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记念》背后的鲁迅与殷夫，因裴多菲诗歌而结缘

文/武在平

可能许多人不知道，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是经过“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翻译，由鲁迅引入《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后，才成为广为传扬的千古绝唱。鲁迅和殷夫都喜欢裴多菲的诗歌和战斗的精神，他们为此结缘、相识、来往，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他们为推动中国新文学运动发展、为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谱写了一段难忘、动人、悲壮的故事。

因热爱裴多菲而结识

殷夫（1910-1931），原名徐柏庭，又名徐祖华、徐文雄、徐白，笔名殷夫、白莽、任夫等。浙江象山人。

◆殷夫

殷夫和鲁迅发生交往主要缘于他们对裴多菲的热爱和诗歌的翻译工作。裴多菲是匈牙利的爱国诗人和革命英雄，也是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裴多菲一生创作了800多首具有鲜明人民性的抒情诗，8部长篇叙事诗，以及小说、政论、戏剧、游记等丰厚的文学遗产。1848年领导了佩斯起义，写下《民族之歌》，激励民族斗争。1849年1月，裴多菲不畏强暴，抵御侵略，参加了反抗俄奥联军的战斗，同年7月31日英勇地“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上”，为祖国壮烈牺牲。一个多世纪以来，裴多菲作为争取民族解放与文学革命的一面旗帜，得到全世界的公认。

鲁迅开创了翻译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诗歌的先河。早在1907年，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在《摩罗诗力说》文论中详细介绍了这位匈牙利诗人的事迹。后来又翻译了《匈牙利文学史》中的一章《裴彖飞诗论》，并作了前言。之后又翻译了裴多菲的抒情小诗，其中《太阳酷热地照临》发表在《语丝》周刊上，另一首《希望》在自己的散文诗《希望》中引用。鲁迅在《<坟>题记》中说：“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裴多菲就是鲁迅不能忘却的诗人之一，当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革命者的时候，当中国的劳苦大众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裴多菲的形象就又复活在鲁迅心中。

殷夫也非常喜欢裴多菲的诗歌和他的战斗的精神。据殷夫的朋友回忆：“他很喜欢匈牙利民众诗人彼得斐（今译裴多菲）的诗，在民国十七八年时，他正在吴淞同济大学念书，得到了德文本的彼得斐传记和诗集，他高兴得发狂般的，差不多把它念熟了，碰到知心的人就背给他听。” 1929年五六月间，殷夫从他大哥送给他的《彼得斐诗集》里转译的《彼得斐·山陀尔行状》（即《彼得斐传》）稿寄给鲁迅主编的《奔流》杂志，译文用的笔名是白莽，希望鲁迅能帮他发表。

据《两地书》记载，许广平在5月14日下午给鲁迅写信说：“今日收到殷夫的投《奔流》的诗稿，颇厚，先放在书架上，等你回来再看。”实际上这不是一部诗稿，而是殷夫翻译的《彼得斐传》。鲁迅当时正在北京省亲，故许广平说“等你回来再看”。殷夫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是1929年6月16日：“下午复白莽信。”鲁迅读了殷夫的译文，心情激动，百感交集，他发现了一个和他当年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这引起了青年时代共鸣于裴多菲的回忆：“收到第一篇《彼得斐行状》（即《裴多菲传》）时，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但他其实是一个爱国诗人。”正是裴多菲在鲁迅和殷夫之间架起了一座精神之桥。

鲁迅看了译稿，立即决定在《奔流》上刊用。但不知道殷夫的翻译水平如何，于是在6月16日的复信中要殷夫把原文寄来，以便核对，可是原文印在德文版《彼得斐诗集》前面，不便邮寄，于是就给殷夫去信索要原稿。殷夫接到鲁迅的信，心中很高兴，便带上诗集，按照地址于6月24日将译稿送到鲁迅家里。这是同样热爱裴多菲的青年诗人和伟大作家的第一次见面。对于殷夫的最初印象，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里有所追述，他说：“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脸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这次会见，殷夫向鲁迅谈了很多话，鲁迅谈话虽然不多，但对殷夫曲折而艰苦的经历，却颇为同情。鲁迅见殷夫这么年轻，却有如此才华，表示十分欣赏，说：“你才十九岁的人，已有这样好的德文根基，这是很可欣幸的事……”这就是鲁迅和殷夫的第一次见面。从此，裴多菲的光辉名字，将素昧平生的鲁迅与殷夫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一次见面后，殷夫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寄去了自己写的4首抒情诗，即《流浪人短歌》《夜的静默》《青的游》《最后的梦》，后来都发表在1929年8月出版的《奔流》第2卷第4期上。

因为殷夫收藏的德译《彼得斐诗集》被鲁迅用作校对，这使鲁迅想起了30年前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求学时托丸善书店从德国购得的，一直作为“宝贝”珍藏于北京寓所的《裴多菲诗集》和《裴多菲散文集》，所以鲁迅觉得有必要将这两本书送给这位青年同好，在高兴地回复殷夫来信的同时，特地写了一封信给北京的许羡苏，托许将这两册书从鲁迅家里的藏书中找出寄来。鲁迅在6月16日分别给殷夫和许羡苏发信后，于24日收到了许羡苏寄来的两本书。就于26日又写了一封信给殷夫，并和两本书一起“郑重其事”地托柔石亲自送给殷夫。

得到鲁迅的关心帮助

因为和殷夫的首次相会，鲁迅对殷夫还不很了解，所以，会见时说话不多。但这却又使殷夫产生了另一种误会，认为这是鲁迅故意的冷淡他。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回忆说，殷夫“很后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鲁迅还在复信中提到他校阅了殷夫的《裴多菲传》的译稿，除有几处误译的地方外，还发现有几处对译著故意的曲译，由于殷夫讨厌国民党，因此把“国民诗人”这个词，都改成为“民众诗人”了。鲁迅在信中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信中还希望殷夫从鲁迅送给他的《裴多菲诗集》中可否“再译十来篇诗”和《裴多菲传》一起发表。从这些交往细节，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对殷夫是很细致地关心、帮助和培养。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鲁迅和殷夫的第二次会面，是在1929年7月4日。殷夫没有辜负鲁迅期望，按照要求将译好的裴多菲诗9首面交鲁迅。后来《裴多菲传》和这9首诗均刊登在1929年11月出版的《奔流》第2卷第5期上。因为是第二次见面，鲁迅说这一回“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鲁迅日记》7月4日记载：“午后白莽来，假以泉廿。”

鲁迅对殷夫不但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帮助，而且数次送书，提供创作和翻译的材料。对于殷夫的来稿，鲁迅总是尽量优先给予刊载，《奔流》停刊以后，鲁迅就将他的稿子推荐到《萌芽月刊》《巴尔底山》等刊物上发表。

鲁迅对殷夫的关怀不仅表现在帮助殷夫发表诗文，而且还具体指导殷夫的写作。1929年6月25日在给殷夫的信中这样说道：“我想，要快而免重复，还是译短篇。”鲁迅以丰富的人生阅历谈了诗坛上的一些怪现象，告诉殷夫不要太相信预告者的话。只要自己认定是一本有价值的好书，就可以大胆去翻译；但为了少走弯路，减少重复，早出成果，“还是译短篇”为好。鲁迅的教诲使殷夫深受教益，从他翻译的诗、随笔等都说明他对鲁迅的教诲是心领神会的。

鲁迅第三次会面殷夫，是在1929年8月18日。在第二次见面以后，殷夫因组织参加上海丝厂罢工斗争而第三次被捕，直到1929年8月初才获释。他出狱后马上和鲁迅取得联系，写信和寄稿给鲁迅。鲁迅在8月17日复信给殷夫，殷夫收到信后即于第二天第三次拜访鲁迅。这次会面，殷夫把鲁迅不仅看作是自己最尊敬的良师，同时也把鲁迅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可信赖的益友。殷夫第一次把自己是共产党人的身份告诉了鲁迅，并告诉鲁迅刚由被捕而出狱，还向他诉说了3次被捕和获释的经过。

殷夫这次来鲁迅家非常落魄，天气暑热未消，他却穿着一件大棉袍大汗淋漓地来见鲁迅。鲁迅回忆：“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给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从这些话语中，鲁迅得知，殷夫的第三次出狱，是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国民党当局把他当成一个普通工人释放。鲁迅听了这些叙述，一方面十分同情殷夫的遭遇，一方面又欣幸他的得释。鲁迅就预支了20元稿费，让殷夫买一件夹衫穿上。当天的《鲁迅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下午白莽来，付以稿费廿。”

鲁迅第四次会面殷夫，是在1929年9月21日，《鲁迅日记》记载：“下午白莽来，付以泉五十，作为稿费。”

在鲁迅与殷夫的交往中，鲁迅曾三次都以付稿费的名义帮助殷夫。当时北新书局“办事糊涂，常常拖欠”作者的稿费和编者的编辑费，所以稿费常常是鲁迅垫付的。按规定，鲁迅只担任《奔流》的编辑，是不负责稿费支付的，但鲁迅却为殷夫打破惯例，在经济上支持援助殷夫。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这个“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是体贴关怀的，他知道像殷夫这样的革命者没有生活费来源，经济上比较困窘，所以他总催着出版社及时付给稿费，有时自己垫付，甚至借稿费名义予以帮助。鲁迅在《奔流》上发表殷夫的诗作和译作，也是间接对殷夫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一种积极支持。

殷夫与鲁迅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并受到鲁迅的器重。据《鲁迅日记》中不完全的记载，自1929年6月16日到1931年1月，鲁迅写到殷夫（白莽）的，就有18次之多。

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1929年是殷夫诗歌创作成就非凡的一年。如《别了，哥哥》《意识的旋律》《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等，大量普罗诗歌都是这年夏秋之间的力作。尤其是这年11月之后，借助宣传干事这个职业新平台，殷夫诗情高涨，1930年上半年形成了一个普罗诗歌创作发表的新高潮。对于殷夫的诗歌才华，太阳社是十分赞赏的。1930年1月，太阳社停办《新流月报》改出《拓荒者》。《拓荒者》创刊号首篇刊登的就是殷夫的《我们的诗》，此组诗包括《前灯》《Romantik的时代》《Pionier》《静默的烟囱》《让死的死去吧！》《议决》6首，这些诗除《前灯》创作稍早，其余都创作于11月他赴任共青团宣传部干事之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为民族解放奋斗的坚定意志。

1930年5月29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五卅”纪念日，左联召开了第二次全体盟员大会，大会通过全体盟员一致参加纪念“五卅”示威运动的决定，并准备在“五卅”纪念日自动启封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中华艺术大学。殷夫与鲁迅、茅盾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了这个“五卅”纪念日，殷夫特地写了一首长诗《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诗中写道：“我们生在革命的烽火里，我们长在斗争的律动里，我们是时代的儿子，我们是群众的兄弟，我们的摇篮上，招展着十月革命的红旗。我们的身旁是世界革命的血液，我们的前面是世界共产主义。”诗作激情洋溢，充满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革命英雄气概和对未来的必胜信念，是左联成立之时一首不可多得的政治抒情诗。殷夫在这一时期的红色鼓动诗代表作还有《在死神未到之前》《血字》《五一歌》《青年的进军曲》《我们的诗》等。

《拓荒者》是左联前期重要的机关刊物之一，它的创刊号和终刊号均以殷夫的诗歌做发刊先锋。这种特殊安排绝非偶然，显然是左翼文学界对殷夫诗歌地位的一种共识，也是对他诗歌所呈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大无畏革命精神的肯定。鲁迅、马宁等人都是读到殷夫在《拓荒者》上的这些诗作，才进一步增加了对他的了解的。鲁迅说：“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此外，殷夫还给《萌芽月刊》《巴尔底山》等刊物写诗，连同他在《列宁青年》《摩登青年》发表的部分优秀作品，突出地展示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殷夫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鲁迅在《裴多斐诗集·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发现有殷夫用钢笔写的五言绝句译文手迹。

1930年9月17日，左联发起为鲁迅祝寿活动，地点在吕班路50号荷兰菜馆，殷夫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席间“殷夫、胡也频举杯向他祝寿”。1930年11月，左联召开了第四次盟员大会，鲁迅出席了这次会议，还带了一本德文版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作的《中国纪行》一书，准备送给殷夫，但在会场没有碰到他。在殷夫被捕的前两天，即1931年1月15日，鲁迅托柔石将这本书送给了殷夫，再次显示鲁迅对殷夫的特别关怀之情。但只隔两天，殷夫和柔石一同被捕，这本书可能落到“三道头”（即上海公共租界的巡官）之手了。

殷夫遇难后，鲁迅写下了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接着又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抨击国民党的残暴。这年春天，是鲁迅写诗最多的一个春天，接连写下了《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等一系列诗歌，寄托对烈士的哀思。4月，鲁迅和冯雪峰共同编辑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其中除了发表抗议书及鲁迅的文章外，还编发了几位烈士的小传，包括柔石，也包括殷夫。1933年为纪念死难的“左联五烈士”，鲁迅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记述和殷夫相识、交往的过程，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1930年1月初，殷夫把他1924年至1929年秋写成的65首诗，结成一本诗集《孩儿塔》，写好《题记》，署名白莽，一并呈送鲁迅审定，并请鲁迅作序。诗歌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文字委婉、细腻，风格明朗、活泼，充分表现了殷夫的诗人气质。诗中对生活理想的追求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贞，紧密结合在一起，字里行间跳动着诗人的一颗赤子之心。殷夫牺牲后，此诗稿得由鲁迅保存下来。1936年3月11日，鲁迅在大病初愈后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序言中深情回忆与殷夫相处的日子，高度赞扬这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前驱——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的诗作说：“《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这“别一世界”就是指无产阶级的世界，共产主义的世界。殷夫等左联五烈士的英勇就义，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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