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的终结 | 阿里乌斯首先突破传统基督教藩篱另创学说走出蒙昧

古典的终结之二 | 内忧外患中的罗马帝国：基督教争端和分裂

■ 陆幸生

两位奥古斯都随后返回了米兰，在那里停留了一年。那一年狄奥多西和米兰主教进行了著名的宗教对决，这也构成了他们一生中的主要事件。

早在狄奥多西被格拉提尼安推上共治皇帝宝座的时刻，他就拒绝担任帝国大祭司的职务，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宗教倾向是基督教而且是坚定的主流派——尼西亚教，同时排斥阿里乌斯教派。

380年2月27日，他在塞萨洛尼卡颁布了一道敕令，其中首要力图实现的便是所有基督徒在尼西亚信经的教义之下统一思想，完成帝国的意识形态一体化来适应帝国的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宗教是帝国意识形态教化民众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有在吾皇之仁慈宽厚统御之下的民众，皆须遵循吾愿，坚守独一信仰，而正如由上帝使徒彼得所预示的信仰时至今日所明示的那般，这独一的信仰便是由彼得传于罗马人民的信仰……；换言之，吾等皆须谨遵使徒之教诲、福音之教义，笃信圣父、圣子、圣神皆为同一之伟大，皆为独一之天主，三位实为一体。

根据敕令的规定，接受此信仰的人便是基督徒，而其他人则是异端。381年1月10日发布的另一条敕令更是明确规定：

为了不给异端践行传播其桀骜不驯之疯狂信仰以任何机会，禁止任何人为异端举行神秘仪式提供任何场所……众人皆须颂扬至高唯一的上帝之名；尼西亚信经的教义很早便已由吾辈传至今日，并经由明证对上帝信仰的明确宣示而得到不断强化，同时还将流传后世，而吾辈也必须坚持尊奉这一教义。

表述如此明确清晰，毫无歧义，由此基督教便被提升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而同年举行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也再度确认了这一表述，并以教会的名义对其予以批准。

这些敕令中涉及的所谓“异教”除从希腊传到罗马的传统多神教以外，还包括基督教中最有影响力的阿里乌斯教派。这个教派的起源要回顾到伟大的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的亚历山大长老阿里乌斯，大约在公元318年，这位来自埃及的包卡利斯城（Baucalis）的执事，首先提出一个有关基督的神性问题，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会。

他是一位博学的天主教历史学家，同时他还是在大迫害时期安条克殉道者圣卢西恩（Stlucian）的弟子。

这位名字叫阿里乌斯（Arius）的学者，被当时人描述为：

身材高大而瘦削，面部略带忧郁，外表严肃而沉静。他是个有名的禁欲主义者，这可以从他的穿着看出来——一件短而无袖的紧身衣，披着一条用作外衣的围巾。说话的态度温柔；但是他的言说却很有说服力。在亚历山大城，许多奉献的童女，对他都很尊敬；有许多忠实可靠的神职人员支持他。

尽管帝国的统治者可以容忍异教的存在，却不能容忍异端学派的存在，如果教会是帝国不可分割的精神武器，教会怎么可能容忍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帮派呢？然而，自从阿里乌斯长老提出他的理论之后，长期以来倡导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基督教，在事实上被分裂了。

高大英俊且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阿里乌斯长老认为，基督与造物主所谓的上帝并非同一个人，说他是“道”，是所有受造之物的首次创造者，更为恰当。不承认耶稣基督的不朽及其与圣父的本质统一，而认为耶稣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在某一个特定时间将成为救赎世界的工具，也就是说，尽管圣子是一个完美的人，却永远要臣属于圣父，他身上拥有的是人性而不是神性。

在阿里乌斯所在地的大主教亚历山大（Alexander）看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条，于是他立即着手平息这一异端论调。

公元320年，阿里乌斯在埃及、利比亚和的黎波里塔利亚（Tripolitania）近百名主教面前被视为异端，并被开除教籍。尽管宗教也同其他政治派别一样，对于教内的不同意见镇压同样毫不留情，以后又发展成流放，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杀头的危险，然而教内打破偶像，具有人性特点的异端一旦崛起，就如同春风吹拂下的野火那样以燎原之势开始向帝国看似牢不可破的圣坛扑面而来。

那是一个人们积极参与神学争论的时代，不仅学者和教士参与其中，整个希腊语世界都加入进来，人们张贴大字报，在集市中发表演讲，在墙上涂写标语，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一致的：要么支持阿里乌斯，要么反对阿里乌斯。阿里乌斯和大多数的神学家不同，他极为擅长公共活动，为了更好地宣扬自己的观点，他编写流行歌曲和顺口溜，授意人们到处传唱：

我们若在教堂的乐声中，以致敬圣父的方式向他致敬，天就可获得更多的荣耀。

他让水手、旅行者、木匠在街头巷尾到处颂唱，不吝自我歌颂，自我赞扬抬高自己在民间的声望。

亚历山大主教与阿里乌斯展开了辩论。后者辩称，假如“子”由“父”所生，那他们之间必有一时间差异，所以“子”与“父”不可能永远存在，再说假如基督是受造的，那必是无中生有，不是得自“父”的实体，所以基督与“父”并不是“同体”的，“圣灵”是由“道”产生的，而非与“道”同等的。从这个教义中，我们看见了从柏拉图经过斯多葛、菲洛、柏拉丁、奥利金（Origen）到阿里乌观念上的一贯性。

帕拉图主义曾深深影响了基督教神学，而现在却与教会发生了冲突。所以整个亚细亚各行省，牧师与信徒对这件事有各派不同的想法。凯撒利亚的主教《基督教史》的作者尤西比乌斯说，许多城市都因这种“骚动和紊乱”而闹得鸡犬不宁。“基督教因此给异教徒一个亵渎和嬉笑的话题，甚至成为他们喜剧创作的主要题材。”

当阿里乌斯在被革除教籍后，他已无法在亚历山大居住下去，他匆匆忙忙离开亚历山大港去了凯撒利亚，那里的主教尤西比乌斯热情接待了他，并支持他的观点。而后，他又前往尼科米底亚，受到了李锡尼和君士坦提娅的热情接待，整个帝国的教俗两界都被他的异端理论搅得天昏地暗。

同样名为尤西乌比斯的主教召开了当地宗教会议对他表示支持。另一场凯撒利亚的主教尤西比乌斯也召开了叙利亚高级教士宗教会议作出相同的姿态。

此时的阿里乌斯的地位大为巩固。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返回埃及，要求复职，亚历山大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严词拒绝了他的要求。

帝国教会公开分裂，意识形态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一场严重的政治动乱在信众和主教、祭司和牧师们的分歧对立中呼之欲出。

公元323年秋天，君士坦丁在推翻李锡尼之后，完全掌握了帝国，回到伊兹米特，从主教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就写信给亚历山大主教和阿利乌斯，要求他们效仿哲学家的冷静，理性随和地商讨他们之间的分歧，或者至少不能将他们之间的分歧公诸于世。

这封被尤西比乌斯（Eusebius）保存的信件，充分说明了君士坦丁大帝缺乏神学观点以及其他宗教政策中所包含的政治意图。

《人类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评价说：

他学识丰富，笔锋常带感情，辩论到神学观点时，文笔特别生动、锋利，他公然排斥那些不能造就他基督教读者或不能支持哲学观点的事，他设法写出大公会议的实况，而尽量避免提到阿里乌斯和亚历山大。他以同样不实在的笔法将《君士坦丁传》写成了一篇颂词，不像是写传记。这书以8大章描述皇帝的虔诚与善行，并写出他“如何在30年中以虔敬的态度统治国家”从这本书看来，没有人能够看到君士坦丁曾杀死自己的儿子、妻子与侄儿。

因为就君士坦丁以及其御用写手都心中明白所谓对于阿里乌斯教派的打击也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因而在著史中刻意回避了，这种为君主讳疾的春秋笔法，对于君王避恶扬善锦上添花借助基督教来为皇帝歌功颂德的马屁写作在《君士坦丁传》中更加明显，因而史家一般并不将尤比西乌斯的这篇传记作为信史来看待，为了显示君士坦丁在内战中胜利不惜编造各种圣迹为皇帝的伟大业绩增添光彩，仿佛如同荒诞不经的神话。

然而，当帝国的主教和皇帝打得火热沆瀣一气同桌共饮时，宗教迫害从此揭开了血腥的一幕，这一幕一直延续到帝国的灭亡。由阿里乌斯教和亚历山大主教发端，凡属不与帝国认可的主流宗教意识形态不相吻合的宗教主张均可列为“异教”范畴，轻则遭到取缔，重则遭到处罚、流放、处以死刑，就如帝国早期克劳狄乌斯、尼禄、哈德良、戴克里先皇帝为了捍卫传统多神教的纯洁性对于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的残酷镇压杀戮一样的血腥和无情。

然而，阿里乌斯的理论在教会和民间依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且那种对于圣父、圣子、圣灵所谓神迹巧妙地嫁接在人间帝王的身上显灵，阿里乌斯那些接近事实本来面目的真实阐述，对于宫廷贵族甚至皇家本身来说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帝国统治阶层和底层民众对于“异端”邪说认同的势力依然是不可小觑的。

大主教亚历山大在328年去世，他此前的教堂的牧师阿塔纳修德随即接替他担任亚历山大大牧首。这两个人共同参加了尼西亚会议，而且这位牧师在会上表现得比主教大人更加激进，他以更加熟练和机敏的论辩能力引经据典言辞尖锐地攻击了阿里乌斯。由于他的原教旨主义立场赢得了皇帝和与会主教的欣赏，成为同时代基督教的佼佼者，并且青史留名，鉴于他对于帝国基督教的杰出贡献，他在死后封圣，并留有传世名著《阿塔纳修斯信条》。在今后的岁月中他将成为阿里乌斯最凶恶的敌人。

然而，即使在尼西亚公会遭到了以皇帝为首的教士们群起攻击，阿里乌斯也没有因此气馁放弃坚持真理的勇气，他没有失去捍卫自己信仰的信心。因为他得到了皇帝家人的支持，特别是皇帝母亲老太后海伦娜和皇帝异母妹妹君士坦提娅的支持。而亚洲的主教们和欧洲、非洲的主教相反，均是支持他的理论的重要力量。他们利用离皇宫更近的优势推动他的教条的传播。

327年，皇帝的家人已经说服君士坦丁，将阿里乌斯从流放地召回并且亲切地接见了他。而他的才学与明显的真挚都让皇上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在他保证遵守尼西亚公会所批准的所有教义之后，皇帝至少给亚历山大主教写了两封信，请求大主教（而不是命令）允许阿里乌斯返回埃及。但是在次年，遭到了新当选的主教阿塔纳修斯及其追随者的强烈反对。无奈的皇帝只好在336年将阿里乌斯召回君士坦丁堡，对外的说辞是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支持阿里乌斯的主教们请求大牧首批准阿里乌斯参加次日的弥撒。

身材修长面目清癯的阿里乌斯仿佛示威式地在城中高傲地巡游，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去索菲亚大教堂出席星期日的弥撒活动。他的死敌阿塔纳修斯无不幸灾乐祸地记载了阿里乌斯的死：

……而阿里乌斯在追随者的庇护之下胆子大了起来，开始参与轻松而愚蠢的谈话，突然之间想去方便，便起身离开；突然之间，记载称他“猛然向前栽倒，粉身碎骨，魂飞魄散……”

据当时的记载，阿里乌斯一时便急，匆忙之中，在索菲亚大教堂高大的柱廊之间堆放杂物的地方突然倒地不起，不治身亡。同时代的人都认为他死得十分蹊跷，他的敌人却认为这是上帝对他提出异端邪说的惩罚。然而，这并没有终止关于他的理论的争议。

尼西亚公会只是皇帝的一次宗教权力的平衡术，其实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会从自己家庭的血脉传承角度领会到阿里乌斯对于圣父圣子的描述是符合生物学常识的，对于圣父圣子圣灵的世俗化解释，对于打破基督教的神圣性回归人性人道是某种突破。

正是这种突破，唤醒人的主体意识，导致了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异军突起，而引发宗教改革运动狂飚突进，为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改革开启了大门。从而使欧美突破中世纪神权和王权的束缚在英、美、法的大革命中走向现代社会。从这一点而言，基督教中的阿里乌斯教派首先突破传统基督教的藩篱另创学说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功不可没。

就是在当时君士坦丁大帝也觉得对于阿里乌斯教派有所亏欠，他在临死之前指定阿里乌斯教派主教为他进行了皈依基督教的洗礼。随后他换上圣洁的白袍安然进入天国，只是在举行葬礼的时候才被披上象征世俗权力镶嵌着萤光璀璨宝石的帝王紫袍，安卧在金色的棺椁里抬进圣使徒大教堂。

君士坦丁之后的每一任皇帝——甚至尤里安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着阿里乌斯教派的异端宗教。这种来自皇帝的支持始终让基督教内部的纷争不断。到了狄奥多西皇帝的时代，阿里乌斯教派如同野火烧不尽的野草依然在宫廷和民间蔓延着，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帝国的舆论一律，狄奥多西下决心即刻结束这种纷争。

因此，他在君士但丁堡召开了教会内部的高层会议，公开对阿里乌斯教派进行谴责。在经过反复审议之后，全体主教对于《尼西亚信经》表示明确的认可，并赋予狄奥多西正式对抗异教的权力。狄奥多西展示了君士坦丁从未有过的坚定决心，阿里乌斯教派被迫放弃了他们的教堂，宫廷贵族再也不敢对于这个异端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他们的集会很快陷于终止。

在帝国境内只有哥特人仍然顽固地保持着他们对于阿里乌斯教派的信仰，而且他们很快在狄奥多西死后就占据了由大帝儿子控制的西罗马，并杀进罗马城烧杀抢掠一番，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借助武力改变罗马臣民的基督教信仰。在长达60年的混乱结束后，当局和阿利乌斯教派的内战才画上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