解法不能违法、不能违背伦理、不能靠欺诈。有效的催生政策,是让年轻人看到:生了孩子,生活不会崩塌。住房、医疗、教育、职场制度改善,很难,但唯一正确。
避孕套不背生育率的锅。法律也不允许谁往它身上戳洞。真正要“调控”的,是年轻人对未来的预期,是育儿成本,是职场对父母的不友好。全香港避孕套都漏了,年轻人未必敢生。生孩子不是意外,该是有准备、有支持、有尊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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