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故事研究专题丨赵世瑜：识宝传说：一个关于本土与异域的华北民间历史隐喻

识宝传说：一个关于本土与异域的华北民间历史隐喻

赵世瑜

识宝传说是中国口述传统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民间传说之一，不仅被历史上的许多文献所记载，而且至今在许多地方口耳相传。它经历了从古代的“识宝”主题到明清以来“盗宝”主题的变化，反映了许多有意思的社会史变迁轨迹，因而为学者们所注意。但长期以来，民间文学研究界因难以突破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此丰富的内容未有进一步的探索，而史学界则缺乏对口述传统的方法论兴趣，对这类问题也较少问津。本文试图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将此类传说仍置于历史记忆的轨道，作为构建历史之一“调”。

一、

胡人识宝：“异域”的凸显与本土问题的转换

据程蔷研究，识宝传说萌芽于先秦，见于隋侯之珠、和氏之璧等故事中。其宝物的特点在于其价值连城，但基本上是罕见的珠玉之类，并不是匪夷所思的东西，即《淮南子·览冥训》所谓“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贫”。卞和识玉与伯乐相马一样，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可以理解的经验行为，并不带有神奇的、观术的色彩。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没有显示出“本土的”宝物与“异域的”识宝者之间的张力。

汉魏时的文献记录了许多名人识宝的故事，比如东方朔、张华等，也开始产生了至隋唐以降蔚为大观的西域胡人识宝传说的萌芽。如果说以前只是表现人们对宝物的追求，或为名人身上增添神秘光环，到这时就不仅有了商业的因素，也有了异域的因素。有时这二者是相互联系的，有时又是相互分离的。因为故事的主角变成了“胡人”，而这个“胡人”在当时的主要来源一是北方民族，二是藉丝绸之路来华的西域人。之所以发生主角的变化，是人们把神秘的东西、不理解的东西，与他们所不了解的世界等同起来。比如汉代所谓“汗血宝马”，所谓西域的“夜光杯”，本来并无太多奇特、神奥之处，但因人们，特别是后人不了解其中奥妙，又来自很难到达的远方，所以常被传得神乎其神。

这里比较早期的例子是石崇“魏末于胡中得之”的爱婢翔风，据说她能“妙别玉声，巧观金色”；还有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记载的两个寄宿的胡人求买井边洗石的故事；到唐代则各形各类的胡人识宝故事蔚然大观。

据程蔷的概括，唐人的胡人识宝传说大体上有三种情节类型。一是某人得宝而不知其价值，胡人识之而出高价购得，然后向卖主说明其价值，后者亦获巨资而归；二是某人有恩于胡人，胡人为感恩而赠宝，但最后该人还是将宝物归还原主或其子孙；三是某人得宝而不知其价值，胡人识之而欲购，某人一再提高价格而胡人均答应，但在取钱过程中该人无意中损坏了宝性，胡人遗憾地告诉他价值所在，该人懊恼不已。据程蔷的统计，前两种类型大约占到总数的95%左右，因此从主流上来说表现了交易的成功。

这里同样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宝物本身。张读《宣室志》中记载了一则故事，说一个来自“西国”的胡人在一个中国人那里发现了一颗宝珠，称为“清水珠”，本是该国的至宝，不知何时遗失，其国水源于是变得十分污浊，饮之则病。这时终于寻得，便斥巨资购回。这一方面将宝物与对人民生命十分重要的自然资源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说明宝物本来是人家的故物，这时只是物归原主而已。薛用弱《集异记》中记录了一则华人帮助病重胡商，胡商临死前将“传国宝珠”相赠，而华人又将此珠归还其子的感人故事，虽然故事中并未提及宝珠的用途，但却说明此珠原是他国之物，不知为何遗失到了中国，也是来此的胡人找到。这个细节说明，故事的讲述者并不将宝物（具有重大价值之物）归为本土所有，无论胡人采取什么手段、通过什么方式获得此物，都不过是物归原主，并无心理障碍。

当然也有如《广异记》中记载的“破山剑”故事，将宝物归为本土所有，胡人欲买来破山获取宝藏，但被主人无意中砍了一下石头，只能使用一次的宝物便失去了价值。据程蔷的统计，此类本土所产宝物的故事占较大比例，但宝物产自胡地以及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者仍有相当的数量。

在这些传说故事中，胡人往往是泛指，稍微具体一点的是波斯胡，身份上以胡商及胡僧为主。故事发生的地点往往在长安、广州、扬州、洪州、泉州等地，主要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和外商云集之地，在西部、中部和东南沿海都有，基本上反映的是一种中外贸易的关系。在这些故事中，对识宝的胡人并无微词，中国人往往是书生或官员等相对见多识广、博闻强记之人，也没有因其不如胡人识宝能力强而遭耻笑，大体上是双赢的结果。有的故事虽以宝物归胡人，但却表现了华人的高尚情操。另外在故事中许多宝物就是原属胡人的，后来流失到中国，依一般的原则，应无偿归还才是，胡人以高价购回，当然卖者也很满足。或在故事中华人不知而胡人了解该宝物的价值，重金相购，华人知道内情后也不觉如何，因为如果没有胡人，那宝物就可能成为废物，自己也得不到巨额钱财。 这些都反映了一种平和的心态，并没有十分凸显出本地人与外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到明代以后，故事主人公的称呼从“胡人”“贾胡”之类变成了“回回”。其原因在于元代的色目人主要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又往往被泛称为“回回”，多以经商为业，在人们的印象中就如同波斯、阿拉伯人在唐代人的眼里一样。这应该说与唐代故事有承袭性，都把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商人与识宝能力联系起来。但不一样的是，异域与本土之间的紧张关系被普遍凸显出来，以下故事便颇具典型性：

弘治中有回回入贡，道山西某地，经行山下，见居民男女，竞汲山下一池。回回往行，谓伴者：“吾欲买此泉，可往与居人商评。”往者漫往语，民言：“焉有此！买水何用？且何以携去？”回回言：“汝毋计我事，第请言价。”民笑，漫言须千金。回回曰：“诺。”即与之。民曰：“戏耳，焉有卖理？”回回怒，将相击。民惧，乃闻于县。县令亦绐之曰：“是须三千金。”回回曰： “诺。”即益之。令又反复言之，以至五千。回回亦益之。令亦惧，以白于府守。守、令语之曰：“此直戏耳！”回回大怒，言：“此岂戏事！汝官府皆许我，我以此逗留数日。今悉以贡物充价，汝尚拒我。我当与决战。”即挺兵相向，守不得已许之。回回即取斧凿，循泉破山入深冗，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从中出。即舁出将去，守、令问：“事即成，无番变。试问此何物耶？”回回言：“若等知天下宝有几？”众曰：“不知。”回回曰：“今具珠玉万宝皆虚，天下惟二宝耳，水火是也。假令无二宝， 人能活耶？二宝自有之，火宝犹易，惟水宝不可得，此是也。 凡用汲者，竭而复盈，虽三军万众，城邑国都，只用以给，终无竭时。”语毕，欣持以往。

宝物居然是山西的泉水之源！而自金元以降，山西因争水发生的争斗屡见不鲜，可以说水是引发地方历史中诸多重要问题的关键之一。在故事中，为了此事，牵涉到民众和官府，甚至差点发生暴力冲突，而故事的传布则将本地的资源紧张归结为外人“攫取”了宝物，本来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内部冲突被外化为本土与异域的冲突，这是不是消解本土社会内部紧张关系的一种方式呢？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中，从官员到百姓都试图在交易中耍赖，而在实际的山西水案中，由于公共资源的所有权问题，官府和百姓的各种努力往往都无法解决最后的问题，使纠纷一直延续到相当晚近。但在故事中，民众对官府和制度的不满、对自身协调机制的无奈，被轻易地转换为本土与异域之间的冲突，这种转移矛盾的做法是知识精英的设计，还是多方面的一个共谋呢？

二、

南蛮盗宝：北方民众的“南人观”及自我认识

在我们进一步讲述北方的故事之前，可以先讲一则广州的故事。清人檀萃的《粤囊》一书记载了五仙人骑五羊、手中持穗，后来羊化为石的故事。据说，“羊石为贾胡所窃，道士以常石补之。祠前高阙上悬大钟，钮之为藤，亦为贾胡潜易，而钟遂哑”。另一个类似的故事记载于光绪《广州府志》卷一六三，说西樵山有宝林洞，洞前有天池，雨后“气成五色”。明朝弘治时有个外国人望气而来，请当地百姓抽干池水，允以酬金五万，抽干池水后外国人抓到一只赤蟾。表达的已不是一种平等交易的心态，而是对外人巧取豪夺的不满。由于广州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外贸港口，清代本地商业比较发达，因此人们面对的是外商的问题，但对于北方人来说，情况就有较大不同。

与本文开始时所引故事相同，明清同类故事的主角还是有一些被称为胡人或回回，但南方人、南蛮子或者江西人甚至徽州商人却成为多数故事的主角，这与明清时期的南北方地位的差距，特别是不同的区域商业发展状况有一定的联系。实际上，南方人到北方去做生意的确较早，如新安大族汪氏的祖先就曾“聚三月粮，客燕代，遂起盐筴，客东海诸郡中”；又如嘉、万间客商程德容“挟其遗以游江淮，北溯燕代，十余年成中贾，又二十余年成大贾”，江苏、江西、湖广商人在北方活动的事迹也广为《明实录》、私人文献和“二拍”之类小说所记载。

显然，对于北方人来说，南方人已成为精明的甚至狡诈商人的代名词，取代了外国商人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同时，北方人的传统农业生活日益萧条，与这些南方人的商业活动有关，此类心态！直保持到现代，并大多保存在地方传说之中。

河北抚宁有许多这类故事。有一则关于抚宁八景之一“金马遗踪”的传说，说当地的兔耳山有个金马驹，使当地风调雨顺，有一天来了个南蛮子，找到金马驹，用法铲砍掉了它的一条腿，结果金马驹摔在了石头上，至今留下痕迹。还有一则说当地王家沟乡郭家场有块大石头，形状如鸡，故称金鸡石。本来这里有只金鸡，是个宝物，结果有个憋宝的南蛮子路过此地，设计用箭将它射死，但金鸡化为石头，南蛮子未得到宝物，被活活气死。另一则故事讲抚宁县城关有个望儿庄，这里有母子两人，家里长了个葫芦。有一天来了个讨水喝的南蛮子，发现了这个葫芦，表示不惜任何代价要买，但必须等到一百天上由他自己来摘。结果老太太在九十九天上耐不住好奇，把它摘下来藏了起来，第二天南蛮子来了，老太太骗他说葫芦被偷，南蛮子非常失望，告诉她那是开宝库的钥匙。老太太的儿子拿葫芦去开宝库，结果被关在里面出不来了。老太太想儿子，就向南边的山望去，由此得名。

与后一个故事类似的是河北满城的八宝嘴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背着葫芦的南方人在一个叫猫儿嘴的地方看到两棵芦苇，让一个要饭的看它一百天，答应事成后给他一匹金马驹，结果要饭的自己想得宝物，在九十九天上把芦苇拔了一棵下来，用它作钥匙，把猫儿嘴一开，里面全是宝物，要饭的进去，门就关上打不开了，后来此地便改名八宝嘴。

像上面的第一和第二则传说明显带有对南方人的敌意。山西代县的传说是，有个妇女正在大峪口河洗衣服，从南边来一个人要借一瓶水，要到后就原地返回了。洗完衣服后，那个妇女就把这件事向几位老人说了，老人们大吃一惊，断定是南蛮来盗水，便派了几个年轻人追去。那人逃跑中把水洒了，从此大峪口河的水就干涸了，洒的水就是后来的中解河。当地张村的故事说，原来庙里有两棵大树，树上有宝珠。一天来了个陌生人在庙里画画，画的树非常逼真，树上还画了一颗珠子。不久后树就枯死了，宝珠也不发光了，老人说宝珠是被南蛮盗走的。另一则故事开始就讲“传说南蛮子（北方人称江苏一带人）常来北方盗宝，有一南蛮看见代州有宝，便要取”。

到这个时候，识宝传说中的买卖关系被大大地淡化了，讲用重金收购宝物的情节越来越少，在很多故事里南方人就是巧取豪夺，甚至几乎很少有故事说南蛮的身份是商人的。实际上这时商业发展程度比唐代更高，商业网络和市场体系发育得也更成熟，主角变成南方人或南蛮本身恰恰说明南方商人在北方甚至全国的影响，商人形象肯定是南方人成为识宝传说主角的重要原因，但南蛮子盗宝的传说却说明这种商人形象显然没有得到北方民众的认同。也就是说，对北方人来说，南方人赚钱不是通过正当的渠道，他们之所以会发财，是因为他们把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是不义之财。因此故事里没有买卖关系和正常交易。

在我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方民众面对明中叶以后商业发展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巨大变化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明代那篇故事中还是有买卖关系的，但反映出一种对商业契约观念的无知，对约定可以随便开玩笑，然后就不承认。后来的民间故事中也有很多是说双方约定百日后如何如何，但被持宝人因无知、短视或因贪婪而提前违约，最终导致双输。另一方面，在商业活动中，也的确存在大量商业欺诈行为，使民众对商人有“无南不奸”的说法，也是背后的因素之一。

在北方民众眼中南方人形象的晦暗，背后还有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导致江南地区的发展水平超过北方的因素，因为许多故事都把本地的衰落归结为南蛮子把导致本地繁荣的“宝”盗走了。像前面说的山西代县的那些故事，是非常普遍的，还有山西盂县斑鸠沟的故事，说是南方人把个大石头凿开，抓住里面的石斑鸠带走了，从此以后这里的“庄稼地里种什么不长什么”。南方人把宝物带到哪里去了呢？故事一般都只暗示他们要带回南方去，这样南方发达而北方萧条或南方富裕而北方贫穷这样的反差便在北方民众这里得到了解释：被南方人把北方的宝物带回他们那里去了。

为什么南方人能于寻常物品（如稻草、西瓜、黄瓜、石头、河水葫芦等）之中发现宝物呢？有些故事把这归因于他们的超自然能力：有法术，会看风水。这也正是为什么出现江西人识宝故事的原因所在。有个故事开始就讲，“南方有个对天文地理、阴阳八卦都精通的南蛮子”。有的故事描绘盗宝的南蛮子是“挑着两个鸡蛋壳”，被人发现后逃跑，鸡蛋壳掉在地上摔破，那里就会冒出泉水。

其实从唐宋时代起，有关风水的理论与流派就在江西、福建等地发展起来。赵翼《陵余丛考》说：“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通、赖大有、谢子逸等，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沙水之相配。”江西派在后世传播较广，又称形法派，拿手的是觅龙、察砂、观水、点穴。其实，自元代以后全真派日渐衰微，在民众心目中擅长此道的道教在北方的发展就不如南方，因此对于北方人来说，江西人便与风水先生联系在一起，故事中的宝物也往存在于大山或水中。南蛮子一望气望形，便知哪里有宝物，这就是典型的江西派风格。江南地区的商业发达与江西的风水术盛行都对北方民众造成深刻印象，成为人们刻画“南方”特征的两个重要的方面，因此便在故事中把它们牵连在一起，并给它们构造出了因果关系。

无论如何，通过对华北府州县城关厢这样的城乡贸易聚集地区的研究，我们发现经过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明代后期比较繁荣的局面到清代已经遭到巨大破坏，许多地区在整个清朝时期都没有恢复到明代鼎盛时期的水平，这与江南地区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实际上学者对山西商人的研究较多，而对山西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商业水平研究却较少。通过上面的故事，我们知道北方民众对南方商人乃至商业行为的印象是相当负面的，他们把南方和南业联系起来固然不错，但却把商业与巧取豪夺等不正当手段画了等号，把商人致富与巫术挂钩，并把本地的衰落和贫穷归因于此，在表现出对南方人和对商业的对立情绪的同时，更多地表现了对本地无法解决问题的不解和无奈。

这种情绪到了晚清则表现为洋人盗宝故事的大量出现。完全一致的是，这表现了经济上落后了的中国民众对洋人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做的解释。

但是，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明清时期在北方同样很活跃的山陕商人，没有在故事中呈现出如此负面的形象？这里除了凸显出南北方的商业水平差距外，还表现出什么别的问题？“胡人”和“南蛮”这样的称谓之间，有没有某种观念上的联系？

三、

中心与边缘：一个发展张力的民间隐喻

我们无法忽视的是，这些民间传说、故事在传布、演化的过程中，日益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隋唐时期，故事发生的背景多为较大的商业都市，但由于当时处在一个比较开放的、国际化的时代，中国处在一个文化优势的位置上，相同的故事母题体现了一种比较平和的、兼容并蓄的心态，并不因胡人的识宝能力而妄自菲薄，也未体现出对外人的排斥。这实际上是一种超地域心态的反映。

宋代以后，特别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中国内部的地域差异变得明显起来，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的差距拉大，江南地区成为最发达的、其他地区在总体水平上无法望其项背的一个区域，同时原来的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大为减少，与外部世界的商业往来基本上转移到东南沿海，这不仅加剧了东南/西北之间的差距，而且使外国人和南方人在某种意义上产生了“形象重合”（overlapping images），这也是故事的主角从“胡人”向“南”转化的重要因素。

随着近年来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遗传学以及区域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进展，对中国历史上南北差异的问题产生了许多不同于以往主流话语的假说。我们已经知道，上古华夏族与南方百越族是两个差异较大的文化系统。科学家根据免疫球蛋白、人类淋巴球抗原等生物数据，判断华北与华南人群的生物差异性。另外根据血型数据的分析提出：“以我国南方的武夷山和南岭为界，南北两地的汉族血缘相差甚远，比南北两地的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距还要大。……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初步证明：我国汉族只是文化上而非血缘上的完整群体。”

这样一种生物遗传的和上古族群的差异随着统一王朝的统治和文化传播而不断发生变化，但在宋代却被又一次强化。由于女真人居华北，与南宋隔江淮而治，不仅华北再次融入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成分，而且在文化风俗和制度上形成差异。到元朝统治时期，表面上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实际上蒙古、女真、色目在北方文化中的影响是同时期的南方所少有的，而南方则保留了许多以前南宋的制度和文化。元末民众反抗运动中提出的“贫极江南，福夸塞北”的口号，无论是否符合事实，应该不仅被简单理解为汉人对蒙古人统治不满情绪的流露，还应该被理解为南北方之间文化差异性的体现。

这种差异性在明清时代再因两种因素而得到强化。一是明清时期的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发生了分离，南方由于长期承担沉重的赋役负担而视处在北方的朝廷为压迫者和剥削者，“沈万三”的传说故事多少说明了这样的心态；而后者对于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南方始终采取一种警惕的态度，在明清时期多次采取各种打压手段，明代的“倭乱”事件和清代的奏销案、文字狱、叫魂案等也都有这样一个背景。二是北方长期以来就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被人们视为文化之根的所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远古圣贤的诸多遗迹，伏羲、女娲、黄帝、尧、舜、禹、汤的传说故事普见于各种文献和口碑，人们也不断地塑造和再造这些神圣象征，作为地方的文化资源。但这样一个文化的中心在明清时期日渐边缘化，而南方的文化地位上升，包括那里的士绅在科举中始终占有优势地位，地理上的边缘日益变成经济—文化意义上的中心，给北方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落差和精神压力。

因此我们在河北、山西、河南等地，不断看到明清时期的地方士绅检讨科举不盛、努力振兴儒风的努力，不断看到重修圣贤庙宇的举动。而在民间——我们还不清楚这是否也是士绅的杰作——则通过一种谐谑的方式，把北方的边缘化归结为“南蛮盗宝”，体现了人们对“落后”原因的解释。这种解释背后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是对外部世界的无知，有的是一种无奈，有的是一种自我嘲弄，也有的是在试图寻找原因，既是一种对地方历史的解释，也是一种对地方现实的解释。

从“胡人识宝”到“南蛮盗宝”的关键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心态变化。“胡人”只是凸显了异域的特点，而“南蛮”则不仅凸显了异域，而且带有本土“文化至上”的明显贬义，体现了一种从先秦“华夷之别”观念传承下来的“华夏中心主义”的色彩。“识宝”只是强调了一种超人的能力，体现的至多是一种羡慕和己不如人的懊恼，而“盗宝”则强调的是巧取豪夺，是“非法”的行为，否认了能力上的缺欠，逃避了自己的责任。明代“一反胡元之政”、重塑华夏或汉人文化正统的努力和清代强调北人对南人的支配，在这种民间的话语中被统一了起来。

这里反映的是一种文化期望（cultural expectation）的错位。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让位给了南方，原来的边缘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心，但政治中心在北方的事实又使人们不情愿承认这种地位的转换。北方的宝物在不同的地方体现为不同的东西，或是十分稀缺的资源，或是价值极高的财宝，但这都隐喻着地方的富底及其根源，隐喻着繁荣和发达。面对着北方的衰落和南方的崛起，人们便把二者联系起来，并把前者归因于后者，具体的原因就是南方把北方的富源掠夺走了。将南北经济—文化差异的现状归于对手的狡诈是最简单，也最容易接受的办法，以至“精明的南方人”的观念一直传至今日。这样的态度与此类故事的广为流布应该不无关系。

但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此归为北方人的无理。假如我们暂时抛开中国南北方发展此消彼长的具体过程不谈，总的说来，在一个市场化和殖民化的大背景下，经济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中心”地区，相对处于劣势的“边缘”地区来说，会扮演剥削者和掠夺者的角色；而边缘地区则成为其劳动力市场、原料市场和产品推销市场， 利润一般是从边缘地区流向中心地区。而在清代，市场化的速度显然加快，各地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譬如经济发达的江南就已将湖南、江西等地变成其米粮提供地，用于榨油的豆类也从上述地区和华北、东北向江南运输，此外，棉花、蓝靛、蔗糖、有色金属等也需各地提供。同时，江南的棉布、丝织品、书籍等则向各地，特别是北方推销。

清代重新获得大规模开发的内蒙者管肃宁员、新播地区也处在这样一种边缘的地位上。内蒙古地区也流传着许多南蛋子宝的传说，其故事情节与内地汉人的同类传说基本相同，我们知道从清雍正以后，关内汉人，特别是山西人附地区大规模屯垦，逐渐从“雁行”过渡到定居的方式，形成有特色的“边村社会”。 由于原蒙古牧地被汉人通过买卖、租佃等方式变为农用耕地，蒙汉之间产生了大量纠纷，内蒙古地区出现了“殖民化过程”中的一些常见问题。大量地方档案记述的土地所有权纠纷、水资源使用纠纷、商业买卖纠纷等，都证明了这一点。此类传说在此地传布，或者干脆是从关内华北地区移植而来，与这个过程是有直接关联的，异域与本土的文化差异演化成中心与边缘地区的发展张力。

本文选自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3-207页。相关注释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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