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王朝是邑制国家而非领土国家，切勿再被一些网络地图误导

商王坐在都城的祭坛边上，眼前是密密麻麻的甲骨，背后是数不清的族旗。表面上，他是天下共主，号令万方；可真到了具体事务上，很多事却只能“请示某族”“商量某邑”。在我们今天的视角里，商朝似乎是个已经形成“国家”的王朝，但如果把甲骨文摊开看一看，就会发现一个很不一样的画面：一块块独立运转的族邑，像镶嵌在大地上的灯点，彼此有血缘、有祭祀、有劳役，却没有我们熟悉的那套“统一行政区划”。

要理解商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绕不开一个字——“族”。这个字从一开始就写得很明确：旗帜加上弓矢。军事与组织扎在一起，决定了“族”在那个时代的真实含义。等我们顺着这个字往下追，就会看到商王权力的边界，也会明白后来周人接过这套“邑制国家”框架时，究竟承袭了什么，又改动了什么。

如果只看“商朝八百年”，可能觉得这是一条从成汤到帝辛的时间线；但真正支撑起这条时间线的，是遍布在黄河流域的一个个族邑——有的贴身侍奉王族，有的远在边鄙，只在重大征伐和祭祀时才被点名。于是，本文要讲的核心，就是：通过甲骨文里的“族”与后世学界提出的“邑制国家”概念，尽可能还原商朝这个“非领土国家”的真实运转方式，看看那些被称为“外服”“内服”的族邑，是怎样撑起一个看似统一、实则拼接的早期王朝结构。

先从最基本的笔画说起。

甲骨文、金文里，“族”几乎一直保持着同一种结构：左边是“㫃”，右边是“矢”。“㫃”这个偏旁，今天很多人不认识，但它还活在现代汉字里——“旌”“旗”“旅”“旋”这些字，多多少少都带些军事、行动、标识的意味。日本与国内甲骨文研究者早就指出，“㫃”本身就是旗帜，立在营阵之中，用来统一指挥；而“矢”很直观，就是箭。旗与箭组合起来，最自然的理解就是：这是一个以武装力量为基础的集团，是可以打仗、可以集结的社会单位。

甲骨卜辞里出现的“王族”“子族”“多子族”“三族”“五族”等词，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线索。

所谓“王族”，就是与商王有最直接血缘关系的近亲核心——我们可以理解为皇室本宗。而“子族”，在不少卜辞中被用来指商王的旁支家族，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封地、自己的祭祀系统，却仍归属于大宗。至于“多子族”“三族”“五族”，从语境来看，更像是对若干旁支集团的统称，是在讨论某些共同承担任务的族群联体。

比如北京大学藏、殷墟出土的部分甲骨卜辞，会出现类似“贞：呼三族来田”“贞：多子族共征某方”这样的句式（不同合成本的整理略有差异），这些卜辞透露出的信息非常直白：王命下达之后，具体执行者往往不是单一个人，而是一整族的出动。换句话说，商代社会的基本承担者，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个体”，而是“按族编制”的集团。

这种按“族”来组织社会的方式，一直保留到了周代。西周金文中，“族”“氏”混用的现象相当普遍，比如著名的《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等铭文中，都能看到族、氏并列出现的情况，这也是后世弄出“氏族”这个通行说法的原因。但如果拿近代人类学里的“氏族”概念来对照，就容易产生偏差。

在人类学的语境下，“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强调的是纯血缘关系——群体内部的结构基本围绕血统来划分，很少把婚姻带来的外缘算进“氏族”核心。而在商周的语境里，所谓“氏族”，更像是一种“带婚姻网络的家族共同体”，既包含血缘嫡出，也包含通过婚配纳入的姻亲及其附属人群。这类团体的社会功能非常丰富：祭祀、守土、出兵、服役，全靠一个个家族集团撑起来。

与战国、秦汉以后的“家族”相比，商周家族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本身就是政治组织。

战国以后，尤其汉代，家族更多强调的是门第、郡望、宗族网络对个人仕途的帮助，政治权力有向中央集中再向地方官僚下放的清晰路径。而在商周时代，族长本身就是地方政治的首脑：族众只对族长负责，族长再视情况与王族发生政治关系。王族以外的大族成员，不直接受商王约束，他们的“臣服”，是通过盟约、血缘、婚姻以及长期祭祀关系来实现的。

这就解释了一个看似简单，其实又挺棘手的问题：为什么伊尹、傅说这种人物，能够在商王政权内爬到那么高的位置？

在传统传说里，伊尹好像是“被人当厨师送进宫”的天才，傅说则是“被发现于傅岩之野”的草根贤人。可如果放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冷静分析，一个完全脱离族组织的个人，要进入商王政权核心，是极不符合实际的。更现实的推断是：他们加入商朝时，本身就不是单独“个人”，而是某一族邑的首领，或者至少是高阶贵族成员，能够带着族众一起参与王政。这就是作者提出质疑的逻辑基础：他们极可能本身就是族长。

一旦理解这一点，就会发现一个关键：像伊尹、傅说这样的角色，在商代政体中至少拥有两重身份。

在族内，他是“君”，负责祭祀、裁决、出兵、分配劳役，各种资源都围绕他的权威运转；在商王面前，他是“臣”，需要在关键军事或政治决策上为王族效命，承担辅政乃至代行任务。这种“两面身份”的交错，是早期中国政治的典型状态，直到春秋战国，才缓慢过渡成更明显的“以官僚而非族长为核心”的全国体系。

这样一来，我们再来看秦始皇“统一中国”，意义就变得不一样了。

通常说统一，很多人盯着的是“疆域”和“政权更迭”。但从国家形态上看，不管是商朝还是周朝，其实都不符合“领土国家”的标准，它们更像是一个由许多族邑拼接起来的政治共同体，缺乏统一划一的行政网络。换句话说，在商周时代，说“天下共主”，更多是在宗法与祭祀意义上的共主，而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完整领土主权”。

如果把商朝拆开看，“商国”本身是一个以王族为核心的都邑网络。围绕它，分布着服从商王的各种族邑，这些族邑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内服”，也就是在商王都城或其周边直接任职的王族旁支、多子族，他们既要承担国家仪式，又直接参与王政。

另一类是“外服”，多处在外围地区，地理上可能相距甚远，只在特定的征伐、徭役、祭祀场合被集中调动。

“内服”和“外服”的区别，主要不在态度，而在“是否直接参与都邑的日常运作”。共同点是：都要为商王服务，其身份可以统称一种广义的“臣”。可这样的“臣”，远不是后世个人意义上的“臣民”。他们更像是带着整族一起参与的大宗首领，所代表的是一个个带土地、人口和祭祀系统的单位。

正因为每个族邑有相对独立的一面，所以商周的政治空间，不可能像我们今天的省、市、县那样被统一涂抹成一整块。

现代人习惯看中国地图，看的是连成一片的行政区划，颜色从省到县勾勒得整整齐齐。但把时间拨回三千年前，情况完全不同：国家不能像后世那样对土地进行精确行政划分，所谓的“版图”，其实更像是在某些关键节点上分布的“点阵网络”。这些点之间，有道路、有水系、有政治关系，但大片空间在行政意义上是“空白地带”。

这一点，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里体现得非常清楚。商周时期的地图上，城市、族邑、重要遗址被一个个点标出来，之间并没有被充分涂色。所以当现在网络上不少业余爱好者绘制“夏商周春秋地图”时，喜欢把那个时代的版图绘成一整块连续的颜色区域，甚至按后世省界去硬套，就把问题画“美观”了，却画“失真”了。

要从根本上说清这种差异，就得回到学界对“古代国家形态”的几种模式。

李峰在《西周的政体》中，对古代中国研究中常见的五种模式做了系统梳理，大致是：

第一种，“领土国家”。

这个概念起源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当时用于界定欧洲一些现代国家以及德国诸侯的领土权。典型的领土国家有几个核心特征：领土边界明确；内部有官僚体系管理庞大行政网络；以税收而非贡赋为主要经济基础；不允许存在半独立的邦国结构。

刘莉、陈星灿在《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中，就曾试图用“领土国家”的框架解释战国到秦汉的国家出现。他们认为，到了战国晚期，兼并战争与变法推动，这种以“行政区划+税收”为基础的更现代化国家形态已经趋于成型。

但把这个模型往前套到商周，就立刻出现严重错位。

商周时代的族邑具有很强的半独立性，他们承担的对于“中央”的责任，更多是劳役与贡奉，而不是统一的“税制”。商王与周王也没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细密的官僚体系，对每一片土地实施行政管控。所以，用“领土国家”来概括商周，难免有点“穿大鞋”，更像是把后世成熟国家的框架反推到一个根本还没到那个阶段的社会。

第二种，“城市国家”。

这个概念主要是受希腊城邦模式影响：所谓城邦，是“在共同文化与语言背景下，由一群大小不一的自我决定实体构成的网络中的一员”。城邦内部有明确的自由民群体，他们是政治参与的主体；商业、集会、投票构成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

有人尝试把商周的都城、族邑比附为“城邦”，认为它们也是在一套共同文化（宗法、礼制）下自我运转的政治单元。但问题是：城邦理论里最重要的那群“自由民”，在商周压根看不到。

商周的社会主体是族，而不是自由个体。族邑承担的是劳役与政治义务，而不是一个由自由民组成的公共空间。此外，商周的族邑，更多源于政治与血缘的组合，并非起于商业集中地。这一点和希腊城邦差别非常大，所以硬把商周说成“早期城邦”，容易误导读者。

第三种，“封建国家”。

这个词在中国人眼里特别熟，因为我们从小学课本就知道“周天子封邦建国”，甚至往往把“封建”当成整个古代社会的代名词。可事实上，“封建”是对西方“Feudal”的汉译，而“Feudal”的原始语境是中世纪欧洲的领地制度。

在那套制度里，“封建”指的是：领主把不动产（土地）赏赐给封臣，封臣作为自由人接受这块封地，同时要向领主提供军事服务与忠诚。领主与封臣之间，本质上是契约关系——双方都是独立主体，权利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对等。

拿这套东西来看商周，又对不上。

商王与周王是王族首领，他们掌握至高宗法权，并非普通“领主”。他们在封国时，更多是按照宗法原则分派“王畿以外的区域”，受封的诸侯本身就是王族成员或者被王族容纳的贵族，其身份结构远比欧洲中世纪复杂。重要的是，王在宗法体系中只讲“权利”，不讲“对诸侯的义务”，诸侯对王的臣服也不是契约，而是血缘与祭祀义务。

更麻烦的是，“Feudal”理论在西方学界本身就饱受争议，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封建主义”这个大框架过于松散，不应再作为统一概念使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把商周粗暴定性为“封建国家”，容易造成两头皆不准。

第四种，“分立国家”。

这个模型主要来自人类学，是指：某个以实现政治控制为目的的权力机构，将众多酋长、小酋邦联合在一起，在分立的宗族制度中发展出来的政治结构。特点是：没有完整组织的政府、行政体系和军事组织，更像是一个多中心的社会联盟。

部分人类学家曾拿东非阿卢尔社会作为例子，说那是“分立国家”的典型。但后来不少考古与人类学研究认为，阿卢尔社会其实连“国家”都够不上，顶多算个等级社会：有尊卑，有头领，但没有稳定的国家机制。

把视线拉回商周，一个共同的事实是：商周的确有分立的宗族制度，族邑之间也确实存在并立的贵族权力。但另一方面，它们已经显然具备了行政与军事组织——都城有专职管理者，有定期劳役调拨，战争有固定征兵方式，有专门指挥系统。你说它是“分立国家”，显然会低估它的成熟度。

于是，日本学界在与“城市国家”争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更贴近东亚实情的概念：“邑制国家”。

所谓“邑制国家”，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模糊“城市”和“乡村”的概念，把所有政治、居住、祭祀集中的点统称为“邑”。这样避免了照搬西方城市史的尴尬，也更符合考古实况——很多遗址说不上“城市”，但显然是政治中心。

第二，强调邑落之间存在等级差异与服从关系。也就是说，邑不是平等的，而是有都邑、族邑、属邑之分，形成一个带层次的网络。

日本学者松丸道雄在研究中指出，大致可以将邑落归为三类：一是“都邑”，作为王族的政治中心；二是“族邑”，是各大族的核心基地；三是它们各自的“属邑”，则是隶属于某族邑或都邑的次级聚落。

但现实中的从属关系，当然比这三分法复杂得多。比如：族邑与族邑之间是否存在“互为从属”或“交错服从”？属邑之下是否还层层分出更小的属邑？不同族邑之间的婚姻、盟誓，会不会改变从属关系？这些在考古及文献中都能找到蛛丝马迹，却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概括。

尽管如此，“邑制国家”仍然是目前最能解释商周国家形态的模式——它既承认族邑的半独立性，又看到它们在都邑主导下形成的网络结构，避免了“要么太松散，要么太现代”的两极问题。

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在这套“邑制国家”里，商朝的族邑和属邑，具体要为都邑承担什么工作？

从甲骨卜辞、考古材料以及后世礼制传承来看，可以归纳出几项最核心的职责。

第一，劳役与贡奉。

商王掌握的是都邑的核心资源，包括王庙祭祀、军队统帅权和重大工程组织权。但大多数实际劳力来自外围族邑。像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记载征伐、田猎、祭祀，其背后依赖的就是族邑按定额提供劳役与物资。

族邑的属邑，则往往承担更基础的生产性劳役——耕作、畜养、手工生产等，在完成本族内部的供养之后，再按约定供给族邑，然后由族邑集中向都邑供奉。这种多层的贡奉链条，是早期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第二，军事动员。

“族”这个字本身就带武装意味，不是装饰。商代的战争，不像后世那样完全由专业军队组成，而是以族为单位进行动员：某族出多少兵，带多少车，配多少弓矢，都有定例。族邑首领在战时要亲自率兵，属邑则按比例出人出物。

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征伐记录，比如“伐羌方”“伐鬼方”“伐土方”，都是以某些族邑为主力来执行。战后战利品和俘虏，按族和都邑之间的关系分配，既体现“王权”，也维护族邑的利益。

第三，祭祀与宗法维系。

商朝本身就是一个祭祀极其发达的王朝，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有大量是关于占卜祭祀的。王族祭祀的是本宗祖先，但各族邑也有自己的祖先系统。这套系统通过宗法、婚姻与盟誓连接成一个网络，支撑了国家的“精神结构”。

族邑必须定期参与王族祭祀活动，派遣代表赴都邑参加大型祭典，献上本族祭品，同时接受王族对天、对祖先所发出的“誓命”。属邑则在本族邑的祭祀中出现，与上层一起巩固整套宗法关系。这种以祭祀为核心的精神纽带，让这个非领土型国家得以维持基本一致。

第四，地方治理与纠纷处理。

在没有统一行政体系的时代，族邑首领就是当地的行政长官、法官和军官。属邑之间产生纠纷，往往由上层族邑裁决；族邑之间冲突，则可能要拉王族介入，或者通过更高一级的盟约解决。都邑的权威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终审权”体现出来的。

这些职责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商朝实际运转的肌理。表面上看，是一个由商王统领的王朝；实质上，是许多带独立性的族邑，为一个核心都邑共同提供劳役、兵力和祭祀参与。周人接过这套结构时，做的是在宗法礼制上进一步制度化，把“分封制”嵌进“邑制国家”，但仍然没有把整个空间彻底“行政化”。

直到战国兼并加剧、变法推广，铁犁与牛耕普及，个体家庭才逐渐从家族中脱离出来，成为可以直接被国家掌控的经济单元。税收制度取代了单纯的劳役与贡奉，“县制”“郡制”这种按区域划分的行政体系开始成形，这才为秦始皇的统一提供了真正的结构基础——从这时起，中国才慢慢接近“领土国家”范畴。

回头看商朝，就会更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事实：它并非我们今天习惯理解的那种“统一政权”，而是一个“以王族为核心的邑制网络”。王权、族权、神权三股力量在这张网络中互相牵制、合作、博弈，祖甲之类的改革，试图强化王权，却不可避免地触动了族权的根基，这种紧张最终成为加速商朝灭亡的重要推手。

当我们再打开甲骨，看见“王族”“子族”“多子族”“三族”“五族”这些字眼时，心里不妨多想一步：每一个“族”，后面站着的不是抽象的“氏族制度”，而是一整套血缘、婚姻、劳役、军事、祭祀交织的社会现实。理解了它，我们才算真正走进了三千年前那个由一块块“邑”拼成的国家，而不再用后世的整片版图去替代一个原本由点和线构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