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俊：为何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备受关注？

章俊系中国银河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核心观点

10月12日，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E·霍尔（Robert E. Hall）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基础”的贡献。结合两位学者的理论研究、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及相关政策实践，我们对本届诺奖的归属及其理论有以下几点初步理解。

第一，本届诺奖重新聚焦短期宏观经济管理，与2022年伯南克等人关于银行与金融危机的获奖理论形成呼应。过去十年，直接聚焦短期宏观经济管理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相对有限。本届诺奖重新聚焦经济衰退、失业与通胀等传统宏观问题，体现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思想在现代微观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其核心问题意识仍是：总需求波动如何影响产出和就业，以及宏观政策如何通过稳定总需求来缓解经济波动。同时，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2022年的获奖研究（伯南克、迪布维格）在宏观稳定问题上形成呼应：前者深化了对宏观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解，后者揭示了稳定金融体系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的关键作用。

第二，本届诺奖折射出当前全球宏观经济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一是主要经济体面临不同的宏观经济约束，全球经济处于多重矛盾交织的阶段。二是供给冲击与需求波动相互交织，各国宏观政策的调控难度均明显上升。三是相关理论指导下的政策实践也暴露出新的局限，需要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重新审视政策框架。

第三，本次诺奖相关理论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微观预期影响宏观经济以及宏观稳定政策如何改变微观预期的机制。同时指导过去20余年的全球宏观政策实践：一是确立通胀目标制，用明确目标锚定公众通胀预期；二是实施前瞻性指引，用政策承诺引导市场预期；三是将居民跨期消费决策纳入政策分析，提高需求管理的针对性；四是构建沟通透明机制，用制度安排固化预期管理。

第四，本届诺奖相关理论对中国宏观经济治理具有重要启示。一是永远不要低估有力度的宏观政策的力量，力度足够、指向清晰的宏观政策可以有效改变微观主体的预期，从而扭转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向；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果断、持续、可预期的政策行动，比犹豫和试探更有效。二是财政政策促消费、扩内需可着重考虑居民消费的跨期决策特征。三是利率政策具有显著的预期管理效应，作用覆盖居民消费、房地产稳定和企业投资，可考虑用有力度的降息提振经济活力。

正文

一、引言：本届经济学诺奖得主的其人其事

10月12日，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E·霍尔（Robert E. Hall）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获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们的获奖理由为“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基础”。霍尔从家庭消费、劳动供给等微观决策出发，揭示个体行为如何汇聚为宏观经济波动；伍德福德则将前瞻性决策与理性预期纳入货币政策分析，系统阐释利率政策如何通过影响未来预期调节当前经济活动，即使名义利率接近零，央行仍可借助对未来政策路径的引导发挥作用。二者研究的共同贡献在于，将家庭和企业的微观决策机制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揭示宏观经济波动的形成逻辑，并为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何有效稳定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霍尔与伍德福德二人同为麻省理工学院校友，但研究路径各有侧重。霍尔先后求学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其博士生导师是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1978年起，霍尔执教斯坦福大学并兼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霍尔自称“应用经济学家”，其学术谱系横跨宏观大半壁江山：1978年在《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的随机含义：理论与证据》提出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家庭按永久收入安排消费，短期收入变化大多被储蓄吸收，消费因而难以预测。此后，霍尔在失业与劳动市场搜寻匹配、“长期大萧条”、安全资产短缺与长期停滞等方向均有开创性工作。1999年与查尔斯·琼斯合作的跨国生产率分解论文，是增长经济学引用最高的文献之一。

横跨微观选择与宏观波动的研究视野，使霍尔成为少数同时活跃于宏观理论与现实周期判断的人。在政策圈，霍尔最著名的身份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经济周期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自1978年成立起，霍尔即担任主席至今。霍尔被称为美国经济的“地震仪”，美国每一次衰退的“半官方”起止日期几乎都由他领衔裁定，如2001年的网络泡沫、2007年12月开始的“大衰退”，以及2020年2月的新冠肺炎疫情大衰退。同时，霍尔曾担任司法部、财政部、美联储理事会和国会预算局的经济政策顾问，多次在国会就国家经济政策作证，2010年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

伍德福德则将研究重点放在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及其传导机制上。1981年，他还是MIT研究生时便入选首届麦克阿瑟“天才奖”。 1984年起，伍德福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其后辗转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2004年重回哥大至今，任约翰·贝茨·克拉克讲席教授。2003年，伍德福德出版代表作《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系统建立了以利率为工具、以预期为传导的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框架，被称为“央行的圣经”。在政策圈，伍德福德是纽约联储货币政策咨询小组成员和多国央行顾问，长期为各国央行授课和咨询。综合来看，我们对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归属及相关理论有以下几点理解。

二、本届诺奖重新聚焦短期宏观经济管理，与2022年获奖理论形成呼应，折射出全球宏观经济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2026年诺奖重回短期宏观领域

过去十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主题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直接聚焦短期宏观经济管理的获奖研究相对有限。2018年诺奖关注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对长期增长的影响，2024年聚焦制度如何影响国家繁荣，2025年关注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2017年至2023年间，行为决策、减贫实验、拍卖机制、劳动经济学与因果识别等议题也先后获得关注。相比之下，2022年伯南克、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关于银行与金融危机的研究，以及本届霍尔和伍德福德关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研究，更直接涉及经济波动、金融传导与宏观政策调控。

本届诺奖重新聚焦经济衰退、失业与通胀等传统宏观问题，体现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思想在现代微观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其核心问题意识仍是：总需求波动如何影响产出和就业，以及宏观政策如何通过稳定总需求来缓解经济波动。不同的是，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进一步将家庭和企业的前瞻性决策、预期形成机制纳入分析，从而更深入地解释宏观政策发挥稳定作用的条件与传导机制。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暴露了传统模型的不足，即政府无法仅凭历史上通胀与失业、收入与消费的统计关系，就推算政策效果，因为家庭和企业会根据政策变化调整行为。霍尔从消费决策切入，揭示家庭对未来收入的判断与跨期选择的重要性，不能简单假定收入增加多少，消费就按固定比例增加。这意味着，一项政策能否提振消费，既取决于当期增加的购买力，也取决于它是否改变家庭对未来的判断。伍德福德则将家庭决策、企业定价和利率政策整合到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中。价格调整存在摩擦，使总需求变化能够影响实际产出；经济主体具有前瞻性，又使未来政策预期反过来影响当期需求和通胀。由此，宏观调控获得了更明确的传导机制和分析依据。

（二）2026年经济学诺奖与2022年的获奖理论在宏观稳定问题上形成呼应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2022年的获奖研究在宏观稳定问题上形成呼应：前者深化了对宏观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解，后者揭示了稳定金融体系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的关键作用。两届诺奖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在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当经济受到冲击时，如何防止局部问题通过微观主体的行为反应和经济运行机制不断放大，最终演变为更持久的产出和就业损失。

其一，2022年的诺奖研究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危机中为什么需要迅速“止血”？即要避免流动性恐慌演变成融资中断、投资收缩和就业下降的连锁反应，“止血”的目标是维护金融中介功能，保持金融体系功能的正常发挥。2022年，伯南克与道格拉斯·戴蒙德、菲利普·迪布维格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伯南克对大萧条的研究表明，银行体系受损不仅意味着金融机构自身陷入困境，还会破坏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积累和信贷关系，削弱金融体系识别借款人、配置资金的能力，进而抬高企业融资成本、压缩信贷供给，使企业投资、生产和就业受到进一步冲击。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则揭示了银行以短期存款支持长期资产所面临的期限错配与挤兑风险：即使银行资产长期来看具有偿付能力，储户集中提款也可能迫使银行低价变现资产，引发自我强化的挤兑。因此，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等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稳定作用，其目的不仅是保护存款人，也是防止个别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压力演变为系统性危机。

其二，2026年的获奖研究核心贡献同样是宏观政策如何影响或引导微观预期，进而减少经济波动。2026年的两位获奖者将分析重点放在居民和企业如何形成支出、定价决策。金融体系能够放贷，并不意味着企业一定愿意投资、居民一定愿意消费；若其对收入、需求或融资条件仍然悲观，仅仅恢复资金供给，未必足以带来稳固复苏。伍德福德的研究说明，货币政策既通过当前利率发挥作用，也通过公众对未来政策路径的预期影响当前决策。因此，政策效果取决于实际行动，也取决于政策目标是否清楚、后续反应是否可理解、承诺是否可信。

其三，两次授奖形成了从侧重金融传导到预期传导的完整宏观稳定政策逻辑。2022年的获奖研究指出要维护金融体系运转，使资金能够进入实体经济。今年两位学者的研究则指出通过合适的政策力度与可信沟通，影响家庭和企业的消费、定价与投资决策，最终可以减少冲击对产出、就业和物价的持续影响。只是二者的侧重点有所差异。综合两次获奖的研究看，宏观稳定既需要维护金融体系的关键功能，也需要让微观主体形成有依据的预期。在此过程中政策的连续性、可信性十分关键。

（三）短期宏观经济理论再受关注，折射当前全球宏观经济治理面临的阶段性困局

第一，主要经济体面临不同的宏观经济约束，全球经济处于多重矛盾交织的阶段。当前，全球经济既面临增长动能不足的问题，也承受地缘冲突、贸易摩擦和产业链调整带来的持续冲击。美国在经济韧性与通胀黏性之间寻求平衡，货币政策面临抑制通胀与支持增长的权衡；欧洲则受到能源成本、制造业竞争力和产业转型压力的多重影响，对长期增长前景的焦虑有所上升。中国持续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重要支撑，但国内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价格水平偏弱等挑战。

第二，供给冲击与需求波动相互交织，各国宏观政策的调控难度均明显上升。2020年以来，供应链调整、地缘政治冲突、能源价格变化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接连出现，使通胀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需求过热问题。面对供给冲击，货币政策收紧虽然有助于抑制需求和稳定通胀预期，却也可能加大经济增长压力；若过早转向宽松，又可能使通胀压力持续更久。财政政策同样面临两难：一方面需要通过支出和转移支付托底经济、缓解居民与企业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和财政可持续性的约束。

第三，相关理论指导下的政策实践也暴露出新的局限，需要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重新审视政策框架。过去数十年，以需求管理、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为基础的宏观政策框架，在平抑经济波动、稳定通胀预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新的现实考验。一方面，长期低利率、非常规货币宽松以及持续的财政扩张，可能在一定条件下累积资产价格、债务负担和财政可持续性等问题；另一方面，当供给冲击频繁发生、通胀来源更加复杂时，传统模型对价格变化、政策传导和经济主体行为的刻画也可能受到挑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相关理论失去价值，而是说明宏观政策需要结合经济结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本届诺奖重新强调宏观稳定的微观基础，其现实意义正在于：既要认识政策干预平抑经济波动的必要性，也要更加重视政策的适用条件、传导机制与长期约束，在稳定短期经济运行与维护长期增长能力之间寻求平衡。

三、本次诺奖理论的贡献：从微观决策理解宏观波动与政策传导

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贡献，在于揭示了宏观政策影响经济运行的行为基础，即政策效果最终取决于居民和企业如何根据对未来收入、盈利和价格环境的判断调整自身决策。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表明，消费、投资和通胀等宏观变量并非独立变化的经济指标，而是家庭和企业根据对未来收入、盈利、成本和政策环境的判断进行调整后的结果。

传统宏观分析通常关注政策工具如何通过经济变量发挥作用，例如降息降低融资成本、财政扩张增加总需求。但现实中，同样的政策工具在不同经济阶段可能产生不同效果，其原因在于居民和企业并非被动接受政策变化，而是会根据对未来收入、盈利和经济环境的判断主动调整消费、投资和定价行为。换言之，政策首先改变的是微观主体对于未来的判断，随后才通过行为调整影响消费、投资和价格等宏观变量。因此，理解宏观经济波动，需要进一步分析预期如何形成以及如何通过微观行为传导至整体经济。

（一）微观预期影响宏观结果的机制是什么？

第一，从居民消费行为来看，消费不仅取决于当前收入水平，更取决于居民对未来收入路径的判断。霍尔揭示了居民消费行为背后的跨期决策逻辑，消费并不是当前收入的简单函数，而是居民基于整个生命周期收入预期进行平滑调整的结果。当居民预期未来收入持续增长时，即使当前收入没有明显变化，也可能通过降低储蓄、增加消费的方式调整当前消费水平；反之，当居民预期未来收入增长放缓，或者未来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时，即使当前收入保持稳定，也可能提高储蓄水平，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收入波动。因此，居民对于未来收入的判断，会通过消费和储蓄行为影响当前需求变化。

第二，从企业投资行为来看，投资不仅取决于当前融资条件，更取决于企业对未来收益的判断。企业投资本质上是以当前投入换取未来收益，因此企业在决定投资规模时，不仅考虑当前资金成本，也会考虑未来市场需求、产品价格、竞争环境以及盈利能力。企业是否扩大资本开支，取决于其对于未来现金流和投资回报的预期。如果企业认为未来需求增长、盈利空间扩大，即使当前融资成本较高，也可能增加投资；反之，如果企业认为未来市场空间有限、投资收益下降，即使资金成本降低，也可能选择减少投资或延后投资计划。因此，企业对于未来经营环境的判断，会通过投资行为影响资本形成和经济活动。

第三，从价格形成机制来看，通胀变化不仅取决于当前供需关系，也受到企业和居民对于未来价格走势判断的影响。伍德福德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将理性预期纳入价格和通胀形成机制的分析框架。企业制定价格时，并不会只依据当前成本和需求状况，也会考虑未来成本变化以及整体价格环境；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也会考虑未来物价水平变化。当企业预期未来成本持续上升时，可能提前调整产品价格；当劳动者预期未来物价上涨时，可能要求更高工资以维持实际收入水平。这些基于未来判断作出的行为，会进一步影响实际价格和工资变化，使预期逐渐转化为现实通胀。因此，通胀不仅反映当前经济的供需缺口，也是市场主体对于未来价格走势的共同判断。

第四，宏观经济波动本质上是微观主体决策行为的集中体现，预期变化会通过个体行为传导至整体经济。家庭和企业的单个决策本身并不会改变宏观经济，但当大量主体形成相似预期时，个体行为会产生宏观效应。例如，居民同时提高储蓄、企业同时减少投资，会导致总需求下降，并进一步影响收入和盈利预期，形成反馈循环。例如，居民普遍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会导致总需求变化；企业普遍减少投资，会影响资本形成和就业；市场主体对于未来价格形成共同判断，会影响通胀走势。因此，宏观经济运行实际上是微观主体预期和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预期成为连接微观决策与宏观结果的重要纽带。

（二）宏观稳定政策如何改变微观预期？

第一，货币政策通过影响未来利率路径和通胀预期，改变居民和企业对于未来经济环境的判断。伍德福德强调中央银行影响经济的方式并不只是调整当前政策利率，更重要的是通过政策规则和沟通方式影响市场对于未来货币环境的预期。由于消费和投资本身具有跨期特征，居民和企业关注的不仅是当前融资成本，而是未来一段时期利率水平、流动性条件以及价格环境的变化趋势。

因此，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通过改变经济主体对未来条件的判断影响当前行为，这一机制也是伍德福德强调前瞻性指引的重要原因。当市场相信未来利率环境将保持稳定，企业会基于更低、更确定的融资成本调整投资计划，居民也会根据未来实际利率变化调整消费和储蓄安排。相反，如果市场认为政策变化缺乏持续性，经济主体可能不会根据短期政策调整长期决策。中央银行通过向市场传递未来政策路径，可以影响市场对于未来利率和通胀的判断，使货币政策不仅作用于当前金融条件，也作用于经济主体对于未来环境的预期。

第二，财政政策通过影响未来收入、需求和风险预期，改变居民和企业的跨期决策。财政政策不仅通过政府支出直接影响当前经济活动，也会通过改变私人部门对于未来收入和经营环境的判断影响微观行为。由于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都是面向未来的决策，财政政策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当前增加了多少需求，也取决于市场主体如何理解政策对于未来经济环境的影响。

对于居民而言，财政政策如果能够改变其对于未来收入增长和支出风险的判断，就会影响消费和储蓄选择。当居民认为未来收入更加稳定、未来风险有所下降时，可能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当前消费水平；反之，如果居民认为未来收入增长不确定，即使当前收入增加，也可能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

对于企业而言，财政政策不仅通过直接增加需求影响当前生产，也通过改善市场预期影响企业投资决策。企业是否扩大投资，取决于其对未来销售增长和盈利空间的判断。当财政政策改善需求环境、稳定市场预期时，企业对于未来投资回报的预期随之改善，更有可能增加资本开支。因此，财政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本质上也是通过改变企业对未来经营环境的判断实现的。

第三，宏观政策的预期效应取决于政策可信度，稳定的政策框架有助于降低微观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预期并不是由单一政策信号决定的，而是在长期政策环境中形成的。居民和企业在进行消费、投资和定价决策时，不仅关注某一次政策调整，也会判断政策目标是否明确、政策执行是否稳定以及未来政策方向是否具有连续性。

如果经济主体认为政策具有较强可信度，能够持续影响未来经济环境，其行为调整会更加明显。例如，企业可能基于稳定的政策环境制定长期投资计划，居民也可能根据更加确定的收入和支出预期调整消费安排。反之，如果政策信号反复变化，市场主体可能倾向于等待和观望，降低政策传导效果。因此，现代宏观政策不仅关注政策工具本身，也重视政策规则、政策沟通和制度稳定性。政策可信度越高，微观主体对于未来环境的判断越稳定，政策影响经济行为的效果也越明显。

第四，不同宏观政策工具通过共同影响预期形成环境，决定政策传导效果。现代宏观调控越来越强调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因为居民和企业形成预期时，并不会孤立观察单一政策，而是综合判断收入环境、融资条件和经济前景。财政政策影响需求和收入预期，货币政策影响融资条件和价格环境，二者共同作用于私人部门对于未来收益和风险的判断。如果财政政策改善需求预期，而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企业和居民更容易形成积极预期，并调整消费、投资和生产计划。反之，如果不同政策方向不一致，即使单一政策工具力度较大，也可能削弱市场主体对于未来环境的判断。因此，宏观稳定政策的核心并不仅是调节当前经济波动，而是通过建立稳定、可信的政策环境，引导微观主体形成更加稳定的预期，并由此影响经济运行轨迹。

（三）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如何指导过去20余年的全球宏观政策实践

第一，确立通胀目标制，用明确目标锚定公众通胀预期。通胀目标制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发展，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公布明确的通胀目标、建立相对稳定的政策规则和增强央行承诺的可信度，引导公众形成与政策目标相一致的通胀预期。新西兰于1990年率先实行通胀目标制，此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经济体相继采用，相关实践也逐步扩展至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一制度安排与伍德福德在《利率与价格》中阐述的理论逻辑相呼应：在价格和工资存在黏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不仅影响当前融资条件，也会通过改变公众对未来通胀和利率路径的预期，影响当期消费、投资与企业定价。明确的通胀目标有助于形成名义锚，政策承诺的可信度则影响这一名义锚的稳定程度。2021—2023年，全球经历新一轮通胀冲击，主要央行大幅收紧货币政策，长期通胀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反映出既有货币政策框架和长期形成的政策信誉发挥了作用。但通胀预期稳定并不意味着紧缩政策没有成本，通胀回落的过程仍伴随融资条件收紧及经济活动调整。通胀目标制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公众判断未来物价走势提供相对清晰的参照，并有助于降低通胀预期持续偏离政策目标的可能性。

第二，发展前瞻性指引，通过说明未来政策取向影响当前经济决策。货币政策利率通常是短期利率，但企业投资、居民购房等决策往往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的融资成本。因此，当前经济活动不仅受到当期政策利率的影响，也取决于市场对未来利率路径的判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政策利率接近有效下限，传统降息空间受到限制，前瞻性指引由此成为重要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美联储于2008年开始通过声明暗示低利率将维持一段时间，2011年进一步给出明确的时间指引，并于2012年12月转向与失业率、通胀预测及长期通胀预期挂钩的条件式指引；英国央行、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也在不同阶段采用了相关沟通安排。2012年，伍德福德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专门讨论了利率处于有效下限时前瞻性指引的作用，并强调央行应明确未来调整政策的判断标准。其关键不在于央行简单承诺“长期维持低利率”，而在于让市场理解未来政策将如何根据经济状况作出调整，从而影响当期的利率预期和融资条件。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2012年关于“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欧元的表态，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具有可信度的政策承诺可以改变市场对制度存续和危机演变的判断，进而缓解金融市场压力。不过，前瞻性指引的效果仍取决于央行信誉、政策承诺的可持续性以及市场对政策信号的理解，政策沟通本身不能替代必要的政策行动。

第三，将居民跨期消费决策纳入政策分析，提高需求管理的针对性。在理性预期和跨期消费平滑等假设下，居民消费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判断，而非当期收入的简单变化。这意味着，当期收入增加未必带来同比例的消费增长，消费政策的效果还取决于居民如何判断收入变化的持续性，以及家庭是否面临流动性约束。过去数十年，消费理论和宏观政策分析不断重视收入预期、家庭资产负债表与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为理解不同政策措施的需求效应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四，构建沟通透明机制，用制度安排固化预期管理。如果微观主体会根据对未来经济环境和政策走向的判断调整当前行为，那么政策信息如何发布、公众如何理解政策目标，就会影响政策传导效果。伍德福德2005年的论文《央行沟通与政策有效性》系统讨论了央行透明度、政策沟通与利率预期之间的关系，指出央行对政策目标、经济判断和未来政策路径的说明，是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20余年，央行沟通逐渐从政策决策的辅助环节发展为常规制度安排：英国央行持续发布通胀报告，欧洲央行通过新闻发布会解释政策决策，美联储逐步完善例行记者会、经济预测和利率路径预期的披露机制。中国人民银行也通过《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信息等渠道，阐释政策取向和经济形势判断。相关实践的共同方向，是提高政策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可理解性，帮助市场主体形成对政策反应机制更稳定的认识。需要强调的是，沟通并非信息发布越多越有效，政策透明度也不等于对未来利率作出无条件承诺。有效的央行沟通应当使政策目标、决策依据与实际行动保持一致，并说明政策可能随经济形势变化而调整的条件。只有当沟通具有可信度、政策行动与公开表述相一致时，预期管理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四、对中国的启示：宏观政策如何有效管理微观预期

我国经济持续保持稳健增长，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与此同时，需求不足问题持续存在，低通胀环境对经济运行和微观主体信心形成一定影响。在此背景下，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相关的理论成果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两位获奖者的核心贡献在于：预期，是连接微观行为与宏观结果的枢纽；而政策沟通和政策承诺本身，就是稳定经济的有力工具。结合这一理论框架，基于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有如下初步思考启示：

第一，永远不要低估有力度的宏观政策的力量。宏观经济不稳定，往往是微观预期驱动下的一连串连锁反应——家庭预期收入下降而减少消费，企业预期需求走弱而收缩投资，劳动者预期前景暗淡而降低人力资本投入——这些微观行为的加总，反过来又验证并强化了最初的悲观预期，形成自我实现的负向循环。如果没有公共政策的有力介入，经济体可能难以自行走出这种螺旋。霍尔的消费随机游走理论表明，家庭的消费决策锚定在对终身收入的预期之上，而非当期收入的短期波动；伍德福德理论则表明，当价格存在粘性、企业和家庭具有前瞻性预期时，力度足够、指向清晰的宏观政策可以有效改变微观主体的预期，从而扭转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向。反过来说，有时候对宏观政策效果的怀疑，可能恰恰是因为政策的力度和连续性还不够——不足以改变已经形成的悲观预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果断、持续、可预期的政策行动，比犹豫和试探更有效。

第二，财政政策方面，促消费、扩内需政策可着重考虑应充分考虑居民消费的跨期决策特征。近年来，我国促消费政策的主要抓手是以旧换新等消费补贴。这一政策在启动阶段效果显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面临两方面的制约，使得政策效应递减：一是中国居民耐用消费品保有量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例如2025年每百户城镇洗衣机、电冰箱保有量分别为100.4台和100.2台（国家统计局数据），新增需求阶段性减弱；二是补贴带来的置换需求存在前置效应，消费者将未来几年的购买行为提前到补贴窗口期完成，补贴退出后需求自然回落。霍尔的理论说明：如果消费者是理性的、能够利用现有信息预测未来，那么消费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新信息”——即那些改变了消费者对长期收入和财富预期的信息，而非一次性的暂时性收入变动。以旧换新补贴本质上是一种暂时性的价格优惠，这笔节省在其终身收入预期中所占比例很小，难以实质性改变消费路径。促消费政策的优化方向或许可包括：

其一，优化补贴方向，从集中支持耐用品更新转向兼顾新增服务消费。消费补贴既可能降低购买成本、释放原本受到约束的需求，也可能只是补贴原本就会发生的消费，或将未来消费提前至当期。随着耐用品更新需求的边际拉动作用减弱，应在继续支持合理更新的同时，探索拓展服务消费等领域的支持方式，扩大政策能够触达的需求空间。

其二，提高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减少政策变化对消费时点的扭曲。伍德福德的理论揭示，居民会根据对未来补贴和价格变化的预期调整购买时点。若政策频繁调整，或居民预期未来补贴力度可能进一步加大，部分消费就可能被推迟；反之，临近政策退出时，需求又可能集中释放。这种时点变化可以改善短期数据，却未必带来整个政策周期内消费总量的相应增加。因此，应提高补贴规则、实施期限和调整机制的透明度，减少不确定性诱发的观望和集中抢购，并将政策退出后的消费表现纳入效果评估。

其三，将消费支持与收入分配、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相结合，增强居民的长期消费能力。居民对长期收入的判断比单期收入变化更能影响持续性消费决策。但现实中，收入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会使消费对收入变化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即使居民预期未来收入可能改善，也未必有能力将未来收入提前转化为当前消费；即使当期获得补贴，也可能因担忧未来支出而选择储蓄。因此，促消费不能只着眼于降低商品价格，还应通过稳就业、促增收和完善社会保障，改善居民收入预期、缓解现实预算约束，降低医疗、养老、育幼等支出不确定性对消费的挤出。

第三，利率政策具有显著的预期管理效应，作用覆盖居民消费、房地产稳定和企业投资。在本届诺奖得主的理论中，利率是连接当下与未来的核心变量：家庭根据利率决定今天消费还是明天消费，企业根据利率决定现在投资还是等待观望，而价格和工资调整存在摩擦，使得利率变化能够在短期内切实影响产出和就业。

其一，有力度的降息有助于降低居民消费的跨期成本，改善消费意愿，稳定房地产市场。居民在当期消费与未来储蓄之间进行权衡时，不仅考虑当前收入，也会考虑储蓄收益、消费信贷成本以及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霍尔的消费理论揭示，家庭的消费路径取决于实际利率与主观贴现率的相对关系：当实际利率较高时，推迟消费、增加储蓄的激励更强；当实际利率下降时，当期消费的相对吸引力提高。有力度的降息能够降低住房贷款、汽车贷款等大额消费的融资成本，使“现在买”相对于“再等等”变得更划算；同时，存款利率下降也直接降低了储蓄的相对收益，引导部分资金从储蓄向消费转化。在房地产市场，有力度的降息一方面降低购房者的月供负担和总利息支出，直接改善购房能力和意愿；另一方面，利率下行也有助于缓解存量房贷家庭的还款压力，释放被债务挤占的消费空间。更重要的是，当降息被市场理解为持续的政策方向而非一次性操作时，购房者和开发商对未来房价和融资环境的预期也会随之改善，有助于打破持续强化的观望心态。

其二，有力度的降息有助于改善企业投资的收益成本比，推动投资决策落地。企业的投资决策，本质上是对项目未来收益与当前融资成本的比较。利率下降直接降低企业的借贷成本，使更多投资项目能够满足收益率要求，那些在较高利率下被搁置的项目，在利率下降后可能重新具备可行性。值得注意的是，项目周期越长，对利率的敏感度越高：基础设施、制造业设备更新等中长期投资项目，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未来多年的现金流都需要按利率折算为当前价值来评估。利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长周期项目在未来每一年节省的融资成本会持续累积，对项目整体可行性的改善幅度远大于短期项目。这也是为什么降息对中长期投资的拉动效果尤为显著。

其三，有力度的降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降息幅度要足以降低实际利率，以改变微观主体的跨期决策。根据跨期选择理论，居民和企业会比较当期支出与未来收益，只有当利率调整足以改变储蓄与消费、融资成本与投资回报之间的相对关系时，才更可能带来实际行为变化。因此，不能只关注名义利率是否下调，还要结合通胀预期考察实际利率的变化，判断融资条件是否得到实质性改善。在低通胀环境下，即使名义利率有所下调，如果通胀预期同步走弱，实际利率可能并未下降甚至反而上升，融资条件被动趋紧，降息的政策效果就会被抵消。二是降息路径要清晰，政策承诺要具有可信度。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当期利率，也取决于市场对未来利率路径的预期。如果居民和企业预期未来利率还会进一步下降，就可能推迟当期消费和投资，等待更低利率的心态反而会抑制当前经济活动。相反，如果政策信号清晰可信，让市场相信当前的宽松是持续性的而非试探性的，则有助于影响当前决策，减少观望行为。因此，降息既要有足够力度，也要通过稳定、可信的政策沟通增强预期引导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