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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三月。
洛阳,在朝廷前面又多了一个铜箱子。
方形的,用铜做的,四面都有不同的颜色和名字。东边是青色的,“延恩”,收的是文章诗赋;南边是红色的,“招谏”,收的是对朝廷的意见建议;西边是白色的,“申冤”,收的是冤屈;北边是黑色的,“通玄”,收的是天象、军事机密等信息。
这个箱子还有一处设计上的考虑。《资治通鉴》中提到,“合为一室,中间隔成四小间,每间上面都有一个孔”,把表疏投进去之后就只能进不能出了。
实际上就是大唐的官方举报箱。
设计者的名字叫做鱼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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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非常高兴,于是赏赐了他。在朝廷之上,一只箱子光彩夺目地展示着自己的存在,这是对一位技术人才最好的褒奖。
没有人想到这个箱子做好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发明它的那个人给收走了。
箱子放上去不久就有个人往里面投了一封信。信上说鱼保家曾经为起兵反抗武则天的徐敬业制造过武器,并且杀死了大量的官兵。
查证的结果是这样的。《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只用了四个字来记载这件事:遂服诛
鱼保家死了。
考虑一下这样的构造。当年徐敬业起兵的时候,鱼保家为他造刀、造车、造弩,后来捡回一条性命;然后他又给武则天出了个“广开言路”的主意,想用这把钥匙来保住自己的性命。但是他自己却给全世界设计了一台只能进不能出的机器,并且这台机器的第一笔业务就是自己本身。
命运的回旋镖从不敲门而入。
更糟糕的是箱子上面配套的各种政策。《通鉴》原文: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
翻译过来就是:谁去告密,沿途官吏不得过问,提供驿站快马,并按照五品官员的标准供应饮食,一直送到武则天那里。
五品食的标准是什么呢?《唐六典》中记载的菜单是:每天吃二升细米、二升三合面粉、一升半酒、三分羊肉、两颗瓜子,并且还有盐、豉、葱、姜等调料。
一个种地的人,一个打柴的人,拍掉身上的泥土走进京城,在官驿里住下,并且还能吃到五品官员的饭菜,皇帝也会亲自跟你说话。
《通鉴》接着写的是八个字,“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即中了,破格提拔为官。后面还有五个字:“无实者不问。”
没有说中也不会追究。
请替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算一算这笔账。对了,当官;错了,白吃一顿五品的饭,并且可以安全地离开;沿途所有的费用都会被报销,并且还会得到一匹快马。
这笔交易无论如何都是有利可图的。
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洛阳的铜箱子前排起了队,唐朝的官场上演了一出持续十几年的行为艺术:同僚见了不敢说话,只能拿眼神互相打招呼,史书管这个叫“道路以目”。
上朝成了高风险项目。《旧唐书·酷吏传》说,官员们每天出门前都跟家里人告别,说的那句原话是:“未知复相见否。”
不知道晚上能不能见到了。
这套机器是怎么工作的呢?我们以一个案件为例来说明一下。
《朝野佥载》记过一件事。公元684年,十几个低级军士在客店里喝酒,喝高兴了,其中一个开玩笑,说早知今日混不出个功名,不如去扶持庐陵王算了。
庐陵王就是被废掉的李显。无论在哪个朝代、哪一代,这样的话都是酒桌上的人喝醉后说的话。
有人不动声色地站起身来离开了座位,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了外面的人。
酒还没有喝完的时候,羽林军就冲进来了。
结果是:告发的人得到一个五品官的职位;说醉话的人被斩首;其他的人都被处死,罪名是“知情不报”。
赔了一个生命。一桌的人都是因为没有报告而被说出了这句话。
律条惊堂木放在桌子上就是:知道反叛而不举报的人和同罪。
在这样的情况下,沉默并不是中立的,沉默就是犯罪。
有了机器之后还需要有人去操作它。
于是本篇文章的主要人物出现了。
来俊臣,长安人,市井出身,不事生产,是个赌徒无赖。他这辈子干成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告密,靠着一次次往箱子里投信,一路做到侍御史、左台中丞,成了武则天手下最锋利的一把刀。
他背后的团队规模,《资治通鉴》有交代:“招集无赖数百人,共为罗织。”
好家伙,数百人的公司,主营业务是害人,工作流程非常标准化:想搞掉谁,先派好几个人从不同地方同时告密,“辞状相同”,证据链就闭环了,然后严刑拷打,没有不认罪的。
他们连刑具都要起名字。《旧唐书》记了他们家枷锁的名册: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即死。
给刑具命名的事情上他们是认真的。每一个产品都是针对使用者的心理防线而设计的。
市面上还有《罗织经》一书,说是来俊臣所著,里面讲的是如何无中生有、如何把没有的事情编造出来当作谋反。这本书真假学界都有不同的看法,作者不敢给它做担保,但是根据记载,在武则天读完之后只说了一句:“这样的用心,朕不比你强。”
这样的小心思,就连朕也未必能玩得转。
酷吏之间的内卷,也是残酷得很有喜剧色彩。天授二年,有人告文昌右丞周兴和丘神勣串通谋反,武则天派来俊臣审他。
《通鉴》把现场记了下来。来俊臣请周兴吃饭,两人正吃着,来俊臣请教:“囚多不承,当为何法?”犯人不肯认罪,用什么办法?
周兴是刑讯专家,当场贡献了方案:“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
这好办,抬一口大瓮,四面架炭火烤,让他进去,还有什么不招的。
来俊臣点头,命人抬来一口大瓮,四面点上火,起身对周兴说:“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
宫中有人状告你,请兄长进瓮。
周兴当场跪下,并且叩头认罪。
成语“请君入瓮”的出处就是这里。一代刑讯专家,死在自己提交的方案上。
但是要注意的是周兴本人并没有死于瓮中,依法应当处以死刑,但是武则天免去了他的死罪,把他流放到岭南,在途中被仇人杀死。
同一年,另一个酷吏索元礼,杀的人数以千计,武则天也把他杀了,“以慰人望”。
《通鉴》里有一笔总账:“兴、元礼所杀各数千人,俊臣所破千馀家。”
几千条人命,一千多个家。而这份名单最吓人的地方在于,每个名字背后都装着倒计时:丘神勣诛,史务滋吓死,周兴流放被杀,索元礼被杀。
所有坐上酷吏这个职位的人都不能善终。
为什么这台机器可以连续运转十几年呢?我们要讲句公道话,钥匙掌握在武则天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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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开篇就把说明书写得明明白白:“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欲大诛杀以威之。”
有人造反过一次,她就认定天下人都想造反,要用大规模的杀戮立威。酷吏不是失控的意外,是按需采购的工具。
工具好用,但也有清醒的旁观者。御史中丞李嗣真上疏提醒:“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国家的刑罚大权,随随便便交给一些小官,要出大事。
不听。之后连宰相史务滋也牵扯其中,和来俊臣一起审理一个案件,被来俊臣上奏说他想要隐瞒谋反的情况,堂堂宰相吓得自杀身亡了。
机器转得越来越快,一直转到它咬到了不该咬的东西为止。
来俊臣官职越来越大,欲望也随之膨胀。《通鉴》记载他“仗势贪婪好色,士人百姓的妻子、妾室中有好看的,千方百计地去夺取”,看到某户人家的妻妾就先派人罗织罪名陷害该户男主人,然后伪造圣旨将他们据为己有,“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
从宰相往下,他记了一本黑名单,挨个来。
自己倒是志向远大,“自言才比石勒”。石勒是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开国皇帝。一个靠告密发家的司仆少卿,自己却要和开国雄主相比。
于是他就把黑名单拉到不该拉的那一面去了:罗告武氏诸王、太平公主,并且要诬陷皇嗣和庐陵王与禁军勾结谋反。
皇嗣,是武则天的亲儿子;诸武,是武则天的亲侄子;太平公主,是武则天最疼的女儿。他打算把主子的全家都写进他的案子。
这一回,轮到别人告他了。河东人卫遂忠,直接上告。诸武和太平公主恐惧,联手揭发他的罪状,下狱,判了极刑。
有意思的是判决的走向。《通鉴》说“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死刑报告压了三天没批。
老领导还是想保他。
宰相王及善进言:俊臣凶狡贪暴,国之元恶,不去掉,必动摇朝廷。武则天还嘴硬,游园的时候对吉顼说,“俊臣有功于国,朕方思之”。
吉顼回了一句狠话:俊臣聚集不法之人,诬陷好人,赃物堆积如山,冤魂塞满道路,这是国家的祸害啊,有什么可惋惜的呢?
冤魂堵在路中间,这是一颗毒瘤,还有什么好可惜的。
太后才把死刑批准了。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六月来俊臣被处死。《通鉴》中记载的死亡现场是全书少见的重口味:“仇人争食俊臣之肉,须臾而尽,抉眼剥面,剖腹出心,踏成泥土。”
仇家们抢着分食他的肉,一会儿工夫就吃光了,挖眼,剥脸,剖腹取心,踩成了泥。
全城的反应,《通鉴》也记了:“士民皆相贺于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从今天起,睡觉终于敢后背贴席了。
武则天顺势下制书,说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翻译过来就是:应该把他们全部杀掉来平息天下人对他们的不满。
两年前还想要“大诛杀以示威”的政权,在此时已经和天下人一起庆祝大诛杀结束。
这个案子还有后面的事情要讲,作者每次读到这里都会感到后背发冷。
两年多之后,武则天和身边的臣子们聊天时说:“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再没有听说有谁要造反了。”那么前面那些人是不是都是冤枉的呢?
周兴、来俊臣死了之后,就没有人再提起有人想要造反的事情了。那么前面死去的人是否都是被冤枉的呢?
机器停止运转了,反贼也没有了。按照这样的逻辑一直推下去的话,几万个脑袋就成了悬案。
夏官侍郎姚元崇接住了这个问题。他说,自垂拱以来被以谋反处死的人,多半是周兴他们罗织出来的;被告的人如果想翻供,怕的是再遭毒打,“不若速死”。现在我敢拿全家一百口性命担保,朝廷内外再没有谋反的人了。
武则天听完,说了一句:“向时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
过去的宰相们都是顺着办的,因此把朕陷害成了滥刑的君主。
品味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机器是由她批准安装的,告密政策也是由她制定的,李嗣真上疏她不听,史务滋之死她装作没有看见,来俊臣的黑名单她供养了十几年。最后算下来,锅是宰相们背上的。
主子永远都是无罪的,这是那台机器出厂时自带的最后一块零件。
那么这台机器留下的宏观成果是什么呢?后世学者对于武周政局的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酷吏是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武则天面临合法性危机时作为过渡手段使用,并且用旧之后就被抛弃;虽然制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恐怖气氛,但是并没有波及到整个社会的基础之上,因此武周时期的经济和民生依然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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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上是权力的需求,微观上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酒桌上没有醉话的七名士兵、为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几十个酋长割耳剺面鸣冤的突厥可汗一家、以及因为一首《绿珠怨》投井而牵连全家灭族的歌女碧玉。
冤魂塞路这四个字,吉顼都没有用错任何一个字。
对了,那只铜箱子,倒是一直留在朝堂前,后来的皇帝把它改回了意见箱,收冤情,收建议,收天下文章。
只是洛阳的百姓都清楚,箱子上四个名字里,最沉的就是西边那两个字。
申冤。
无数冤情投进去,只能进,不能出...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卷二百四、卷二百六
《资治通鉴纪事本末》
《旧唐书·酷吏传》
《朝野佥载》
郝松枝.试论武周时期的酷吏.唐都学刊,2002
谭敏.论武周时期的酷吏与司法.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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