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学教授，我坚决反对郎咸平的中文表达不了高端逻辑的歪理

郎咸平在手机屏幕里侃侃而谈，那种笃定的、真理在握的腔调我从二十年前就熟悉。"很多高端知识、专业逻辑，中文表达不了，中文翻译不出来，只有英文才能精准、顺畅地阐释。"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屏幕没灭，他的脸还在亮着，嘴还在动。

桌上摊着李秋月的考研成绩单。专业课246分，报考方向排名第七。英语38分。差国家线两分。两分。她整个夏天就折在这两分上。

敲门声很轻，三下。停了一下，又两下。

"进来。"

李秋月推门进来，手里攥着那个牛皮纸档案袋，指节发白。她在椅子边上站了一下，没坐。

"坐。"

她坐下来，把档案袋放在膝盖上，低头看着它。沉默了几秒，她说："潘老师，我想问问调剂的事。"

"你先别急做决定。系里有个提案，研究生英语单科权重下调，或者加大专业课比重。你专业课分数够高，如果方案能过——"

"什么时候能定？"

我张了张嘴。"说不准。可能这学期，可能下学期。"

她点了下头。那个点头的方式我见过太多次——不是接受，是放弃追问。是农村孩子学会的第一种礼貌：不给人添麻烦。

我看着她的脸，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像是糊弄。

李秋月是我带过最好的本科生之一。三年前她选我的语言学概论课，第一次作业交上来，不是百度百科式综述，而是她老家贵州织金县方言变调规律的记录分析。

样本是她自己暑假在镇上走访采的，录音用的是一个掉了漆的录音笔。量不大，但问题意识清楚。

答辩时我问她为什么要研究这个。

她说："我奶奶说话别人听不懂，去了省城看病，护士以为她说的是外语。我想把她的话记下来，用别人能看懂的方式。"

答辩委员会一致给了优。后来我推荐她去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她做的是黔西方言语音数据库的初步建构。中文核心期刊发了一篇短文，署名她排第二，但大部分数据采集是她一个人跑的。

但她英语一直不好。

高考92分，在她们县中学排前十。到了省城的大学，室友们普遍130以上。大一第一次四级，差四十多分。后来考了三次才过，六级到毕业前那学期才压线过。

不是不努力。她每天六点起来背单词，在图书馆听VOA，听到睡着。但城里的孩子从小学开始上外教口语课，初中刷原版阅读，高中做雅思真题。

她的中学英语老师自己发音都不标准，听力材料是翻录了不知道多少遍的磁带。语法规则她能背得滚瓜烂熟，但听力里的连读、弱读，她根本辨不出来。

这不是天赋的问题。这是钱的问题。

我把郎咸平的视频划掉了，打开系里的工作群。置顶的消息是教研会议通知——周四下午两点，讨论研究生招生改革方案。

我提的那个方案排议程第三项。

李秋月走了以后，我在办公室坐了很久。窗外是学校的梧桐树，叶子晒得发蔫。我翻出她的档案袋看了一眼——家庭住址：贵州省织金县XX镇XX村。父亲：煤矿工人。母亲：务农。

她能走到这一步，每一步都是用命换的。

周四下午，教研会议室在三楼。

空调开到了22度，冷风从头顶的出风口直往下灌。十几把椅子围着长桌坐了大半，投影仪开着，白光打在幕布上，映着议程表。

系主任老周主持会议，念到第三项的时候，咳嗽了一声："潘老师，你的方案，你来说说。"

我站起来，把打印好的方案要点发了一圈。核心内容很简单：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单科线适度下调，或者改为英语成绩只设资格线不设排序线，让专业课成绩在最终排序中占更大比重。

理由也简单——英语考试目前在选拔中的权重，远超它的实际功能定位。一个做汉语方言学、做古代文学、做中国哲学的学生，英语38分和42分的差距，和他能不能做好研究，没有因果关系。

"但这不是降低英语要求，"我补了一句，"是把英语放回工具的位置上，而不是当筛人的筛子。"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然后语言学的张教授先开口了。他刚从北大访学回来，办公桌上常年摆着英文原版的《自然》和《科学》。

"潘老师，我理解你的出发点。但你这个方案，等于是在降低学术门槛。现在高端学术成果都是英文发表的，SCI、SSCI哪个不是英文？你把英语权重降下来，学生更没动力学了，以后怎么和国际接轨？"

我说："我们系做汉语方言、做古代汉语、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方向，接轨什么？跟谁接？"

张教授摆了下头："那是你方向的局限。不能因为你方向偏本土，就降低整体标准。"

我想说什么，被老周拦住了。

"其他人有什么看法？"

应用语言学方向的一位年轻教师举手："我支持潘老师的提案。我带的研究生里，有好几个专业课很强但英语压线进来的，他们做出来的论文一点不比英语高分的差。反而有些英语考得高的，进来以后做研究完全找不到方向。"

"那是个案，"张教授说，"不能用个案替代规律。"

这时候，做对比语言学方向的刘教授插了一句。他平时不太说话，但一开口就停不下来。

"我前两天看了郎咸平的一个视频，他说得很对——很多高端知识、专业逻辑，中文表达不了，只有英文才能精准阐释。这不是崇洋，这是事实。你们看看顶级期刊，有几篇是中文的？"

会议室里有几个人点头。

我忍了一下，没忍住："郎咸平说的话你也信？他说中文表达不了高端逻辑，那是因为他自己的中文不行。他丧失了母语阐释能力，这叫什么？这叫自我矮化——不是英语有多高级，是他自己把中文踩在了脚下。"

"你不能这么说，"刘教授皱眉，"郎咸平说的是学术现实。"

"学术现实？"我把声音压低了，但我知道我的脸色不好看。"我桌上有个学生的成绩单，专业课246分，英语38分，差两分过线。她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贵州方言变调分析，答辩全票优秀。她采集的方言数据，是用她的脚、她的嘴、她的耳朵，一个村一个村跑出来的。这个工作不需要英语。但它需要中文阐释能力、需要语言学训练、需要田野功夫。她全有。但英语卡了她两分。"

"你的意思是，英语不重要？"

"我的意思是，英语是工具。工具该有工具的权重。现在是工具变成了门槛，门槛变成了筛子——筛掉的不是学术能力差的人，是没有资源的人。"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张教授说了一句让我到今天还记得的话：

"那也是合理的筛选。学术本来就是精英的事。"

我没接话。不是不想接，是知道接了也没用。

那天散会的时候，我的方案被搁置了。老周说"再研究研究"，意思就是不通过。

我走出会议室，走廊里的日光灯嗡嗡响着。李秋月恰好从楼梯口经过，手里抱着一摞书。看见我，她停下来，叫了一声："潘老师。"

她看了我一眼，像是想问什么，又没问。

"调剂的事，你不用急。"我说。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淡，像是一块布上面压了太重的东西，提起来的那一下。

"潘老师，我妈让我回家。说镇上的小学缺老师。"

她说完这句话，把书抱紧了一点，侧身从我旁边走过去了。

我站在走廊里，日光灯嗡嗡地响。

后来我查了一下郎咸平那段视频的评论区。点赞最高的那条写的是："郎教授说了真话，中文确实落后，承认自己落后不丢人。"

我把手机放下了。

承认自己落后，不丢人。但你连自己语言的文脉都看不见，你叫什么进步？

那天下班我路过校门口的公告栏，研究生录取名单贴出来了。李秋月的名字不在上面。

名单上的名字，我数了一下，十二个人里，有九个本科来自头部重点高校，七个来自省会城市。英语平均分71分。专业课平均分221分——比李秋月低了25分。

她被筛掉了。不是因为她不够好，是因为她没有那套资源。

过了几天，李秋月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就一句话："潘老师，我回家了。镇上小学缺英语老师，我先去教着。"

后面跟了一个句号。

我盯着那个句号看了很久。一个用中文打出来的句号。她用中文告诉我她的人生走向，用中文告别。但接下来，她要去教的是英语。

因为镇上小学缺英语老师——她英语不好，但在那个镇上，她已经算最好的了。

我没有回。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说什么。我想起郎咸平在视频里那副自信的嘴脸，"中文表达不了高端逻辑"，"只有英文才能精准阐释"。

一个手握话语权的学者，站在镜头前，把英语捧上神坛，把中文踩在脚下，然后指责那些反对全民英语内卷的人"狭隘"、"阻碍进步"。

他不会看到李秋月。他看不到一个农村女孩用三万字记录她奶奶的方言，被38分英语挡在门外。他看不到一个镇上的小学，最缺的是语文老师，但偏偏招到的是英语老师。

他看不到的是：真正被英语筛掉的，不是学不好英语的人，是根本没有条件学好英语的人。

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为他活在一个英语至上的世界里，那个世界里没有李秋月，没有织金县，没有掉漆的录音笔，没有翻录了不知道多少遍的磁带。

那个世界里只有标准、只有指标、只有他自己定义的"高端"。

我关掉手机，桌上还摊着李秋月的成绩单。英语38分。专业课246分。

我把它收进了抽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