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五十二岁，跟老公分床睡，我耐不住寂寞，每天晚上都去转转

我五十二岁，和老陈结婚二十七年。我们住在一套不大的两居室里，卧室归他，我睡外面的书房。不是因为吵架，也不是因为谁提出了离婚，只是这些年，床中间像慢慢长出了一道看不见的缝。

那天晚上九点多，我刚洗完碗，老陈在客厅里问我：“你还出去？”

我把围巾绕了两圈，说：“出去转转。”

他没抬头，电视里正播着天气预报。窗外的风把楼道里的感应灯吹得一明一暗。我拿起门边的保温杯，里面是刚灌好的热水，拧紧盖子，出了门。

我每天晚上都出去转转。

起初只是吃完饭下楼，在小区里绕几圈。后来走到菜市场，再后来走到河边。河边有一排长椅，路灯不亮，坐在那里能听见水拍岸的声音。

老陈开始睡客厅以后，我才养成这个习惯。

他有打呼噜的毛病，声音一阵高一阵低，像旧电扇卡住了。以前我推他，他翻个身就停。后来他得了高血压，晚上总要起来量血压、喝水，我怕吵着他，主动搬去了书房。

住久了，他也没叫我搬回去。

每天早上，我们在厨房碰面。他烧水，我煎鸡蛋。我问他要不要加一根火腿肠，他说不用。我说油条涨价了，他说知道了。两个人说的都是些不说也没关系的话。

老陈以前在汽修厂上班，五十岁那年下岗，后来给人看仓库。手上总有机油味，洗好几遍也洗不掉。最近仓库倒闭了，他在家待着，白天修理阳台上的旧东西，晚上看电视。

我在小区旁边的药店上班，下午六点下班，回家做饭。儿子在外地跑工程，一年回来不了几次。去年过年，他匆匆吃完饭就走了，说工地不能没人。

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个。

有一阵子，我每天走到河边，都能遇见一个穿灰色棉袄的男人。他坐在长椅另一头，手里捏着一串钥匙，听收音机。

后来他先跟我说话。

“今天降温了。”他说。

我把保温杯放在膝盖上，说：“天气预报早说了。”

“我没看。”

“那你还知道降温？”

他笑了一下：“看你围巾了。”

他叫老周，退休前开公交车。妻子去世两年，女儿嫁到了南方。他每天晚上来河边坐一会儿，说是家里太安静。

我们没有约过，也没有交换电话号码。只是我到的时候，他常常已经在了。有时候谁也不说话。河边的风从袖口钻进去，我就打开保温杯喝一口热水。

有一次我咳嗽，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润喉糖。

我没接。

他说：“放心，没过期。”

我说：“我自己有。”

那天以后，他每晚都带一颗糖。放在长椅中间，不问我吃不吃。

我没有告诉老陈。

一开始是不想解释。后来是怕他问：“一个男人？”

我不想听见自己回答“是”。

有天晚上下大雨，我刚走到小区门口，老陈从楼道里出来，站在雨棚下面。

“去哪儿？”他问。

“买药店的东西。”

“药店都关门了。”

我看了一眼手里的保温杯，说：“那就走走。”

他看着我，脸色很难看。

“你每天晚上都去河边？”

我没说话。

“跟谁？”

雨水从雨棚边缘一串串落下来。保安室的灯亮着，照得他的脸发白。

我说：“跟谁有什么关系？”

他说：“我是你老公。”

“那你以前怎么不问？”

这句话说完，我们都安静了。

他转身回了楼。我在雨里站了一会儿，才慢慢跟上去。

那一晚他没有看电视，也没有睡客厅。他关了卧室门。我在书房坐到半夜，听见他在里面翻抽屉，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很重。

第二天早上，他没有煎鸡蛋。

桌上放着一张纸，是物业发的调解通知。楼下有住户投诉，说有人深夜在河边大声说话，影响休息。老陈在纸的背面写了一行字：晚上别出去了。

我把纸折好，放到他面前。

“你去找物业了？”

“我不想让别人看笑话。”

“什么笑话？”

他抬头看我，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你自己知道。”

那天晚上，我没有去河边。我在家拖地、擦窗、整理衣柜。老陈坐在客厅里，一直看同一集电视剧。剧里的人哭，他没有换台。

九点半，我听见他咳嗽。

十点，我听见他起身。

十一点，他打开了门。

我从书房出来，看见他拿着外套站在玄关。

“你也出去？”我问。

他愣了一下，说：“仓库有点东西没拿。”

“仓库不是倒闭了吗？”

他的手搭在门把上，半天没有动。

我没追问。他穿上鞋走了。

过了几天，我在他外套口袋里摸到一张车票。是去城北公墓的公交车票，时间是晚上九点十七分。

那天夜里，我没有去河边，坐在客厅等他。

十一点四十，他开门进来，鞋上全是泥。

我把灯打开。他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只旧手机。

“你去哪儿了？”我问。

他没回答，先换鞋，把那双沾泥的鞋摆得整整齐齐。

我说：“是去看咱儿子吗？”

他的动作停住了。

儿子十八岁那年出了车祸。那天老陈正在上夜班，我在药店加班。医院打电话的时候，谁也没想到那句“请家属尽快过来”，会把一个家劈成两半。

葬礼以后，老陈不再提儿子。我提起一次，他摔了手里的碗。

他说：“提他能回来吗？”

从那以后，家里多了一条规矩，不说儿子。

可我知道，他每年儿子的忌日都会去墓地。后来变成每个月，再后来变成每周。只是他从来不承认。

他把旧手机放在鞋柜上，屏幕亮了一下。里面是儿子生前发来的最后一条语音，声音很年轻，带着笑。

“爸，等我回来给你换个手机，你这个太旧了。”

老陈坐在凳子上，低着头，手指一直摩挲手机边缘。

“我那天没接到电话。”他说。

这是他第一次说起那天。

“我在仓库卸货，手机放在柜子里。等我看见的时候，已经晚了。”

我坐到他对面。

他说：“你后来问我为什么没接。我知道你不是怪我，可我听着就像是在怪我。”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所以你也别问我晚上去哪儿。”他又说。

我说：“那你也别问我跟谁坐着。”

他抬头看我。

过了很久，他问：“那个男人是谁？”

“一个在河边坐着的人。”

“你跟他谈什么？”

“谈天气，谈菜价，谈睡不着。”

他苦笑了一下：“这些话，在家里不能说？”

“在家里说了，你听吗？”

这回他没反驳。

过了几天，老周没有出现在河边。我等到十点多，才听见旁边卖夜宵的老板说，老周住院了，心脏不舒服，女儿还没赶回来。

我下班后去医院看他，带了一袋苹果。老周躺在病床上，手背上扎着针。

“你怎么来了？”他问。

“来看看你。”

“你老公没跟着？”

我说：“他不知道。”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说：“别瞒太久。人到这个岁数，最怕的不是别人误会，是身边那个人连误会都懒得有了。”

我回到家时，老陈正在厨房洗保温杯。

那个杯子用了很多年，盖子上的橡胶圈已经松了，常常漏水。我说扔了换新的，他总说还能用。

他把杯子递给我。

“你给老周送苹果了？”

我一怔：“你跟踪我？”

“没有。”他说，“医院缴费单落在你口袋里，我看见了。”

我低下头。

他又说：“明晚还去吗？”

“去。”

“我陪你。”

第二天晚上，老陈换了一件干净外套。他走得慢，我也放慢脚步。两个人沿着小区外的路往河边走，谁都没说话。

到了长椅旁，他看见我坐过的位置，先用手擦了擦椅面。

“这里风大。”他说。

“坐一会儿就走。”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润喉糖，放在我们中间。

我看着那颗糖，笑了。

“你什么时候买的？”

“药店买的。”

“你知道我不吃甜的。”

“老周吃。”

我转过头看他。

他把保温杯拧开，倒了一杯热水，递给我。

河面黑沉沉的，远处有车经过，灯光一晃就没了。老陈坐在我旁边，肩膀挨着我的肩膀，隔着衣服传来一点温度。

那晚回家以后，他没有回客厅。

他站在书房门口，指了指里面那张窄床。

“要不，”他说，“我把这张床搬回卧室？”

我说：“你不是打呼噜吗？”

“我尽量小声。”

“你尽量也没用。”

他看了我一眼，终于笑了。

后来我们还是分床睡。只是每天晚上，吃过饭，他会把保温杯装满，放在门口。

有时候我去河边，有时候不去。

有时候他陪我。

河边长椅上的那颗润喉糖，也不再是老周一个人带来的了。老陈买糖的时候，常常一买就是两颗。他把其中一颗放在我手边，另一颗自己含进嘴里。

风吹过来的时候，杯盖轻轻响了一声。

这一次，我没有马上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