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那年，我跟我们公社的孙阿姨发生一段孽缘

22岁那年，我跟我们公社的孙阿姨发生一段孽缘

我二十二岁那年，认识了我们公社卫生院管药的孙阿姨。

那是七九年，夏收的前头。我插队到这个公社才一年多，是从城里下来的，人生地不熟，住在知青点那间大通铺里，一屋子七个男娃。我个头小，力气也小，割麦挑担都比不上老乡们，一天工分挣不过别人一半，心里憋。

那年月，公社大院里最要紧的地方就是卫生院。三间瓦房，一间是诊室，一间是药房，还有一间是留人的。孙阿姨在药房里，管着药柜子，也给病人换药、打针。她三十七八的样子，个子不高，头发总是拿一根黑夹子别在脑后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褂子，袖口卷着，露出一截小臂。她不怎么笑，说话慢，一个字压着一个字。

我头一回进卫生院，是给队里的脱粒机绞了手。那天抢收，机器卡了秆子，我伸手去拽，皮带轮一转，把我三根指头绞进去，血洒了一地。队里的人把我抬到卫生院，孙阿姨看了我一眼，没慌，先拿清水给我冲，再从药柜里拿纱布、拿碘酒，一层一层给我包上。她包的时候手很稳，指头凉。我一直咧着嘴，她也不安慰我，只说，忍着点，过几天就好了。

那几天我天天去卫生院换药。我们知青点是轮流去，我天天说我去，别人也乐得让我去。我去了不下十趟。渐渐的我发现，孙阿姨一个人在卫生院，忙得很。药柜子要理，针头要煮，账要记，病号来了还得看。换药的人多，她一个一个来，中午饭都拖着。我就帮着搬水、扫地、收药瓶。她说，你坐着，手有伤。我说，坐没意思。

她说，你这后生，嘴倒实诚。

后来我就成习惯了。不去帮把手，我那手就不自在。

我们公社卫生院还有个姓吴的老中医，六十多，每天上午坐两个小时诊，下午就回家歇着。剩下的时间，基本是孙阿姨一个人兜着。她带了两个学徒，是本地姑娘，学得慢，她也不骂，就一遍一遍教。

我帮了两个月零工，孙阿姨开始留意我。有一回她问，你是城里来的知青？

我说，是。

她问，家里几口人。

我说，我爸我妈，一个妹妹。

她问，你爸干啥的。

我说，在街道工厂。

她没再问，低下头去理药。我那时候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后来我才明白，她那半天没说话，是在盘算，我这样的，还能回城。

孙阿姨的身世，是我从别人嘴里一点一点听来的。

她是隔壁县的人，年轻时候是公社的赤脚医生，背着药箱走村串户。她男人也是公家的，在水库工地上管料。七二年，水库塌方，他连人带料车埋进去了，捞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中用了。她那年三十一岁，没孩子。

她没再嫁。那时候三十一守寡，在乡下，外头的说法多得很。有人在背后嚼舌根，说一个女人守着，指不定心里想什么。有的男的拿话撩她，她不理，把人得罪了。后来公社把她从赤脚医生的队里调回来，让她管药房，说药房清静，适合女同志。

她日子过得极素。我头回去她屋里送药，看见那屋里的陈设：一张木板床，一条旧棉被，一个木箱，箱子上一盏煤油灯，一盏玻璃罩子的灯，擦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一张她跟男人的合影，早就黄了，用图钉钉着。炉子边上放着一个铝饭盒，一口小铁锅。再没别的。

我问她，孙姨，你一个人做饭？

她说，混一顿是一顿。

我说，那你可真够苦的。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苦这个字，分跟谁比。

我没听懂。我是后来才懂的。

那年秋里，下了一场大暴雨。雨下了三天三夜，公社那条河涨上来，把卫生院后头那间药库的墙泡软了，塌了半扇，膏药、纱布、酒精全泡在水里。孙阿姨一个人搬东西，搬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我知道了，赶过去，看见她蹲在泥水里拣药瓶，褂子湿透了，贴在身上。我二话没说脱了鞋，跳进泥水里帮她搬。我把那些泡了水的箱子一箱一箱往外扛，扛到中午，肩膀磨破了皮。

她站在门口看我，说，你歇会儿。

我说，还有两箱。

她说，你不要了。

我说，我给你搬完。

那天搬完，我要走，她叫住我。她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姜汤，是用那个铝饭盒装的，还烫手。她说，喝了，别着凉。

我接过来喝了。姜汤很辣，从嗓子眼直辣到胃里。我喝的时候，她站着看我，看了一会儿，把脸转过去了。

那是我头一回，从她脸上看出点别的。她背过身去的时候，耳朵尖是红的。

从那天起，我们俩就有点不一样了。

我去卫生院去得勤。有时候没事也去，去了就在药柜前站着，看她抓药。她把药从格子里一格一格拈出来，放在小铜秤上称，手腕一抬一落，极利落。我在旁边看着，能看一个钟头。

她给我派活。今天你把这个晒了，明天你把那个搬了。我干得高兴。有时候她中午不做饭，我带了窝头去，掰两个分给她。她说，你留着自己吃。我说，我吃过了。她就接过去，一口一口咬，吃得慢。

我那时候二十二，正是心里憋得慌的年龄。在城里上学的时候，我傻，没开窍，下来插队又两年，看别人偷偷搂抱，我心里也痒。可我不敢，我穷，我是知青，我这辈子还不知往哪儿去。

我跟孙阿姨，是从一件小事上走近的。

那年冬天特别冷。腊月里，我得了场风寒，烧到三十九度，躺在知青点起不来。大通铺上冻得跟冰窖一样，别人都出去上工了。我烧得糊里糊涂，夜里说胡话。

是孙阿姨来看的我。她怎么知道的我烧了，我至今不知道。可能是同院的老乡捎的信。我醒过来的时候，看见她坐在我床边，手里拿着个水碗，正往我嘴里喂药。她身上穿着一件深色的棉袄，头发上落了雪。

我说，孙姨。

她说，别说话，吃了药再睡。

她给我喂完药，又拿一条热毛巾敷我的脑袋。她坐在那儿，一坐坐了大半夜。天亮我退了烧，她站起来要走，我拉着她的衣角。我说，孙姨，你别走。

她转过身，站在床边，低头看着我。

我说，我一个人在这儿，怕。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坐回了那张床沿上。她又坐了小半天。

那一刻，我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松了一下。

我们俩，就是从那晚开始的。

开春的时候，是二月。天还冷，可麦子返青了，地里活少。那天晚上，队里放电影，放的是《地道战》，打谷场上坐了满场人，喇叭里哇啦哇啦地喊。我没去看。我去了卫生院。她也没去。她说她不爱看。

屋里就我们两个人。她坐在桌边，就着煤油灯缝一件褂子。那褂子是我的，袖口破了个口子，我用线自己缝了一回没缝好，她看见，说拿来我给你缝。

我坐在她对面，看她缝。她的手很稳，针脚一行一行。屋里静，能听见针穿过布的声音。我坐在那儿，手心出汗，心里跟打鼓似的。

她缝完了，把褂子叠好递给我。我去接。我的手碰到她的手，两个人都顿了一下。

我抬头看她，我看见她眼睛是湿的。

我说，孙姨。

她说，叫我秀英。

那天晚上的事，我记到今天。灯是黄的，屋里的东西都蒙着一层黄。外头喇叭里的人在喊什么冲锋，喊得跟真的一样。我坐在那张床沿上，她坐在我旁边。我们俩谁都没说话，就那么坐了一会儿。后来是她的头，慢慢靠在了我肩上。

她不是那种好看的女人。她脸上的褶子我数过，眉心上有一道，嘴角两边有两道。她的手上有裂口，指头上包着布。可那天晚上，她靠在我肩上的时候，我心里想的不是别的。我想的是，这些年在城里，没人这样靠过我。

后来的日子，是我这辈子心里最乱的日子。

白天，我们还是那样。她管药房，我在队上出工。我给别人递药的时候，她的手故意不碰我，公事公办。晚上，等大队部熄了灯，我才摸过去。我摸黑走那条巷子，脚底下走熟了，哪块石板会响我知道。我到了后门，轻轻敲两下，门开了。我进去，她把门闩上。

我们在那间屋里，待过一个一个夜。她给我讲她年轻时候的事，讲她背着药箱走几十里山路，讲她男人是怎么没的。她讲她男人那一段，语气是平的。她说，他走的时候，我没哭。哭是后来的事。我后来一个人在河边洗衣服，洗着洗着，忽然哭起来了，哭得停不下来，把一盆衣服泡了半天。

我听着，伸手去握她的手，她的手是凉的。她就那么让我握着。

她对我好，好得我心里发慌。她给我补衣裳，给我留一口好的。有一回机关食堂分了几斤肉，她把自己那份留给我，说她不馋。我说，你吃。她说，你年轻，你吃。我吃得心里不是滋味。

我给她买过一次东西。我攒了三个月的工分钱，去供销社扯了一块布，蓝底白花的，给她。她接过去，抖开来看了看，看了很久。然后她放下，说，我这么个岁数了，还穿花的，让人怎么说。

我说，你穿，好看。

她说，收着吧。

那块布她收在木箱底下，一直没做。后来我走了，那块布还在箱里。

我们俩的事，瞒是瞒不住的。乡下地方，一条巷子里，谁家晚上点了灯，谁家后门响一下，第二天就有人知道。先是有风言风语，说那个知青跟孙秀英。有回我在井边打水，一个老婆子凑过来，说，后生，你可悠着点，那是个寡妇。我没吭声。她又说，你不知道，那样的女人，克人。

我把桶往地上一放，扭头走了。

比风言风语更厉害的，是春天里的一件事。

那天我不在公社，我跟着队里去修水渠，去了三天。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孙阿姨出了事。有人往公社革委会写了一封信，说的就是我们俩。信里写，知青某某，跟一个寡妇不清不楚，影响极坏，要处理。

那封信是谁写的，我不知道。我猜也能猜出几个人。

公社把孙阿姨叫去谈了一次话。回来以后，她像没事人一样，还是理药、抓药、打针。我赶回来那天晚上去找她，她隔着门说，你回吧，别来了。

我说，咋了。

她说，公社说了，我要是再犯，就把我调出卫生院，调去猪场。

我站在门外头，手按在门上，说，秀英，你开门。

她说，你走吧。

我在门外站了很久。那晚下着小雨，我浑身湿透了，她也没开门。

第二天我去卫生院，她那间药房的门是开着的。她坐里头，见了我，抬头，接着低头捡药。我喊她孙姨，她说，有事？

我说，我给你打点水。

她说，不用。

我说，孙姨。

她把秤放下，抬头看着我。她说，小同志，你是我长辈叫的，你往后别这么叫了。她说，你也二十三了，该想想回城的事。这儿不是你的地方。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是平的。我看着她的脸，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后来才琢磨出来，她那天的脸，是硬撑的。她的手在抖，秤杆子压不住，药撒在桌上。

那封信的事，是过了半个月才传到我耳朵里。原来那信里不光写了我们俩，还写了孙阿姨的别的：说她一个寡妇，屋里经常有男人出入，说她拿公家的药给私人。这话是假的，我清楚，她的药每一片都记账。可这些话搁在那种时候，是能要人命的。

我知道，那封信，冲的是我，也是她。她比我俄，她这辈子就守着这个饭碗。她是替我担了。

那年四月的一天晚上，她把我叫去了。

还是那间屋。我没走正门，她开了后门。屋里点着煤油灯，桌上摆着一个布包。

她让我坐。她自己坐在床沿上。

她说，你听我的，月底走。

我说，走哪儿。

她说，回城。你爸那边不是有政策？你爸在街道厂，你回去能安排。

我说，我不走。

她说，你得走。

我说，那你呢。

她说，我在这儿。

我说，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撂这儿。

她说，我不是一个人，我三十八了，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兜。你二十三，你在这儿待下去，你这辈子就毁了。

我说，我不怕。

她说，我怕。

她把那个布包推到我面前。她说，这里头是三十块钱，凑的。你回去路上用。

我把那包推回去。我说，我不要。

她说，你拿着。

我说，秀英，我走了，你咋办。

她看着我。她看我的时候，眼睛是亮的，亮得我心里直发慌。

她说，我不咋办。我嫁过人，守过寡，我啥没经过。她顿了顿，说，我这辈子，欠人一句谢谢。你那天在泥水里帮我搬药，我就想，这后生心是好的。

我说，那是两码事。

她说，就是一码事。

那天晚上，她把我留下的一件旧褂子，一件洗干净补好的褂子，叠得平平的，塞进我的包里。她还给我纳了一双鞋底，说是我脚上的鞋要换了。那双鞋底，后来我穿了三年，穿得底都平了。

我没有走那天晚上就走的。我在公社又待了半个多月。

那半个月，我们俩没再多说一句话。我去卫生院，她不赶我，也不理我。我帮她搬东西，她就说一声谢谢。我站在药柜前，她低头拣药，拣得很专心。有时候，她拣着拣着，会停一下，就那么站一下，然后再接着拣。

我知道那是她心里的事。可我什么也不能说。

月底，我爸那边来了信，说是有政策，知青可以办回城。我拿着那封信，在堂屋里站了半天。

我去卫生院跟她说。她正在给一个小孩包手，包完了，抬眼看见我。

我说，我下礼拜走。

她"嗯"了一声。

我说，你还有什么要我办的。

她想了想，说，没有。

我转身要走。她叫住我，说，你等一下。

她进了里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纸包。她说，这个给你，路上吃。我打开看，是烙的饼，四个，还温着。

我把那个纸包抱在怀里，往门口走。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站在药柜前，背对着门口，正在把药从格子里拣出来。她的背很直。

那天出了门，我没敢回头。

我走的那天早上，天刚亮。我没让人送，一个人背着包袱，从公社那条土路上走出去。走到出村那座桥上的时候，我站住了。我回头看了看公社大院那几间瓦房，看了看卫生院那个方向。

我不记得我在桥头站了多久。我只记得，那天早上有雾，雾里头，那些房子模模糊糊的。看完，我过了桥。

后来我回了城，进了我爹那个厂，做钳工。第二年结了婚，是我妈托人介绍的一个姑娘。第三年有了孩子，给她起名，我没敢起那个"秀"字，改成别的了。

我们过日子，一年一年，挺好。

我回去过一次，是在我走后的第八年。那次是去县里办个事，我特意绕了道，回了趟公社。公社早不叫公社了，叫乡。卫生院还在，翻新了，是个两层的楼。我进去问，孙秀英在不在。

里头一个年轻的女同志说，哪个孙秀英。

我说，就是以前管药房的，那个孙阿姨。

那女同志想了想，说，你说的是那个老师太吧，早退休了。前两年迁走了，听说去了她妹妹家。

我把车停在乡政府门口，又去问了几个人。有人记得她，说她后来没再嫁，退休了，一个人过。有一年她妹妹接她走了，去了南方。

我最后没找着她。

我在卫生院门口那台阶上坐了一下午。楼是新楼，可那块台阶还是老的，青石板的，边角磨圆了。我坐在那儿，抽了根烟。

后来我把它写了下来。写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些事我一桩也没忘。

我记着那年下大雨，我在泥水里搬药箱，她站在门口看我，说，你歇会儿。

我记着夜里她给我敷毛巾，我说孙姨你别走。

我记着她那天晚上说，我三十八了，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兜。

我记着那包温的饼，我抱在怀里过了那座桥，上了汽车，一直抱到了城里，饼凉了。

我今年五十了。这三十来年，我日子过得安稳，孩子也成家了。有时候我一个人在家，翻到我年轻时那件被她补过的褂子——那件褂子早破了，我把它压在一个箱子里——我拿出来看看，放在手心里摸一会儿。

我想，我二十三岁那年，有个人站在药柜前，背对着门口，把药从格子里一格一格拈出来。她没回头。

我也没回头。

那条巷子我后来没再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