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老工具发出特别声音，真正用途让人很难想到。

一九三五年立秋之后的头一个清晨，北京西郊八大处的一条山沟里，一个中年男人蹲在酸枣丛边上，手里攥着一串用细麻绳穿起来的竹板。

他没有出声，只是将那串竹板轻轻一晃，竹片互相撞击，发出一阵细碎的、近乎沙哑的“哗啦”声。

那声音在灌木丛间荡开，像某种暗号。

几秒钟后，三丈之外的一丛野草里，一只蝈蝈振翅回应了。

男人循声望去，目光锁定了那片草叶微微晃动的方向。

他手里的工具，老北京人管它叫“引叫器”。

引叫器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得近乎朴素。

几个小竹板用绳子穿成一串，跟说快板的人手里的快板差不多，上面再拴一个小葫芦当作攥手的把手。

讲究一些的做法，是用两根筷子改制，一根筷子的尾部用刀刻出一排锯齿状的凹槽，另一根筷子在上面来回摩擦，发出的声音便能模仿蝈蝈的鸣叫。

还有一种更精巧的版本，取几片约五公分长的条形竹片，中间用细绳绑成一排，尾部留出一截绳头作为握持之处，使用时让绑好的竹片横躺着，左右摆动，同样能发出沙沙的声响。

在捉蝈蝈这件事上，引叫器并非可有可无的辅助。

野地里的蝈蝈警惕性极高，人一走近，草叶一动，它便立刻收声，伏在叶子背面的阴影里一动不动。

看不见，也听不着，你拿它没办法。

引叫器的作用，就是在蝈蝈因警觉而停止鸣叫之后，用人工的声响重新唤起它的鸣叫。

捕虫者会静静不动，发出竹板摩擦的声音，耐心等待蝈蝈再次振翅，凭借声音确定它的方位，进一步靠近观察，看到之后再绕到它的背面，慢慢靠近，伸出双手快速一捧，即刻将其捉获。

这中间有一个微妙的博弈。

引叫器发出的声音要足够像蝈蝈的鸣叫，才能让野地里的蝈蝈误以为是同类在叫，从而做出回应；但又要足够轻，不能惊扰它。

晃动竹板的力度、节奏、持续时间，全凭经验判断。

晃得太急太响，蝈蝈会当作威胁而噤声；晃得太轻太慢，它压根不理你。

这门手艺，没有三五个秋天的实战练不出来。

然而，引叫器的用途不止于此。

北京的鸣虫市场在民国时期已经相当成熟。

据《燕京岁时记》的记载，京师五月以后，便有聒聒儿沿街叫卖，每枚不过一二文；到了十月，则身价暴涨，每枚可值数千。

这中间的价差，说明了鸣虫市场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性波动。

夏天蝈蝈遍地，几分钱就能买一只；入了冬，野地里逮不着了，只有暖房里人工繁殖的还能上市，价钱便翻了不知多少倍。

据唐鲁孙在《北京往事》中的回忆，夏天一两枚铜元可以买一只蝈蝈，中秋节前卖蛐蛐油壶卢的小贩还有蝈蝈可卖，一交立冬，要想养蝈蝈，就得跑到丰台的花洞子暖房去买，那时候蝈蝈的身价，没有八块十块银元，人家是不肯割爱的。

到了冬天，北京城的玩虫人怀里揣着蝈蝈葫芦，葫芦里装着一条能叫的蝈蝈，走在街上，衣襟下不时传出一阵虫鸣。

这不仅是消遣，更是一种身份的标榜。

北京的一首竹枝词写得明白：“二哥不叫叫三哥，处处相逢把式多，忽地怀中轻作响，葫芦里面叫蝈蝈。”

能在大冬天把蝈蝈养活，并且养得叫得好听，靠的是“份虫儿”的手艺。

人工繁育鸣虫，北京人和天津人称之为“份虫儿”，份虫儿的暖房叫“份房”，份虫儿的高手被称之为“罐家”。

份虫的原理并不复杂，但操作极难。

其法是取蝈蝈或蛐蛐产在土中的卵，入冬之后将那土置于暖炕上，每日洒水，用棉被覆盖，伏五六日，土中的卵便开始蠕动，再伏七八日，幼虫从土中钻出，白得像蛆，放上蔬菜叶，晒几天，慢慢长出腿和翅膀，渐渐变黑，满一个月便能鸣叫。

整个过程要严格控制温度和湿度，老玩家称之为“与天时争胜”。

份房出产的冬虫，价格从几块银元到几十块银元不等。

南城有寇家、大祥子、徐十、润瘸子、杂合面文子、麻杨、麻篇儿、载八、怯郭等有名的罐家。

这些名字在玩虫人的圈子里如雷贯耳，一提绰号都知道是谁，真名大号反倒没人在意。

冬天的蝈蝈揣在葫芦里，讲究的人用象牙、玳瑁做葫芦盖，配以紫檀镶虬角、驼骨嵌象牙的装饰，葫芦本身还分“本长”和“范制”两类，范制的葫芦在幼果时期便被套上刻有花纹的模具，长大以后表面便带着缠枝莲纹之类的图案，现存的精品多藏于海内外博物馆，如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便藏有清代的缠枝莲纹范制葫芦和匏器蝈蝈笼。

但对于大多数商贩来说，冬天的高端市场与他们关系不大。

他们做的是另一门生意。

夏天的北京城，从五月开始，近郊的农民便挑着挑子进城卖蝈蝈。

挑子两头的箩筐及提绳上挂满众多小蝈蝈笼子，用秫秸或麦秸编成，形状像小巧的灯笼。

卖蝈蝈的人从来不用吆喝，因为那“聒聒、聒聒”的齐鸣声就是极响亮的高分贝货声。

他们走街串巷，胡同里的妇女和孩子跑出来围观，几分钱便能买上一只。

那时的蝈蝈，街市中的一些茶馆、大酒缸掌柜的必买几个，将蝈蝈笼子高挂在店铺的窗棂或立柱上，蝈蝈不时地鸣唱，给品茗喝酒的客人增添一些雅趣。

但商贩们真正挣钱的季节，是初秋到入冬之前。

在庙会上卖蝈蝈，是另一番景象。

隆福寺的庙会居京城庙会之首位，《日下旧闻考》中说“每月之九、十有庙市，百货骈阗，为庙市之冠”。

隆福寺里卖京虫的小摊，多是卖蝈蝈和蛐蛐的地摊儿。

卖蝈蝈的从来不吆喝，都是拿一摞竹板甩打，就像打快板一样。

若是担子两头的蝈蝈随行不停鸣叫，那也是很好的“吆喝”。

白塔寺的庙会则是每月逢五、六开市，塔院北墙外设鸟市，交易鸽子、蝈蝈、蛐蛐等，兼售蛐蛐罐、鸟食罐等工艺品，被称为“元宝胡同鸟市”，交易繁忙。

商贩从京郊或河北易县一带收来蝈蝈，装入小笼，带到庙会上出售。

但蝈蝈装在笼子里，有些肯叫，有些不肯叫。

一只蝈蝈如果一直不叫，买家就无法判断它的鸣声好坏，自然也卖不出价钱。

这个时候，引叫器就派上了第二个用场——挑虫。

在花鸟鱼虫市场里，专门卖蝈蝈的人手里会有一个引叫器。

卖蝈蝈时，要想知道哪个小塑料盒里的蝈蝈叫声好，就会用这个东西在上面“哗啦、哗啦”地打一下，借此引起蝈蝈的叫声。

这种方法至今仍在沿用，只是民国时期的商贩用的不是塑料盒，而是小笼或葫芦。

引叫器的声学原理其实并不复杂。

竹板快速摩擦时产生的宽频噪声中，包含了与蝈蝈鸣叫频率相近的成分。

蝈蝈的听觉器官位于前足胫节基部，是一对鼓膜听器，对同类雄性鸣声的频率尤其敏感。

当引叫器发出类似鸣声的振动时，被触发的雄性蝈蝈往往会以鸣叫回应，这既是对同类信号的应答，也是一种领地宣示。

商贩利用的正是这一本能反应。

这个动作看似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很考验功夫。

蝈蝈的回应并不总是积极的。

有时候晃了十几下，笼子里的蝈蝈纹丝不动；有时候晃得太猛，反而把已经准备叫的蝈蝈吓回去了。

有经验的商贩会根据蝈蝈的状态调整力度：笼中蝈蝈若已经微微振翅预热，只需轻轻一晃便能引出叫声；若完全沉寂，则需要连续晃动，甚至配合手指轻弹笼壁，制造更复杂的振动。

一个熟手能在几分钟内把一整排笼子里的蝈蝈逐一“叫醒”，依次记录每只的鸣声特征，从中挑出叫得最响亮、音色最好的那几只。

叫得响的蝈蝈，价格可以翻好几倍。

在隆福寺的庙会上，一只上品的蛐蛐能卖到两毛钱，而下品的蛐蛐只要两三分钱。

这是将近十倍的差价。

蝈蝈虽没有蛐蛐那样严格的品级划分，但道理相同——叫声好的蝈蝈，买家愿意多掏钱。

富家子弟是这个市场上最舍得花钱的买家。

民国时期北京玩虫的圈子里，王世襄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出生于一九一四年，高祖王庆云为翰林，任过两广总督、工部尚书，祖父王仁东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父亲王继曾则是新派人物，精通外语，还出任过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

王世襄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家里为他在学校周边购置了大宅，他在十几亩的院子里种上了葫芦，因为鸣虫要养在葫芦里。

他甚至在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

当时燕京大学名教授邓之诚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时，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原来是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把他赶出了教室。

王世襄晚年自嘲说：“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

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鹰逐兔……皆乐之不疲。”

翻译家杨宪益曾赠诗给他，说“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

像王世襄这样的玩家，买蝈蝈不会在庙会上随便挑一只。

他们讲究的是虫的品相、叫声的音色，还有葫芦的质地。

养蝈蝈要用出色的葫芦，遂园主人的六角葫芦，从葫芦刚一往上窜，他就用松木板把葫芦绳起来；恨天高杨二的腰子葫芦，虽然他是个三寸丁，可是心思极为细密，腰子葫芦、扁葫芦揣在怀里都不占地方；杨二拐的袖珍葫芦小巧玲珑，更是怀中宝贝。

配上造办处德子紫檀镶虬角、驼骨嵌象牙、雕红镌山水的葫芦盖，再以衬绒袖套包裹，冬天在向阳的玻璃窗前铺上绒毡大条案，一边看蝈蝈晒太阳伸须弹腿，一边欣赏葫芦上的雕刻工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听个响”的范畴。

但即使在富家子弟的圈子里，真正懂虫的人也是少数。

更多的人是跟风。

京城的世族，贫者居多，耗财之道实不止声色珠玉而已——这句话出自《燕京岁时记》，说的是玩虫的花费有时候比声色珠玉还要厉害。

蝈蝈葫芦佳者数十金一对，蛐蛐罐中永乐官窑、赵子玉、淡园主人、静轩主人红澄浆、白澄浆的罐子，佳者也是数十金一对。

一条蝈蝈不过百日之寿，但围绕它产生的器物和消费，可以绵延数百年。

到了三十年代，蝈蝈鸣声的审美还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变化。

“点药”这门手艺，出于偶然。

据王世襄的介绍，是清末宫廷太监偶然发现松树的油脂落在蝈蝈的翅膀上，使得鸣声大变，于是联想到人工喂养的蝈蝈，人为在它翅膀上“点药”。

据说这样处理过的蝈蝈，鸣声远比天然声音为好，这种“点”过“药”的蝈蝈，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主流。

具体做法是将铜渣和松香按比例配成膏状，点在蝈蝈的前翅镜膜上，改变翅膀振动的频率和阻尼，使鸣声变得更加低沉厚重。

光绪《顺天府志》记载：“蝈蝈兴使楝子以铜渣和松香为膏点镜上，即振羽带铜音。”

一只经“点药”处理过的蝈蝈，叫声不再尖利刺耳，而是带着一种金属般的共鸣感，像敲击铜磬的余韵。

这种声音在冬夜的暖室里听来，格外有分量。

玩虫的人把这种声音叫作“顸”，意思是雄厚松圆。

但“点药”是门精细的手艺，药点多了，翅膀振不起来，蝈蝈干脆不叫了；点少了，效果不明显。

分寸全在指尖。

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件事：卖蝈蝈的人会以针插帽为标志。

这大概是商贩之间约定俗成的行规，表示自己是卖虫的，懂行的人一眼便能认出。

引叫器在这个链条中的位置，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

它不登大雅之堂，富家子弟不会亲自拿着竹板去挑虫，那是商贩的活计。

但它决定了商贩能否把一条好虫从一堆普通虫中准确地挑出来，也决定了买家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叫声。

时间往前推，到了五十年代，北京的胡同里仍然能听到卖蝈蝈的叫卖声。

卖蝈蝈的是近郊农民，骑车进城，后座横着两根木杠子，上下架着几百个装蝈蝈的小笼子。

引叫器仍然在用，形制也没有太大变化。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花鸟鱼虫市场里的商贩依旧靠晃动竹板来挑虫。

变化发生在最近二三十年。

MP3和手机播放器的普及，让引叫这件事变得简单了许多。

商贩只需要在手机里存一段蝈蝈鸣叫的录音，按下播放键，声音便从扬声器里传出来。

效率比竹板高出许多——录音的音量和频率可以调节，不需要靠手腕的力度来控制，而且可以反复播放同一段高质量的鸣声样本。

引叫器于是退出了日常使用。

如今在博物馆的民俗展厅里，偶尔能看到它。

几个小竹板用绳子穿成一串，上面拴一个小葫芦把手，放在玻璃柜中，旁边是一排蝈蝈葫芦和蛐蛐罐。

参观的人走过来，看一眼，念一遍说明牌上的字，然后走向下一个展柜。

很少有人知道那串竹板曾经发出过什么样的声音，那种沙沙的、细碎的声响，在野地里、在庙会上、在商贩的指尖之间，回荡了至少一百年。

但那声音确实存在过。

王世襄在回忆自己进西山捉蝈蝈的经历时写道，他半夜启程，抵达山麓时日初升，入沟越岭已上三竿，而蝈蝈始振羽。

午后三点即返回，入城已昏黑多时，骑车往返百十多里，入沟登山，往往手足并用。

巷口与邻翁相遇，见他衣衫零落、狼狈不堪，笑说：“你真跟打败了的兵一样。”

那些年的秋天，北京城外通往西山的路上，不止王世襄一个人。

还有无数不知名的商贩和捕虫人，他们比王世襄起得更早，走得更远，手里攥着一串竹板，蹲在酸枣丛和野草之间，等待着一声回应。

引叫器在他们手里发出一阵轻微的哗啦声，然后一切都安静下来，只有风过草叶的沙沙声。

再过几秒，某个方向会传来一声“聒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