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啃老族如何成为千古传奇？

一

嘉靖十九年，武昌贡院。

秋闱第三场，天还没亮透，一个面色青白的青年被人从号舍里架了出来。

他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直裰，咳嗽声一声紧似一声，像是要把肺从胸腔里撕出来。

旁边的巡场军士皱着眉往后退了半步——这年头，在贡院里病倒甚至咽气的考生，哪个省没出过几个？

一场乡试三场九天，号舍逼仄，饮食粗劣，身子骨弱的，撑不住的多了。

那青年被放在贡院外墙根下，靠着冰凉的砖壁，大口大口地喘气。

他摸了摸贴身的考篮，里面还剩几块干硬的饼，和一本翻得快要散架的《四书章句》。

一个路过的同乡考生认出了他，低声说了一句：“东璧兄，你咳得这样厉害，何必再来？”

他没有回答。

眼睛望着天上灰蒙蒙的云，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再考一次。

最后一次。”

这个青年叫李时珍。

那一年，他二十二岁。

这是他第三次到武昌参加乡试。

第一次在十七岁，因为眼疾发作，看不清卷面上的小字，交了白卷。

第二次在三年前，考前染了风寒，人烧得糊里糊涂，卷子上的墨团比字还多。

这一次，他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咳嗽，乡里郎中说是“骨蒸”——皮肤发热，多痰，全身无力，拖到今天，连走路都发虚。

结果没有悬念。

第三次落榜的消息传回蕲州东门外的瓦硝坝时，李时珍正在父亲李言闻的诊室里帮着抓药。

一个来看病的乡邻顺嘴把这个消息带了过来。

诊室里的空气顿了一下。

李言闻没有说话。

他的手稳稳地捏着戥子，称好一钱甘草，倒进纸包里，包好，递给病人，嘱咐了煎法。

等病人走了，他才转过身来，看着已经站起身来的儿子。

父子俩对视了很久。

李时珍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爹，我不考了。”

李言闻的手垂了下来。

二

这话要从头说起。

正德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518年的盛夏，蕲州东门外瓦硝坝村的李家添了第三个孩子。

据明末清初蕲州人顾景星在《白茅堂集》中所收《李时珍传》记载，这个孩子出生时，“白鹿入室，紫芝产庭”。

这自然是后人的附会，但传说的流传本身说明了一件事：这个孩子的降生，在当地人看来不寻常。

顾景星还写道，这孩子“幼以神仙自命”——小小年纪，就常以神仙自比。

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是蕲州一带颇有名气的医生。

他的医术有多好？

蕲州的老百姓说“能治百病”。

李言闻还曾担任过“太医院吏目”这个职务——一个从九品的小官，说到底不过是太医院里跑腿打杂的末流。

干了几年，升迁无望，索性回了老家，一边行医一边读书。

在明朝，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

李言闻自己是读书人出身，中过秀才，还以“岁贡生”的名义被保举到国子监读过书，却终究没能沿着科举的阶梯往上爬。

他把这个遗憾变成了对下一代的期望。

在他的规划里，大儿子李果珍继承医业，聪明的小儿子李时珍去考功名。

李时珍五岁就被送进私塾，攻读四书五经。

家中并不宽裕——母亲张氏体弱多病，祖母健在，一家人的生计主要靠李言闻出诊的收入勉强维持。

但李时珍从小喜欢的不是经书。

蕲州地处长江中游北岸，周围有凤凰山、麒麟山、大泉山，山间草木繁盛，湖泊星罗棋布——赤东湖、马口湖、雨湖，将蕲州点缀得如同一幅水墨画。

李时珍家在瓦硝坝，出门不远就是雨湖，湖面约有二十多里宽。

他不爱在私塾里背“子曰诗云”，却总往田野里跑，捉虫、采花、捕蝶，对着父亲药柜上那些画着草药的图册看得入迷。

父亲接诊时，他常常蹲在角落里，竖着耳朵听父亲怎么问症状，怎么断病因，怎么开方子。

但在父亲面前，他从来不敢说自己想学医。

十四岁那年，李时珍不负父望，考中了秀才。

这是李家的光荣——李言闻当年考秀才考了多次，好不容易才中了一个。

儿子一次就过，说明这孩子是读书的料。

但接下来的路就不好走了。

明代科举，秀才只是起点。

要通过乡试成为举人，才有可能进入仕途。

李时珍十七岁第一次赴武昌乡试，因为眼疾发作，落榜。

第二次是嘉靖十六年，依然名落孙山。

两次失败之后，他娶了同乡大户人家的女儿吴氏为妻。

吴氏不反对他继续考，还时常鼓励。

但李时珍的身体越来越差。

到了第三次赴考前夕，他病倒了。

据蔡东藩等后人整理的史料记载，他染上了“骨蒸”之症——因为受了风寒，长期咳嗽，皮肤发热，多痰，全身无力。

以今天的眼光看，大约就是慢性的肺部感染。

他带着这样的身体，第三次走进了武昌贡院的号舍。

三

从武昌回到蕲州的那个秋天，李时珍做出了改变一生命运的决定。

他跪在父亲面前，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被多种文献记录下来，原文是：“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

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

李言闻沉默了很久。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学医意味着什么。

他自己行医几十年，在蕲州算是名医了，但“名医”这两个字在明朝的官僚体系里什么都不算。

医生被归入“方技”，与算命、看相的人排在同一档次。

一个医生哪怕医术再高，碰上官府的人，也得低头。

他曾经努力考科举，失败；进国子监读书，好不容易当上太医院吏目，又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辞了官。

回到蕲州后，为了维持生计，他在离家不远的玄妙观设了一个固定的医疗点，日复一日地坐诊。

但他也看出了这个儿子身上的另一种东西。

李时珍的记忆力惊人。

他少年时读书，往往过目成诵。

家里的医书远远不够他读，李言闻便带着他去蕲州城里的顾家和郝家借书。

顾家的主人顾问，是嘉靖十七年的进士，也是李时珍的老师。

顾家藏书丰厚，李时珍如鱼得水，一头扎进去就是好几年。

当时的人说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这话或许夸张，但从《本草纲目》中征引文献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包括经史百家、诗词杂文、历代医书药典——他的阅读量确实不是常人所能企及。

更关键的是，他有一种李言闻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不盲从。

蕲州一带流传着一类病例，让李言闻头疼不已。

有些江湖郎中开的药方，看着没错——药方就是抄自古本草书，字字有据。

可病人吃了，不是病情加重，就是直接送了命。

有一次，李时珍帮父亲接诊，一家人拖着一个江湖郎中来评理。

那郎中开的药方里有一味“防葵”，是古书上记载的常用药，但病人服后很快就死了。

郎中辩解说自己没有用错，他确实按照书上写的开的。

李时珍把古书翻出来核对——方子没错，剂量也没错。

错的是什么？

错的是那本古书。

这件事像一根刺扎进了李时珍的心里。

后来他又发现，另有一味叫“黄精”的补药，在古书里被说得神乎其神，说常服可以延年益寿，但有病人吃了之后莫名其妙就死了。

类似的事一桩接一桩。

李时珍渐渐明白了一个让他后背发凉的事实：千百年来，无数人奉为圭臬的本草典籍，里面充满了错误。

有些药物被张冠李戴，比如人参和党参被混为一谈；有些药物被凭空捏造，比如把水银说成无毒、甚至可以久服成仙。

这些错误背后，是一条条人命。

李言闻看着跪在地上的儿子，最终点了点头。

他说了一句后世常被引述的话：“你为自己选了一件该做的事，可也是一件最难做的事。”

四

弃儒从医之后，李时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关进了书里。

他的阅读范围之广，从后来《本草纲目》所引用的书目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上自战国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下至明代当代的各种方书药典，旁及经史子集、方志笔记、诗词歌赋，总计八百余家。

有些书在蕲州找不到，他就托人从武昌、南京的书肆里买。

有些书被别人借走不还，他就亲自上门去抄。

与此同时，他跟着父亲出诊。

蕲州周围的山川田野，成了他最早的药圃。

他辨认每一株草药的形态，记录它们的生长习性，对比古书上的描述和实物的差异。

遇到拿不准的，他就带着干粮上山，一待就是好几天。

他的医术很快超过了父亲。

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李时珍三十三岁。

蕲州发生了一件事：富顺王朱厚焜的儿子得了一种怪病，喜欢啃灯花，吃生米，还偷偷抓泥土往嘴里塞。

王府里请了不知多少医生，开了不知多少方子，一点用都没有。

后来有人推荐了李时珍。

他诊脉之后，判断是腹中有虫，用了杀虫的药物，病就好了。

这件事让李时珍的名字传出了蕲州。

不久之后，武昌的楚王朱英裣也听说了他。

楚王有个儿子，某日突然昏厥，不省人事，府里的医官们束手无策。

楚王派人来蕲州请李时珍。

李时珍赶到后，详细诊察，认为病邪在胸膈之间，需要用催吐之法将痰涎排出。

这是风险极大的治法，但李时珍判断准确，用药后果如所料，世子将一大摊污秽之物吐了出来，人随即苏醒。

楚王大喜，当即聘李时珍为楚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

这是李时珍人生中第一次进入体制内。

在楚王府的日子是安稳的。

待遇不低，工作清闲，主要职责就是保障王府上下的医疗保健。

但李时珍在这个位置上并没有待太久。

他在楚王府期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读到了更多的藏书和接触到更广的药材来源。

王府的藏书远非蕲州顾家、郝家可比，其中有不少是他在外面根本看不到的珍本医书。

同时，王府的“良医所”里存放着各地进贡的药材，许多他只在书上见过名字的药材，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实物。

五

嘉靖三十五年，楚王将李时珍推荐到了北京太医院。

太医院是明朝最高医疗管理机构，汇集了全国最顶尖的医官和医士。

但对李时珍来说，这里更像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和药材标本室。

太医院的“寿药房”和“御药库”里，存放着来自全国各行省的药材，许多还附有产地、采集时间、炮制方法的详细记录。

李时珍利用一切机会翻阅院藏的医学典籍，其中有些是宋元时期的珍本，外面早已失传。

但更重要的，是他在太医院看到了一个让他夜不能寐的事实。

太医院的药库里，同样堆满了因为药材辨识错误而报废的贡品。

有些药材，产地明明在上千里之外，却被当作另一味药送来；有些药材，同一种东西在各地的叫法完全不一样，入库的时候要么张冠李戴，要么重复登记。

李时珍曾经多次向院使提出，应当逐一分辨草药的名实，编写一部新的本草书，把历代沿袭的错误纠正过来。

但每一次建议都如石沉大海。

太医院的医官们更关心的是如何伺候好皇帝和各位藩王，而不是去搞什么修本草的“苦差事”。

更有甚者，有人在背后讥讽他：“一个从湖广乡下地方来的奉祠正，也配修本草？”

李时珍没有争辩。

他在太医院待了大约一年，然后告病还乡。

辞官的消息传回蕲州，不少人觉得可惜。

太医院院判的品级虽然不高，但毕竟是京官，将来升迁的路子有的是。

李言闻的老友、蕲州乡绅郝守珍也来劝他，说你在太医院好好干，说不定能混个院使当当。

李时珍只是摇头。

他回到蕲州时，年近四十。

家里并不富裕。

父亲年事已高，诊室的收入勉强够一家人糊口。

妻子吴氏操持家务，儿子们还小。

李时珍白天出诊，晚上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对着从各地搜集来的本草书籍，一条一条地比对、考证。

他的书桌上堆满了纸片，每一张纸上都写着一种药物的名称和相关信息——来自不同书籍的记载、他自己采药时的观察、从渔夫樵夫药农那里听来的偏方。

他要做的事，在当时的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六

从嘉靖三十一年前后开始，李时珍正式踏上了重修本草的漫漫长路。

他给自己的目标极为明确：要在前人基础上，编一部“一物一名、一名一物”的本草书，把历代典籍中相互矛盾、张冠李戴、凭空捏造的内容逐一清理干净。

但他很快发现，只靠读书，做不成这件事。

古书上说“远志”这味药，叶如麻黄，根如蒿根。

李时珍在蕲州的山里找了很久，找到了当地药农所说的“远志”，叶子却跟麻黄完全不同。

他又去翻别的书，另一本书上画的远志又是另一个样子。

到底哪个是真的？

他决定自己去找答案。

从嘉靖四十四年左右起，李时珍开始了他长达数年的实地考察。

他带着学生和儿子李建元，脚穿草鞋，身背药篓，先后到过武当山、庐山、茅山、牛首山，足迹遍及湖广、江西、安徽、河南、河北、江苏等地。

他拜渔人、樵夫、农民、车夫、药工、捕蛇者为师，每到一处，就问当地人：这味药你们叫什么？

怎么用？

有没有亲眼见过？

他不是走马观花。

在武当山，他为了寻找曼陀罗花，在山中转了不知多少天。

曼陀罗花在古书上有记载，据说可以用于外科麻醉，但语焉不详，有的说“笑采酿酒饮，令人笑；舞采酿酒饮，令人舞”，神乎其神。

李时珍终于在武当山的一处山谷里找到了这种植物——独茎直上，高四五尺，叶像茄子叶，花像牵牛花，早开夜合。

他仔细观察了它的形态，采回了种子。

更关键的是，他决定亲自尝试。

据《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七卷记载，李时珍对曼陀罗花做了一次在今天看来仍然令人心惊的实验。

他采下花，按照古书上说的方法酿酒，然后自己喝下去。

他记下了整个过程：喝到半醉的时候，让人在旁边或笑或舞来引导他，果然“笑者饮之则笑，舞者饮之则舞”。

他进一步验证了它的麻醉效果，得出结论：割疮灸火之前，先服此药，就不觉得疼痛。

这部《本草纲目》里，类似的亲身验证比比皆是。

他为了搞清楚大豆是否真能解毒，亲自尝试；他为了验证“防葵”与“狼毒”的区别，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古书，又实地采集标本比对，最终确认古书将它们混为一谈。

七

考察回来后，李时珍闭门著述。

他在蕲州城东门外的雨湖南岸建了一座简陋的房子，取名“薖所馆”，意思是“隐居之所”。

他在这里日复一日地工作，把二十多年间积累的札记、笔记、采药记录、病例分析，按照他自己创立的“纲目”体例，一条一条地整理成书。

他采用的分类法在当时是革命性的。

在他之前的本草书，通常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是所谓的“无毒久服延年”之药，中品是有毒无毒之间，下品是专门治病的“有毒”之药。

这种分类法来源于方士和神仙家的观念，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李时珍摒弃了这套体系，改用“从贱至贵”的分类原则——先矿物，再植物，再动物，最后是“人部”。

植物又按草、谷、菜、果、木的顺序排列。

虽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仍然粗糙，但在十六世纪，这是最接近科学分类的一种尝试。

全书五十二卷，收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附方一万一千零九十六首，插图一千一百零九幅，总计近一百九十万字。

他“三易其稿”，从嘉靖三十一年前后动笔，到万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578年，终于定稿。

那一年，他六十一岁。

八

书写完了，问题才刚刚开始。

李时珍把书稿誊抄清楚，装进竹箱，背着它去了南京。

南京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刻书中心，书坊林立，如果有哪家书商愿意刊刻这部书，那它就有可能流传开来。

他找到了几家书坊，把书稿递上去。

书商翻了翻，还给他。

理由很直接：第一，这部书太厚了，五十二卷，刻版要花好几年，成本太高。

第二，医书的读者本来就少，这部书又不是实用处方集，而是考辨性质的著作，谁要买？

第三，书里还有反对炼丹求仙的内容，万一得罪了信这个的达官贵人，那不是自找麻烦？

李时珍在南京待了一阵子，一无所获。

他又去了别的地方，得到的答复大同小异。

这部耗尽了他半生心血、用尽了家中所有财力的书稿，就那样静静地躺在竹箱里。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

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

李时珍七十二岁。

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咳嗽的老毛病一直没有好。

但他做了一个决定：去太仓，找王世贞。

王世贞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在士林中的声望极高。

如果他能给《本草纲目》写一篇序，这部书的身价就完全不同了。

李时珍和王世贞并非素不相识——王世贞曾在湖广任职，而李时珍的家乡蕲州正是湖广辖地。

但此前的见面与这次不同。

李时珍背着书稿，从蕲州一路到了江苏太仓。

据史料记载，他到达王世贞的弇山园时，王世贞正在园中读书。

李时珍解下竹箱，取出书稿，摊在桌上。

王世贞一页一页地翻看，从上午看到下午，从下午看到掌灯。

那天晚上，王世贞留李时珍在弇山园住下。

他在序中写道，这部书“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不仅是医家之书，“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也”。

他还引用了“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这样的典故来形容这部书的丰富。

这篇六百多字的序，被后人誉为医籍序文中的上乘之作。

九

有了王世贞的序，南京书商胡承龙终于决定刊刻《本草纲目》。

但刊刻一部近一百九十万字的巨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刻工们要从头到尾雕版，一个字一个字地刻。

这一刻，就是三年。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书板刻成。

胡承龙开始印刷。

也就在这一年，李时珍在蕲州雨湖畔的家中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他最后的日子是在薖所馆里度过的。

家人说他仍然每天到书房里去，有时翻翻旧稿，有时看看新刻的书页——那是胡承龙从南京寄来的样张。

他的儿子李建中、李建元、李建木，以及几个孙子，都在帮着校对书稿。

金陵本《本草纲目》的“辑书姓氏”一页上，留下了李时珍和四个儿子、四个孙子的姓名——这部书是一家三代人的心血。

他没有等到成书印出来的那一天。

十

《本草纲目》在南京刻印完成后，很快引起了轰动。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也就是李时珍去世后的第三年，金陵本《本草纲目》正式印成。

这部书从南京传到了北京，传到了各省的书坊，又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

一百多年后，它被译成日文、法文、英文、德文、俄文，在欧洲的科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多次引用了《本草纲目》的内容，称它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他在研究人工选择的问题时，引用了《本草纲目》中关于金鱼、鸡、牡丹等动植物的记载作为例证。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在本草书中登峰造极的著作《本草纲目》。”

他还说，李时珍“达到了与伽利略等人等同的水平”。

鲁迅在读到《本草纲目》时也写过：“含有丰富的宝藏”，“是极可宝贵的”。

而在蕲州本地，顾景星在《白茅堂集》中为李时珍作传，开篇第一句就是：“李时珍，字东璧，蕲州人。

父言闻，孝友，以医为业，王侯重之。”

他在传末感慨道，像李时珍这样“文质彬彬、热爱医学、不慕荣华富贵、通达高深道理、聪明仁厚、医道成熟又成就高的人，天下谁人能和他媲美呢？”

十一

李时珍去世后，安葬在蕲州城东南雨湖的南岸。

墓前立着两块石碑，东侧是他与妻子吴氏的合葬墓，西侧是他父亲李言闻与母亲张氏的合葬墓。

两块墓碑的底径都是六米，高约两米。

雨湖的湖水，他看了一辈子。

年少时在湖里嬉戏，中年时在湖畔著书，晚年时在湖边散步。

他的书斋叫“濒湖”，他的号叫“濒湖山人”。

他的一生，就像雨湖的水一样——看似平静，深处却有暗流在涌动。

那个在武昌贡院外咳得直不起腰的二十二岁青年，那个跪在父亲面前说“身如逆流船”的秀才，那个背着竹箱在南京城一家一家敲书商门的中年人，那个在弇山园里等王世贞翻完最后一页书稿的白发老人——是同一个人。

他在世人的眼里，曾经是一个“啃老族”。

二十多岁的人了，还靠父亲养着，读的那些书在旁人看来毫无用处。

科举不中，学医又是“贱业”，按照当时的标准，他就是一个失败者。

但他选了自己的路。

一条逆流的船，他撑了五十四年。

雨湖的水还在流。

湖岸边，薖所馆的遗址上，如今立着一座纪念馆。

馆前的院子里种着各种草药，有的开着细碎的花，有的结着不知名的果。

风吹过来的时候，草叶沙沙作响，像是在翻动着一本没有页码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