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8日,印度最高法院就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CBSE)“三语言政策”争议作出相关决定,要求对六年级学生实施新语言安排给予一定过渡和调整。此前,CBSE于2026年6月发布新的语言政策实施方案,计划从2026—2027学年开始,在学校课程中强化印度本土语言学习,要求学生学习的三种语言中至少两种属于印度语言。该政策原本旨在落实印度《国家教育政策2020》(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020)关于保护印度语言多样性的要求,但由于涉及学生负担、教材准备以及不同地区语言选择等问题,引发社会讨论。
这场围绕“三种语言”的争论,看似是学校课程调整问题,实际上触及印度这个多民族、多语言国家长期面对的核心问题: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建构应该如何在统一教育体系中容纳不同民族的语言?学生的母语,能否成为通向国家竞争体系的工具?
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基础教育,也直接延伸到印度青年最关心的考试制度。从医学入学考试(NEET)、工程入学考试(JEE),到公务员考试,不同语言群体能否使用自己的语言参与竞争,实际上关系到教育公平、社会流动和民族文化认同。印度“高考”中的民族语言问题,因此成为观察印度民族政策和国家建构的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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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有统一“高考”的印度:考试语言背后的多语言国家结构
与中国全国统一高考不同,印度不存在一次覆盖全国的“高考”。在联邦制体制下,印度的中学教育和大学招生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各邦拥有较大的教育管理权。同时,国家又通过医学入学考试(NEET)、工程入学考试(JEE)以及公务员考试等全国性考试,建立跨地区的人才竞争体系。因此,印度考试制度中的语言安排,实际上处于地方语言、民族认同和国家竞争三者交汇之中。
印度独立以后,并没有选择建立单一语言国家,而是在宪法框架下承认语言多样性。印度宪法第八附表(Eighth Schedule)列入22种语言,包括印地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马拉地语、古吉拉特语、卡纳达语、马拉雅拉姆语、旁遮普语、乌尔都语,以及博多语、桑塔利语等。这些语言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民族,但在印度社会中,语言往往与民族身份、地区文化和历史传统紧密联系。
例如,泰米尔语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泰米尔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孟加拉语承载着孟加拉民族的文学和历史传统;桑塔利语则与桑塔尔等阿迪瓦西(Adivasi,印度原住民/部落群体)的文化认同密切相关。因此,在印度,考试语言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化进入国家制度的重要渠道。
二、从公务员考试到“印度高考”:民族语言进入国家竞争体系
印度公务员考试(Civil Services Examination)是观察其语言政策最典型的案例。该考试由印度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UPSC)组织,被认为是进入印度行政体系的重要途径。在主试阶段,考生可以选择宪法第八附表中的语言进行答题,这意味着多个主要语言群体能够使用自己的语言参与国家行政人才竞争。
这一制度体现了印度的“国家民族”建构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国家统一并不一定意味着语言统一。印度试图通过制度安排,使主要民族语言能够与国家机构发生联系,使地方语言群体不必完全放弃自己的语言身份,就能够进入国家民族的建构体系。
不过,如果从普通学生进入大学的竞争考试来看,情况则更加复杂。以全国医学入学考试NEET为例,目前考试提供包括英语、印地语以及多种地区语言在内的试卷版本,其中包括阿萨姆语、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卡纳达语、马拉雅拉姆语、马拉地语、奥里亚语、旁遮普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乌尔都语等。
这意味着,一名泰米尔纳德邦学生可以选择泰米尔语参加考试,一名孟加拉学生可以选择孟加拉语参加考试。但是,与宪法承认的22种语言相比,真正能够进入大学竞争考试的语言数量仍然有限。这说明印度语言政策存在一个现实边界:政治承认并不必然等同于教育资源和考试能力。
三、为什么许多民族语言仍难进入考试体系?
印度拥有数百种语言,其中不少语言拥有悠久历史和鲜明民族文化特色,但能够进入现代考试体系的只是少数。中央印度的贡德语(Gondi)、比尔人语言,以及东北地区一些那加族群语言等,虽然拥有一定数量使用者,却很难成为全国考试语言。
原因并不在于这些语言缺乏文化价值,而在于现代教育体系对语言提出了更高要求。一种语言要成为考试语言,需要建立相应的现代知识体系,包括统一文字规范、教材体系、科学技术词汇、教师培养机制,以及稳定的命题和阅卷体系。
因此,印度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语言层级结构:英语仍然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的重要语言;22种宪法语言拥有较高制度地位;大量地方民族语言则主要承担社区文化传承功能。
这种结构体现出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中的一个普遍难题:国家可以承认所有语言的文化价值,但现代制度资源不可能同时覆盖所有语言。
四、考试语言背后的民族问题:统一国家如何容纳语言多样性?
印度考试语言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印度的国家民族建构道路。
印度独立后,没有采取欧洲传统民族国家“一民族、一语言、一国家”的排他性“国族”建构模式,而是在多语言基础上建立包容性“国家民族”认同。1956年印度根据语言重新划分邦界,使许多行政区域与主要语言群体相对应。例如,泰米尔语地区形成泰米尔纳德邦,泰卢固语地区形成安得拉邦。这种制度安排使语言不仅成为文化符号,也成为地方政治和行政认同的重要基础。
但是,现代国家又需要统一竞争平台。高等教育、科技发展、行政管理和国际交流,都需要跨地区沟通工具。因此,英语在印度长期保持特殊地位。与此同时,印地语作为人口最多的语言,也在国家政治和行政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由此形成了印度语言制度的特殊格局:地方民族语言承担文化认同功能,区域大语言承担地方社会治理功能,英语承担全国和国际竞争功能。考试制度正是在这种复杂结构中寻找平衡。
五、印度模式的意义:语言平等与现实竞争之间
印度考试中的民族语言政策,并没有完全解决所有问题,但它展示了一种多民族国家处理语言问题的路径:承认主要民族语言的制度地位,同时利用英语等共同语言维持国家竞争体系。
这种模式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所有多民族国家思考的问题:语言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让每一种语言都拥有完全相同的制度资源,还是在现实条件下不断扩大不同语言群体参与国家生活的机会?
印度的实践表明,语言问题并不仅仅属于教育领域,而与民族认同、社会流动和国家整合密切相关。一张考试试卷,看似只是文字选择,背后却体现着一个国家如何理解民族、文化和公平。
从泰米尔语到桑塔利语,从孟加拉语到博多语,印度“高考”中的民族语言,实际上展示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对的共同课题:如何在保持国家民族统一的同时,让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继续拥有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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