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状元李春芳，入朝20年不结党，严嵩倒了他不倒，活着告老还乡

嘉靖四十四年冬天，北京城连下了好几场大雪。吏部衙门里，一个五十出头的官员正埋头批阅公文，窗外传来同僚的议论声：“严阁老又罢了谁的官……”他头也没抬，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这人叫李春芳，江苏兴化人，嘉靖二十六年状元。

入朝近二十年，从不赴同僚私宴，从不递门生帖，从不写密信。严嵩倒台时他没被牵连，徐阶罢相时他没被波及，高拱复出后他主动递了辞呈。最后，他坐着马车，安安稳稳回到了兴化老家。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01 兴化才子入翰林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江苏兴化的一座老宅说起。

正德五年，李春芳出生在兴化一个商人家庭。父亲李镗做买卖，家境还算殷实。兴化地处里下河，水网密布，商船来来往往，李镗希望儿子能继承家业，把生意做大。可李春芳从小只对一件事上心，那就是读书。

少年时他在兴化城西的学馆念书，天不亮就起床，夜里点着油灯接着读。

家里老仆记得清楚，冬天他手上的冻疮裂了口子，握笔时纸上常留下淡淡的血印，他拿布一裹，接着写。父亲劝他：“读书能读出什么名堂？不如跟我学做生意。”

李春芳放下笔，答了一句：“儿愿以文章报国。”这话传到街坊耳朵里，大家都说李家这孩子心气高。

心气高归心气高，科举这条路并不好走。

嘉靖十年，李春芳中了举人，算是有了功名。可接下来的会试，他连考三次，次次落榜。从二十出头考到三十多岁，同乡有人劝他算了，举人也能做官，何必死磕。他不吭声，收拾行李又进了京城。

第四次会试，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李春芳终于高中，而且是一甲第一名，状元。

放榜那天，京城贡院外人山人海。

李春芳挤在人群里看榜，看到自己名字排在第一位，没有狂喜，也没有失态。他只是整了整衣冠，面朝北方，恭恭敬敬叩了三个头。旁边有人认出他，喊了一声“状元公”，他摆摆手，转身走了。

这一年，同榜进士里有个湖北江陵来的年轻人，叫张居正，排在二甲第九名。

两人算是同年，日后在朝中抬头不见低头见，但那是后话了。

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翰林院是个清贵衙门，负责修史、编书、起草诏令，离皇帝近，离权力中心也近。李春芳从兴化的老宅一脚踏进这里，心里清楚，往后的日子不会太平。翰林院是离皇帝最近的地方，也是离是非最近的地方。

02 严嵩阴影下的沉默

李春芳很快就发现，这话一点不假。

嘉靖二十一年，严嵩入阁。到嘉靖二十七年，他扳倒夏言，坐上首辅的位子，从此把持朝政近二十年。严嵩当权那会儿，朝中官员想升迁，先得递门生帖，再得赴私宴，逢年过节还得送银子。这套规矩，李春芳一样没沾。

他那时在翰林院编书，手里常捧着《永乐大典》的副本。

严嵩派人送请帖来，邀他赴宴，来人话说得客气：“严阁老久闻李翰林文才，想当面请教。”李春芳把请帖搁在桌上，回道：“正在校《永乐大典》副本，不敢离馆。”来人脸色不太好看，悻悻走了。

后来严嵩又试过两回，一次托人带话，一次在朝堂上当面夸他文章写得好，李春芳都是同样的态度，不接茬，不靠拢，也不得罪。

有人觉得他傻，有人觉得他胆小。其实他心里有本账。严嵩和徐阶斗得正凶，今天你参我一本，明天我弹劾你一回，夹在中间的人，稍不留神就成了炮灰。李春芳的办法很简单，你们斗你们的，我编我的书。

嘉靖三十五年，他升了翰林院侍读学士，官阶高了，应酬却一点没多。

同僚私下聚会，他十回有九回不去，偶尔去了，也是坐一会儿就走，从不议论朝政。

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罢，儿子严世蕃下狱。消息传开，朝中那些跟严嵩走得近的官员慌了神，纷纷翻箱倒柜，把当年递的门生帖、写的密信、收的礼单找出来，一把火烧了。

有人烧得慢了些，被御史撞见，当场弹劾，第二天就丢了官。

李春芳家里没什么好烧的。同僚来串门，见他书房里除了书就是公文，连一封像样的私信都找不出来。有人问他不怕严嵩记恨？他说：“我编书都来不及，哪有空记恨谁。”严嵩倒台那天，李春芳没有烧一封信，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信要烧。

严嵩倒了，徐阶上台。

朝局翻了个个儿，李春芳的处境也跟着变了。

03 徐阶高拱夹缝中

徐阶继任首辅后，着手提拔自己的人。他看中了李春芳的谨慎和文才，几次在嘉靖面前举荐。嘉靖四十四年，李春芳升礼部尚书。这个位子管着朝廷的礼仪、祭祀、科举，事多且杂，但李春芳干得有条有理，从不叫苦。

徐阶私下找过他，话说得很直白：“石麓，你只要站在我这边，首辅之位迟早是你的。”李春芳听了，没接这个话茬，只回了一句：“我只站该站的地方。”徐阶笑笑，没再逼他。

隆庆元年，高拱复出。高拱这人脾气大，本事也大，当年被徐阶排挤走，心里憋着一口气，回来就跟徐阶对着干。

两人在朝堂上针锋相对，底下的大臣分成两拨，一拨跟徐阶，一拨跟高拱。李春芳哪拨都不算，他照常上朝，照常办事，散朝就回家。

高拱看他不顺眼，有一次在朝堂上当众问他：“你究竟是谁的人？”满朝文武都看着，李春芳面不改色，答了五个字：“我是朝廷的人。”高拱冷笑一声，没再追问。可这话传出去，两边都不满意。

徐阶的人觉得他不识抬举，高拱的人觉得他装模作样。

朝堂上只有两种人，一种站左边，一种站右边。李春芳站在中间，两边都嫌他碍事。

隆庆二年，李春芳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成了阁臣。这是他仕途的顶点，也是麻烦的开始。入阁意味着进了权力核心，也意味着站在了风口浪尖。

徐阶和高拱的争斗到了白热化，今天你罢我的官，明天我参你的人，内阁里天天火药味十足。

李春芳在内阁里话不多，议事时只讲该讲的话，不偏不倚。有人递条子让他表态，他把条子搁一边，该干嘛干嘛。高拱看在眼里，越发觉得这人碍事。徐阶罢相后，高拱掌了权，对李春芳的排挤从暗处摆到了明面上。

04 高拱排挤主动辞

高拱尤其嫌他碍事。

隆庆二年徐阶罢相后，高拱坐上首辅的位子，大权在握。他对李春芳的排挤，从起初的冷言冷语，渐渐变成公开的刁难。内阁议事，李春芳提的建议，高拱十有八九驳回；李春芳分管的事务，高拱总要插一手。

有一次在阁中，高拱当着众人的面说：“李公若想留，就该多走动走动。”这话的意思很明白，你得站队，得靠过来。

李春芳放下手里的笔，回了一句：“我走动得够多了，从兴化走到北京，走了三十多年。”高拱脸色一沉，没再说话。在场的人都替李春芳捏把汗，他却跟没事人一样，散值后照常回家。

高拱还讥讽他“只会写青词，不会办事”。

青词是嘉靖朝的事，那时皇帝迷信道教，大臣写青词讨好皇帝，严嵩就是靠这个起家的。李春芳确实写过，但那是职责所在，跟严嵩那种靠青词固宠是两码事。高拱拿这个说事，明摆着是羞辱。

李春芳听了，既不辩解，也不记恨，该上朝上朝，该批公文批公文。

可排挤越来越明显，李春芳心里清楚，再待下去，迟早要出事。他不是恋权的人，入阁那天起，他就没打算在这个位子上坐到死。隆庆五年，他连续上疏请求致仕。第一道奏疏递上去，隆庆帝不准。第二道，还是不准。

第三道，他写得恳切，说自己年老体衰，请求归乡养老。隆庆帝这才松了口，准他致仕。

离京那天，李春芳没有惊动多少人。几个老仆随行，行李简朴。高拱不放心，派人去看他带了什么，回报说“箱子里全是书”。李春芳坐上车，出了城门，回头看了一眼北京城，没说什么，放下车帘走了。别人辞官是被赶走的，李春芳辞官是自己走的。

走的时候，连背影都很干净。

05 高拱倒台他已在乡

干净的不只是背影，还有他走后的朝局。

李春芳致仕的第二年，隆庆六年，隆庆帝驾崩，万历帝即位。高拱作为首辅，仗着自己是先帝旧臣，说话做事越发跋扈。可他没料到，张居正已经跟太监冯保联了手。没多久，高拱被罢，张居正接任首辅。

当年那个在朝堂上质问李春芳“是谁的人”的高拱，最后落得个被赶出京城的下场，几年后死在了老家。

这些事，李春芳都是在兴化听说的。他回到兴化后，在城西筑了一座园子，取名“石麓园”。园子不大，有书房，有菜地，有池塘。他每天清晨在园中散步，上午读书写字，下午教族中子弟念书。

有人从京城来，跟他说朝中又出了什么事，谁谁又被罢了官，他摆摆手：“我已是村夫，不知朝事。”

高拱倒台的消息传到兴化那天，李春芳正在书房写字。家人把消息告诉他，他听完只“哦”了一声，手里的笔没停，继续写。家人以为他没听清，又说了一遍，他头也没抬：“知道了。”就这两个字，再没多问。

张居正掌权那十年，朝中风云变幻，李春芳一概不掺和。

有人劝他给张居正写信，毕竟是同年，多少能照应照应。他摇头：“同年是同年的情分，朝政是朝政的规矩，不能混。”张居正后来推行改革，权倾朝野，李春芳在兴化该种菜种菜，该写字写字，跟没事人一样。

万历十二年，李春芳在兴化去世，享年七十五岁。朝廷赠太师，谥文定。

他留下的《贻安堂集》里，多篇文章谈到“不争”之道。去世前，他把子孙叫到床前，说了一句话：“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没站错队。其实，我谁的人都不是。”

朝堂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兴化老宅里的那个老头，一直坐在那里写字。

06 不争之争的结局

这句话，李春芳用了一辈子来证明。

他历嘉靖、隆庆两朝，入阁六年，始终没卷入任何朋党。跟他同时期的阁臣，结局大多不好。严嵩被罢后，儿子被杀，自己饿死在街头；徐阶罢相后，晚年被高拱清算，儿子充军，家产被抄；高拱被罢后，不久就死了；张居正死后，被万历帝抄家，差点开棺戮尸。

这些人当年都比李春芳站得高，权力比他大，可最后摔得也比他惨。

李春芳是明代极少数活着致仕并善终的阁臣之一。《明史》评价他：“春芳恭慎，不以势凌人。”这八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恭，是恭敬；慎，是谨慎。他不靠权势压人，也不靠站队上位，凭的是真才实学和清醒的头脑。

兴化百姓为他立祠，他听说后让人撤了，说“我没做什么，不值得”。

他去世后，墓前立碑，碑文只有“明太师李公文定之墓”几个字，没有多余的话。就像他这个人，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朝堂上最厉害的人，不是站得最高的人，而是站到最后的人。李春芳站到了最后，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站得多高。

李春芳回到兴化那年，六十岁。

他在老家又活了十四年，每天读书、写字、散步。朝中那些曾经斗得你死我活的人，有的死了，有的被抄了家，有的在流放地咽了气。只有他，安安稳稳地坐在兴化的老宅里，看着院子里的树一年年长高。

他这一生，没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只留下一个干干净净的背影。这个背影告诉后来的人：不争，有时候是最难的事，也是最稳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