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走郑钧，埋没许巍，拥有内地乐坛一姐的它，终究逃不过倒闭

01

那家神仙公司的诞生，要从黄家驹身上说起。

陈健添从小就是超级摇滚乐发烧友，收藏过甲壳虫的每张唱片。1979年，因实在太喜欢音乐，他进入唱片公司，担任唱片宣传经理，一干就是六年。1985年，他辞职出来，独立门户，签下小岛乐队。

1985年12月，小岛乐队在九龙红磡高山剧场办“小岛 & Friends”演唱会，请了浮世绘、Beyond当嘉宾。陈健添一直以来对Beyond兴趣都不大，觉得艺术摇滚没有市场。等Beyond上台，陈健添听到外面的动静不对。

他走出去一看，全是Beyond的粉丝。几经周转，他把Beyond签了下来。

1991年红磡“生命接触”演唱会上，黄家驹特意感谢陈健添。但不久，裂痕出现。陈健添密集安排商业活动，因分红与Beyond产生矛盾。Beyond于1991年底合约到期后，不再续约。

陈健添和Beyond

1993年6月，黄家驹在日本参加综艺节目时意外坠落。陈健添闻讯，脑袋一片空白。黄家驹去世那天，正好是他与Beyond的最后经纪人合约到期的日子。当时，他和黄家驹的事业都不顺利，各有各的想法和考虑。

正因被Beyond和日本公司边缘化，1992年，陈健添才想去北京。他此前发掘王菲、黑豹乐队，与内地音乐人合作，感觉北京是个出人才的地方。

他在流芳宾馆租下两间房。红星生产社，就这么成立了。

公司名字寓意“中国冉冉升起的红星”。

最早的红星，只有一个总经理、两个工作人员加一个艺人。

陈健添，右

陈健添当时雄心壮志是：

“我要做中国内地原创流行音乐最好的品牌。”

陈健添的理想，并未实现。但红星的故事，却比这理想更动人、更唏嘘。

从“红星”走出来的音乐人，每一个都很传奇。

02

郑钧是红星最早挖掘的摇滚明星。那个年代，唱摇滚能做明星，不易。

郑钧生于西安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大学教师，家里条件优越。七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忙于工作，照顾他的担子，落在了大他四岁的哥哥身上。哥哥管教他的方式很直接，基本上都是靠拳脚解决。

1987年，二十岁的郑钧考上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因为是学外贸，他接触到大量外来音乐，疯狂爱上，组建了“火药”乐队，在杭州各大学间演出。长相出众，唱歌又好听，他很快成了校园里的红人。

哥哥不再管他，但留了条规矩：

“大三以前不许恋爱，敢恋爱，打断你的腿。”

郑钧音乐摇滚，做人却不敢朋克。只能乖乖听话，拒绝了不少追他的女生。

“当年班上的女生都很崩溃。”

1990年，郑钧准备去美国留学。签证等了两年。那两年，他在歌厅唱歌维持生计，不计报酬地跟着陕西一个草台班子在陕西巡演。巡演路上，他常听到街边的人拉着板胡，唱秦腔。黄土高原上的苍凉，影响了他的创作。

陈健添与郑钧

1992年，郑钧偶然结识黑豹乐队的经理人郭传林。他把写的歌展示给郭传林，郭当即把他推荐给了红星音乐社。郑钧面临一个选择：

去美国读书，还是留在北京做音乐？

他拎包住进流芳宾馆，和另外红星的工作人员挤一间房，抽烟、弹琴、聊音乐录专辑。工作条件简陋，生存环境清苦。

《回到拉萨》的创作，源于他的真实感受。当时他和一个失业的初中同学坐在路边，借酒浇愁。朋友说，真该为这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写首歌。郑钧想起了自己想象中的西藏。半小时，歌就写完了。他根本没去过拉萨。

1993年9月，红星为郑钧首张专辑进行录制。第二年，《赤裸裸》发行，专辑十首歌曲全部郑钧原创。一卖，火了。正版销量超五十万张，盗版不计其数。各大电台里，《回到拉萨》创下连续七周冠军、二十二周不下榜的纪录。

红星的詹华带着郑钧到各地做宣传。那会儿的郑钧，长得帅，口才也好，很多DJ都被他个人魅力征服。他去香港，摄影怼着他的脸，拍特写，无死角的帅。他以大陆地区唯一嘉宾的身份，参加香港第十届“嘉士伯音乐节”。

很可惜，没几年，郑钧就和红星闹掰了。

1996年初，郑钧把唱片约另签他人。

红星与郑钧对簿公堂，要求郑钧继续履行合同，录制第二张专辑，要是不继续履行合同，就要赔一大笔钱。郑钧觉得，红星没有按合同和行业惯例履行义务，两年时间，只做了一张专辑，应该是你们给我造成了损失啊。

这场官司从1997打到1998，最终，郑钧离开红星。

年轻时的郑钧

03

郑钧红到香港的那年，许巍也从西安出发了。

许巍的家庭也不错。父母都是中学理科老师。家里对他的期望，是考大学，学理科，最好能进中科院，成为一名科学家。

许巍对读书没什么兴趣。16岁，他开始练习吉他，接触摇滚乐。高二拿了西安市吉他大赛的一等奖。他还跟一帮走穴的艺人在外面漂泊了一段时间。

漂泊结束后，许巍在陕西军区当文艺兵。在部队，他苦练吉他，每天练琴时间长达8到10小时。三年军旅生涯，他买来大量乐理书籍，自学了乐理、作曲、和声等音乐基础知识。

乐队时期，许巍

复员后，许巍满脑子都是音乐。

他组建了“飞”乐队，在一处民房里，用隔音棉封住屋子，光着膀子排练。1993年年底，“飞”在西安外语学院首演，唱了8首许巍的作品，开始在西安小有名气。但乐队没有商业演出的机会，家庭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为了生存，他们去歌厅当乐队，陆续去了南方赚钱。1994年，“飞”乐队解散。许巍充满了幻灭感，失去乐队，他无所事事，做起了电台DJ。

在无奈和绝望之中，许巍写出了《青鸟》和《两天》。

1994年10月，许巍到北京。吃了很多家公司的闭门羹，最后去了红星。

忧郁时期的许巍

詹华记得，那天他们正开着门在听Nirvana。许巍最喜欢的就是Nirvana，一进门就兴奋。许巍现场弹唱了两首歌，《两天》和《青鸟》。红星没有马上就签，先把这两首单曲录进《红星一号》，说试试反响。

签约时，陈健添对许巍说：

“你形象一般，不像郑钧那么偶像，我是老板，做唱片这么多年，要把你捧红太难。另外，你的音乐太另类了。”

许巍去北京前，心气儿很大，踌躇满志，想成为摇滚乐的标杆人物。他以为老板会像对郑钧一样对他，结果并非如此。他感到打击很大。

1994年签约后，他一直住在城市边缘，在业内有口碑，却始终没名气。

1997年，许巍首张专辑《在别处》发表。张亚东担任制作人，金少刚负责录音，李延亮、岳浩昆、赵牧阳等乐手参与录制。没宣传，销售量达50万张。1997年底，某次年度摇滚音乐奖评选中，《在别处》拿下年度最佳专辑奖。

《两天》和崔健的《一无所有》，还一起被选入《中国当代诗歌文选》，作为流行乐界仅有的两位作者入选。

许巍却没得到他想要的生活。

他在北京一呆五年，身无分文。那时红星是文艺青年大本营，大家看碟读书，但随着大家各奔前程，许巍只能孤身练琴，时不时出去蹭饭。

第二张专辑录音时，他患上了抑郁症。

2000年，《那一年》发行。专辑的制作极其艰难。他与公司商定录音和混音都由金少刚担任，续约问题谈不拢，后期混音被公司拿到香港去做，乐器的部分，实际没有完成。虽然专辑口碑极好，依然没给许巍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最抑郁的时候，许巍无法再摸吉他，一摸就胸痛。他回到西安，考虑转行，想开一个小商店了此残生算了：

“只要不做音乐，什么都行。”

就在他无比绝望的时候，北京做音乐的朋友叫他回去，帮叶蓓做一张新专辑。许巍最终还是回到了北京。与红星的情缘，也就此了结。

也就是再入北京之后，许巍对生命产生了崭新的领悟，从此不再痴迷于阴郁、忧伤的画风，转向了《蓝莲花》《礼物》《喜悦》这样洗涤人心、给人温暖力量的音乐创作。

一个崭新的许巍出生。而那个时候，红星社早已成为陈年旧事。

04（上）

当年，许巍之前在西安写的《Don't cry baby》，经红星介绍，卖给了田震，改名《执着》。田震唱红了这首歌，让它传遍大江南北。可许巍却一直处于一种半地下的生活状态，根本不为大众乐迷所熟知。

田震生于北京。父亲是军人，在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母亲是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在人民广播电台做音乐编辑。父母工作忙，把她送到了乡下姑姑家。漫山遍野的野花，促成了她野花般的个性。

八岁那年，父母把她从农村接回城里。田震受不了被管束的生活，还偷过家里的钱，自己搭车去姑姑家。母亲问她为什么不愿意住在城里，田震说：

“我讨厌城市，城里人太虚伪，一天到晚就讲什么理想。”

父亲问她：“难道你没有理想吗？”

田震说：“我的理想就是赶紧挣钱，回门头沟老家！”

很快，田震就找到了真正的理想——唱歌。

上世纪80年代，“男学刘文正，女学邓丽君”的风潮席卷内地。田震也开始模仿邓丽君。1984年，她推出翻唱专辑《无名的小花》，翻唱了邓丽君的《又见炊烟》。几年后，内地刮起“西北风”。田震翻唱《黄土高坡》站上风口。

她和那英、毛阿敏、韦唯并称华语乐坛“四大歌后”。

1994年，田震与红星生产社签约。随后发行同名专辑《田震》。这张专辑，集合了当时华语世界摇滚乐最好的阵容。田震自己作词的《野花》作为开场，她用轰轰烈烈的民谣，唱出摇滚的气势。1996年，《野花》横扫各大音乐榜。在盗版横行的市场上，专辑正版销量突破90万张。

在红星，田震认识了音乐制作人张卫宁。两人从此开始长达九年的恋爱。后来，田震离开红星社，去了喜洋洋唱片。张卫宁也成了喜洋洋的副总。

说起巅峰时期的田震，也算是一呼百应，在圈内有“大姐”之风。许多歌迷或许还记得当年她和那英的“内地一姐”之争。

那是2001年4月，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中国流行歌曲榜”颁奖典礼现场。此前，从4月16日到4月26日，网易、搜狐、263首都在线、Ting365四家网站同时开启“内地最受欢迎女歌手”票选。

根据最终经公证处公证的结果，田震以领先第二名那英四千多票的成绩位列第一，那英屈居第二。然而，主办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部在颁奖前得知，田震因个人行程冲突，可能无法到场。于是，主办方做了一个决定：

把“内地最受欢迎女歌手”奖顺延颁给票数第二的那英。

这个决定，田震方面事先并不知情。

但田震最终调整行程，赶到现场。

当晚，主持人宣布田震凭《爱不后悔》获得“十大金曲”奖。田震戴着墨镜走上台，没按流程感谢主办方，而是对着话筒说：

“昨天通知我以第一名得票数获内地‘最受欢迎女歌手’奖，但就在半小时前，突然通知我这个奖颁给了得票数第二的歌手。”

说完，她将话筒重重摔在台上，转身离场。全场愕然。

随后，那英上台领取了那个本该属于田震的奖，台下观众齐声高喊“田震”。场面一度极其尴尬。事后，主办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部负责人对外放话，称投票期间“一直是那英领先，就在26日当天，我们看结果，却发现有一家网站一天之内突然激增了七八千张选票”，暗示田震涉嫌刷票。

张卫宁当即反驳，说我们才不会那么无聊，为你几个烂票作弊？

这场风波，被媒体描述成“两个天后的战争”。田震对外回应：

“我的竞争对手不是那英，是这个时代。”

田震怒摔话筒

据说，此后国内乐坛的颁奖礼和演出商演，形成不成文的规定：田震和那英，只能二选一，决不能同台。2009年，田震以“首位试图打破颁奖礼潜规则的人”，被《娱乐现场》评选为“娱乐这十年·2001年度人物”。

然而田震却在巅峰时期，淡出了乐坛……

「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听下回分解，欢迎关注本号，可以看到本文的下半部。后面，我将继续梳理红星社里的知名音乐人，写过哪些经典作品，红星社对华语乐坛的贡献，以及它是如何一步步陨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