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墨白(媒体人)
我已经无法想象,在当下这个文明、法治的社会中,还能有人被暴力掳走、非法拘禁。
2025年10月14日,湖北襄阳,31岁的付婧在自家卧室睡觉。窗外来了四个自称某技术学院的人,说要接她去学技术。她没开门。对方把窗户撬开,把她从屋里拖出来,塞进车,连夜送进四百多公里外重庆江津的一家矫正基地。
她在那里被关了15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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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婧大学毕业后做全职文员,下班兼职做游戏陪玩,这样一份正经收入,在父亲眼里叫沉迷游戏、不按时吃饭。
2025年7月,父亲刷到重庆赋苗教官的直播,咨询后缴了42000元学费加4500元路费,买了四个月的“治疗”。
随后就发生了文首的一幕。
在接下来的159天里,他只能靠机构老师在群里发的照片了解女儿。按照他的描述,照片里的女儿总是呆呆的。
能不呆吗?
这159天里,她手机被没收,与外界完全隔绝;绝食抗议,被教官撬开嘴灌葡萄糖浆;因身体原因无法配合拍宣传视频、完成高强度训练,遭到辱骂;因饭菜偏凉拒绝就餐,被教官李某某打伤,现场无人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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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学员按脚本出演乖宝拍宣传视频
今年3月,她离开机构,随即报警。
同月,赋苗公司完成工商变更:改名、换法定代表人、换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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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江津区公安局才对李某某作出行政处罚,仅仅是行政处罚。
6月底,南方都市报系列报道引爆网络,赋苗连夜把约200名成年学员迁往綦江区一处废弃厂房,原校区人去楼空,警方车辆进出。
8月,江津区公安局对李某某等人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立案侦查。
10月10日,江津区法院开庭,付婧起诉机构和教官索赔99900元。机构当庭认可殴打事实,辩称教官行为属职务行为,只愿赔1.5万元。未当庭宣判。
事后,她拉黑了父亲,搬离住处。
这已经不是一条违法产业链能解释的事了。
2008年,央视播出七集纪录片《战网魔》,把杨永信推上网瘾救世主的神坛,电击治疗一度有卫生部门的技术依据背书。2026年,丑闻全面引爆,但讽刺的是,临沂网戒中心的收治人数不降反升,接近900人的新高。
2017年豫章书院案发,打着国学旗号把孩子关小黑屋、打戒尺,上百名孩子受害,创办人吴军豹最终以非法拘禁罪获刑2年10个月。
到了2026年,轮到了赋苗。
监管打掉一个壳,供给端换个注册类别重来:杨永信是医院,豫章书院是教育公司,赋苗是健康咨询公司,注册资本30万元,经营范围里一个字都不沾“矫治”。
赋苗也不是一个人在经营这个市场。南都记者采访的20多位受害者,被送往重庆、潍坊、郑州、武汉、湘潭、咸阳、安徽霍邱等地的机构,位置偏远,多由废弃校舍改造,围墙很高,铁门一关与世隔绝。有教官在视频里打出口号“全亚洲接人”,销售人员说,90%的孩子都是上门接的,绝大部分都不配合。
学员里不光有未成年人。有26岁游戏代练被母亲骗进关82天,27岁的小刘凌晨被四个人控制四肢拖下楼,29岁的小孙想报警,手机被夺走,对方说“你父母已经把你签给他们了”。
看到这些事实,我心中非常难受。暴力已经内化成这个行业的必要手段:听话的学员被选为助教,帮教官看人、跟着出去抓人、按脚本扮演“乖宝”拍宣传视频;重庆环帝基地一对23岁双胞胎兄弟遭教官带助教殴打、吞钉自救,动手的未成年助教每人只被罚款500元。
我们的孩子,无论面对的是网瘾还是精神疾病,始终得不到科学、充满关爱的治疗,等待他们的始终是暴力、禁闭等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
但事情如果只写到这里,还算一篇正经的批评文章。我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他们,自己却没什么危机感。我知道我是正常人,没有网瘾,没有精神疾病,我的家人也不会这样对待我。
这件事真正让我恐惧的是另一个东西:一个完全正常的成年人,就因为亲人的偏见,亲人就可以一个电话、花四万多块钱,喊来一帮人,把她暴力掳走,关上159天。
要知道,我国对暴力的使用权,完全归属于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动用暴力之前,要有非常完善的程序:立案、侦查、判决,最后才能把人投入监狱。老百姓自觉地把暴力上交给国家,国家遵循严格的法律流程。
就因为这种平衡,老百姓才有安全感。
但现在,私刑已经可以花钱买到了。家人可以用亲情的名义,找一个网瘾或者精神疾病的理由,对自己的亲人实施私刑。这是细想之下愈发不寒而栗的事。
为什么网瘾和精神疾病矫正的市场需求如此旺盛?无论国家怎么打击、怎么曝光,无论老百姓眼中这种机构多么扭曲和变态,这个市场始终存在。
首先,合法医疗通道缺乏。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24.6%,其中重度7.4%,却没有相应的正规精神治疗渠道去承接,大部分青少年的抑郁症状都被家长以矫情打发了。正规医院精神科门诊挂号难、医生少、周期长、费用不低,而且治疗意味着慢慢来,很多家长承受不了。
我自己有过体验:入职时被要求去一家三甲医院出心理测试证明,挂号后发现心理科每周只有两有专家坐诊,整个就诊期间患者寥寥无几。
而机构卖的是什么?包接包关,四个月见效。合法通道和非法通道卖的是同一种东西,把人接走:一个慢且贵且要走程序,一个快且包办且当场签合同。市场用脚投票的结果,不言自明。
其次,监管缺位,而且是结构性的。
这种机构往往注册成教育咨询、健康咨询、体育健康服务,游走在教育、卫健、市场监管之间,形成南都所说的多头管理真空,每个部门都能说一句“不归我管”。本案中赋苗没有办学许可证,江津区教委把它定性成企业,甚至还有政府领导莅临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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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苗老师向家长推送官员到校指导消息
出事之后,机构换壳成本为零:换名、换法人、搬校区,几天之内完成。监管的响应速度,常年落后于机构的搬家速度。付婧3月报警,8月才刑事立案,而机构6月就完成了转移,中间隔着好几个月,隔着的正是南都报道引爆舆论的那段时间。
同时,平台的监管也很缺位。付先生的转化发生在短视频平台上:教官账号有数十万粉丝,骂游戏、骂躺平的视频被算法精准推给30到50岁的焦虑家长。算法默认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孩子、有教育焦虑,多看几秒就一直推,最终形成洗脑式宣传。
这种视频,平台是没有能力识别,还是助纣为虐?
现在我国的未成年人越来越少,每一个未成年人都是民族振兴、血脉延续的基础。如果他们一直遭受这种待遇,我很难想象,我们的民族会遭受怎样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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