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感是男人最好的医美”

《无声》

这些年，社交平台上对男性魅力的定义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破碎感、脆弱、阴湿……这些过往被视为破坏男性气概的特质，逐渐被赋予新的魅力和解读空间。

然而，这样的赋魅似乎只停留在社交平台上。回到现实，生活中很常见的场景是，一个男性明明承受着身体病痛，却宁愿拖着不去医院。有人劝他做检查时，他反而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

在《双向奔赴的改变》中，女性主义学者贝尔·胡克斯写道，男性被要求强大、独立、不能示弱，甚至连生病、疼痛和求助，都可能被视为一种失败。

过往关于性别的讨论，常常聚焦于女性身体如何被系统规训。容易被忽略的是，男性身体同样会被制度塑造。只有看清父权制度如何把身体、尊严与男性气质捆绑在一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看似属于男性个人的选择，背后其实有着更深的社会规训。

而这套规训如何形成，又如何影响男性对待自己的身体？

作者｜杨芮

来源｜看理想节目《从痛苦中松绑的30次尝试》

01.

害怕生病的男性

我的爸爸是一个很害怕生病的人。这里的“害怕生病”，不是说特别怕疼，而是怕“被说成生病”。每次我提醒他该去做一些检查，哪怕症状已经明显影响了生活，比如牙疼、痔疮，他都很抗拒。

我以前以为，他只是不愿意麻烦我或者担心花钱。也许这是他的顾虑之一。可是我爸爸去世以后，我妈妈才告诉我，他从年轻时开始就一直很害怕生病。不管是摔倒后下巴磕出一个大口子、流了很多血，还是平日里头疼脑热，他都不愿意去医院。

我也想起，小时候爸爸总是很骄傲地说自己从来不感冒，好像“不感冒”是一件值得颁发奖章的事。

后来和朋友们聊起家里的烦恼，我发现这并不只是我爸爸的个人性格。很多男性长辈对生病和看病的态度出奇地一致。他们不仅逃避看病，甚至只要你指出他们可能生病了，他们要么连连否认，要么说只是小毛病，吃点好的就补回来了。

让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这种反应里强烈的被冒犯感。说他们生病，好像是在侮辱他们的人格。有时我甚至觉得，对一个男人说“你身体不好”，比说他“不尊重女性”，更能激起他的愤怒和反击。

《忘了我记得》

这种观察也能在研究中找到一些对应。2026年一项纳入27项研究、共465,805名中国成年人的荟萃分析发现，男性的高血压患病率高于女性，分别为男性39.5%和女性 33.7%；但在已经患有高血压的人中，男性接受治疗的比例反而更低，分别为男性41.1%和女性47.4%。更早的全国调查也记录了这种性别差异。

2013年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中，男性的两周就诊率为11.9%，女性为14.1%；在15岁及以上人群中，过去一年接受过健康检查的比例分别为男性41.7%和女性44.8%。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临床统计显示，男性患病人数更多，就医比例却比女性低 28%。如果把心理问题纳入进来，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求助差距更加明显。

天津精神卫生调查对11,748名成年人进行了代表性抽样，其中符合精神障碍诊断的人只有15.7%曾经寻求过任何形式的帮助；控制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和疾病类型等因素后，女性求助人数是男性的2.89倍。

这样的回避，最终可能要以健康甚至寿命为代价。2024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而目前可核查的官方性别分项数据来自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男性为75.37岁，女性为80.88岁，相差5.51岁。研究者估计，1953年男女预期寿命分别为44.54岁和44.58岁，差距几乎可以忽略；到2035年可能进一步扩大到7岁。

不到一个世纪，“男人更短寿”从一个几乎不存在的差距，变成了一道显著的结构性鸿沟。当然，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男人不愿看病：意外伤害，以及吸烟和其他高风险行为同样非常重要；但延迟检查和治疗，仍然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我们的文化中，关于男性生病，或者说身体健康的叙事，是如何构建的？为什么“身体不好”和“人格尊严”之间，会被焊上一条隐秘的连线？这条链条是在哪里、被谁、用什么方式锻造出来的？

02.

从文弱书生到东亚病夫

在大家的印象中，传统文化要求男性作为家中的顶梁柱，必须强壮、阳刚。这是传统期待，也是现实要求。但是，回顾中国历史会发现，以儒家为中心的文化所推崇的男性气质，强壮并不占据很核心的地位。

古代文化里常常提到的理想男人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白面书生，是才子。古人形容一个男人出众，说的是“满腹经纶”“出口成章”，而不是“力大无穷”“可以一个人打十个”。

有学者形容，直到十八世纪早期，中国江南地区的男性精英所推崇的男性气质，是艺术的敏感、身体的纤弱、情欲的热烈，甚至自我放纵；这些特质优先于身体的力量和勇武。

研究中国男性气质的学者雷金庆把中国男性气质概括为“文”与“武”，并指出，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文”的地位高于“武”。“一介武夫”不是好话；而书生哪怕文弱、病恹恹的，也可以成为欲望的对象。《西厢记》里的张生、《牡丹亭》里的柳梦梅，都是大家熟悉的例子。

《西厢记（1965）》

另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男性气质的宋耕在《文弱书生》的开篇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戏曲《白蛇传》在海外巡演时，男主角许仙原本由“小生”扮演。中国传统戏曲里的小生，桃腮杏脸、举止妩媚，还会用假嗓唱高音。可是西方观众看到这样的男主角会哄堂大笑，觉得他太“娘”了，于是剧团不得不改用“老生”来演。

但那个让西方观众发笑的小生，在传统中国并不是男性气质的例外。宋耕说，才子代表了理想型异性恋文学中所有被期许的男性特质。纤弱、秀美、多情，并不妨碍他成为故事里被爱慕的男人。

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男人都崇尚壮汉”，“古代男人都崇尚病弱书生”。历史不是一条直线。雷金庆在《男性特质论》里提到，唐代男子同样崇尚身体力量，文官武将都会练习射箭、骑马、剑术和拳术；明代强健的男子也依然受到欢迎。清代汉族文人阶层才更明显地把运动视为粗鄙，并塑造出苍白、瘦削、多愁善感、遇到挫折便生病的理想情人。

倒不是说古代男人不强壮，而是说在中国传统里，强壮的身体并不是男性获得尊严的必要条件。“文”也不仅是一种审美气质，还是一条实实在在的上升通道。科举制度让文变成男性向上流动的资本，一个人可以没有武力，却凭借笔墨进入权力中心。

我参与性别话题讨论多年，每当讨论男性气质的多样时，评论区总会出现一种声音：“对啊，就是因为他们太文弱了，所以宋朝才被灭了。所以我们才会被吃肉喝奶、人高马大的西方人侵犯掠夺。弱小就是会被欺负。”

在现代社会，越讨论男性气质的多样性，那种“体弱所以挨打、所以灭国”的声音就越大。大家好像很难单纯接受和欣赏“文弱”这种气质，而必须立刻把它放进一个关于国家存亡的故事里审判：文弱很好，但是国家会亡。要保家卫国，就不能再依靠和推崇那样的男子汉气概。

为什么大家头脑中会共同冒出这样相似的声音？这种把身体，特别是男性身体，与国家存亡捆绑起来的信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不得不提到一个近代的关键人物：梁启超。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尚武》，把中国男人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他说，中国读书人从小就“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每天趴在书桌上，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眼睛读坏了，还没成年就弯腰驼背。

他还提到，中国男性平日里又被人伺候惯了，衣食起居样样依赖别人；社会不但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反而“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

等到这些男孩长大，又有人沉溺房事、吸食鸦片，把身体消耗得脸色枯槁、脚步虚浮。看上去是个“大丈夫”，实际却“弱于少女”。最后，梁启超下了一个近乎诅咒式的结论：全体中国人里，竟然找不到一个体格完备的人。

《人生若如初见》

这段话当然有夸张的成分。梁启超不可能真的检查过所有中国人的身体，也不可能知道其中有没有健康的人。但是他创造了一幅关于中国男性的羞耻图景：低头、驼背、苍白、虚弱，既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战斗能力。过去受到欣赏的书生身体，在这里变成了国家衰败的证据。梁启超一百多年前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公众今天对晚清中国人的印象。

梁启超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种不强，国将何赖？”如果中国男人都是这样的身体，国家还能依靠谁？谁去劳动，谁去当兵，谁去抵抗外敌？

身体的衰弱在这里不再只是一个人的不幸，它还意味着这个人没有尽到对国家的责任。一个男人的身体是否强壮，开始决定他有没有用、是否可靠，甚至是否配得上“大丈夫”这个称呼。

03.

把国民的身体练成国家的力量

《历史、身体、国家》的作者黄金麟认为，甲午战争是中国身体观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最先想到的是造船、造炮、办工厂：既然西方的武器比我们先进，那就学习他们的技术。

甲午战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又认为，只改器物还不够，必须改变政治制度。但随着改革接连受挫，人们开始继续向下追问：如果武器改了，制度也试图改了，中国仍然不能变强，那么是不是连组成中国的“人”也出了问题？

康有为有一段话很能说明这种变化。他说：“昔者之国争，在一君一相一将之才；今者之国争，在举国之民之才气心识。”以前两个国家打仗，胜败主要看皇帝、宰相和将军有没有本事；现在比的是整个国家所有人的能力。中国输给日本，不再只是几个将领不如日本，而是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国民。

这样一来，战争失败的责任就从朝廷、军队和统治者身上扩散开来，落到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体上。你身体不好，是国家的体质不好；你胆怯、懒散、不守纪律，是整个民族缺乏竞争力；你喜欢安静地读书，不愿意战斗，也可能被看作国家衰亡的原因。

严复所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也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力”不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肌肉和身体素质，也包括人口、劳动能力、行动能力，以及一个民族组织起来的力量。

但在当时的救亡论述里，体力是民力的基础。国家不能只拥有很多人口，还要把这些人的生命、劳动和身体能力转化成国力。连以“打破传统束缚”著称的谭嗣同，也主张中国人改变过去崇尚安静、柔顺的身体，培养“威力、奋迅、勇猛、大无畏、大雄”的气质。

这些人对未来中国的想象有很多差异，却逐渐接受了同一个前提：要改造国家，必须改造人；而要改造人，就必须改造身体。

1902年，蔡锷以“奋翮生”为笔名发表《军国民篇》。他说，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如果不能把军国民主义普及到四万万国民，中国就真的可能灭亡。

这里的“军国民”，不是说国家只要多训练一些职业军人。它想要的是“全民皆兵”：军人和国民不再是两种人，每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要具有军人的体格、精神和纪律。蒋百里随后翻译介绍日本的军国民教育，甚至说：“军人耶，国民耶，则一而已矣。”你可以没有穿军装，但你的身体和精神都应该随时为战争做好准备。

《人生若如初见》

今天被抨击的“军国民主义”，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眼里是抵抗侵略、避免亡国的方法。也正因为它以救亡的面目出现，把身体交给国家的要求才更难被拒绝。

当时的人提出，这件事要从学校、社会和家庭一起做起。学校要教学生行军、野外演习、射击、击剑、游泳、划船和登山，也要向学生讲兵役义务、战争史和名将传记；社会要为勇士树立铜像，通过报纸、戏剧、小说、绘画和歌曲培养尚武精神；家庭则要生育和养育体格健全、能够独立生活的孩子。一个人从出生、上学到日常娱乐，都可以被纳入这场身体改造。

1906年，清政府学部正式把这些想法写进教育宗旨。它要求中小学教科书渗透军国民主义，让儿童从小“熟见而习闻”。国文、历史和地理课要讲海战、陆战，给学生看炮台、军舰和旗帜；音乐课要把国家的战争和为国战死者的事迹编成歌曲；年幼的孩子通过游戏体操发育身体，年纪稍大的学生则练习兵式体操，以此训练秩序和纪律。

当时的一首学堂歌曲唱得更加直白：“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得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一个孩子每天为什么要操练身体？是因为他的身体将来要上战场。锻炼身体和为国立功。

军国民教育不只发生在体育课上。一个孩子在语文课里读什么故事，在美术课上画什么图，在音乐课上唱什么歌，崇拜怎样的英雄，怎样站立和行走，都在帮助他理解自己的身体应该属于谁，又应该拿来做什么。

清朝灭亡之后，这套教育思想没有跟着消失。蔡元培担任民国教育总长时，也认为军国民教育是当时不能不采用的教育。

1915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要求教育部用军事动作、军事知识和军用规则训练中小学生。教育家贾丰臻甚至主张，寄宿学校应当按照军营来管理，通过严格的时间表和空间安排控制学生的生活，并以淘汰的方式，把那些体格虚弱、被认为“不堪造就”的学生筛出去。

所谓“不堪造就”，已经不只是在说一个学生身体不好。身体弱的孩子不再被看作需要休息、治疗和照料的人，而是一个没有培养价值的人。身体状况开始决定他配不配继续留在教育体系里，也决定他有没有资格成为国家期待的国民。

《人生若如初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战败，军国民教育也开始受到质疑。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批评兵式教育过度强调服从和杀戮，忽略人的个性和智识发展。

学校不再公开提出要把每个孩子训练成士兵，而开始强调健全人格、公民教育和学生自治。军事化教育不再拥有原来那样的正当性，但通过学校观察、记录和塑造身体的做法没有随之消失。它的目标和语言改变了，规训却更多地进入了学生的日常生活，也从老师的外在命令，逐渐变成学生对自己和同学的检查。

1920年代，一些学校让学生成立自治会、议会、学生法庭和巡察团，由学生自己管理图书、膳食、卫生、体育和纪律。

有的学校组织教室清洁比赛，把每个班的卫生状况评分、排名并公布；学生巡察员负责记录同学打架、损坏公物、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私自离校等行为，再交给教师处理。表面上看，老师退到后面，学生获得自治；但他们也开始替学校观察同学，并学习用学校的标准观察自己。

1930年前后，学校甚至发展出一套“模范学生”标准。低年级学生要养成62项行为，中年级有86项，高年级增加到128项。这些规定采用第一人称来写，不是“学校要求你怎样”，而是“我要怎样”。学生、同学和老师共同填写记录表，再按照公式把一个人的行为换算成百分数。

一个孩子是否清洁、努力、勇敢、节俭、诚实、合作、守秩序，开始变成可以逐项勾选、记录、计算和比较的成绩。学校里也出现了考勤簿、请假簿、旷课簿、操行表、宿舍考查表和各种奖惩记录。一个孩子从身体到人格，都越来越像一份可以不断填写和更新的档案。

这正是学者黄金麟认为“身体国家化”变得更深的一层。国家的要求不再只是外面的命令，而是通过学校、老师、同学和记录表，慢慢变成个人对自己的检查。近代个人看似从家族关系中被解放出来，身体却未必因此真正归还给自己；它同时被要求为国家富强、民族竞争和公共责任服务。

这些听起来和现代的学校管理有某种相似之处。就像军训、广播体操、跑操中，学生穿着相同的衣服，排成整齐的队伍，用相同的步伐经过主席台，接受观看、评比和打分。

还有很多地区的体育中考里，一个孩子的速度、耐力和爆发力被换算成分数，与升学机会联系在一起。运动原本可以让人感受到身体本身的快乐，进入教育评价之后，也会变成另一门必须达标的功课。

我并不是说学校不应该重视体育，也不是说跑步、体操和力量训练本身有问题。让我困惑的是，学校一方面可以让学生长时间坐在教室里，为了学习压下饥饿、困倦、疼痛和上厕所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里突然把所有身体动员起来，要求他们跑得整齐、动作统一、达到标准。

《昨日青春》

这两种对待看上去完全相反，一种不让身体活动，另一种强迫身体活动。但它们可能共享着同一种理解：身体的感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完成任务。为了成绩，身体可以被忽略；为了体育成绩、集体荣誉和意志训练，身体又必须立刻被调动起来。唯独很少有人认真问：你现在累不累？疼不疼？你喜欢怎样活动？又需要怎样休息？

很多人都对这样的画面不陌生：家长和老师向孩子灌输高三规划，其中包括每天自查自省，时刻检查自己的效率，也要管理好情绪，绝对不能“任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硬性规定是：周末必须去做运动。有时候，老师还会跟家长强调，家长必须陪着孩子去，全家一起出动，孩子才会更有积极性。

坐在老师和家长对面的孩子往往面无表情，说话声音也小到听不见，仿佛有种“淡淡的死感”。这是一个很讽刺的画面。

04.

受伤可以光荣

生病令人羞耻

对男孩来说，身体不仅要为学习和考试服务，还承担着另一层性别意义。

一个女孩不擅长运动，当然也会受到嘲笑，也可能因为“女生天生跑不快”而被轻视；但当一个男孩跑不快、怕疼、身体瘦弱或者经常请病假时，人们怀疑的往往不只是他的体育成绩和健康。

大家都很熟悉那些话：“你怎么连女生都跑不过？”“男孩子这点苦都吃不了？”“你身体这么弱，以后怎么保护别人？”身体能力很快就变成了人格证据：跑不动是没有毅力，怕疼是不够勇敢，容易生病则好像说明这个人以后也承担不了责任。

这种判断不只发生在体育课上。很多男孩还没有读过梁启超，不知道“东亚病夫”和强身救国的历史，已经从陈真、黄飞鸿、霍元甲和叶问的故事里看过很多遍：国家受到羞辱的时候，需要一个男人用强健的身体把尊严打回来。

学者李小良分析《黄飞鸿》时指出，电影开场那些赤裸上身、迎着朝阳集体操练的男性身体，以及《男儿当自强》这首歌，把男人为什么必须自强和国家为什么必须强盛放进了同一套语言里。男人要强，才能成为好汉；因为是男人，所以本来就应该自强。

《黄飞鸿》

到了后来的军旅剧和动作片里，时代背景变了，但身体和尊严的关系并没有消失。《士兵突击》里的伍六一可以在选拔中受伤，也可以忍着剧痛继续向前；可当这处伤变成长期的残疾，他却不能接受自己继续留在部队，说“部队哪有瘸子当兵的”。

虽然可以理解部队的需求，可重点是伍六一因为自己不再有健全的身体而感到的很深的羞耻感。受伤时的他仍然是英雄，受伤之后需要被安置和照顾的他，可是他却打心里觉得自己会给部队抹黑。

到了《战狼》，有学者用“男人即国家”来概括这种形象：冷锋强健、可靠、永不退缩的身体，直接被用来表现一个已经强大起来的中国。

需要强调的是，影视剧并不是不允许英雄的身体出问题。恰恰相反，它很喜欢让男人受伤。伤口可以证明他战斗过、承担过、保护过别人；只要他能够带伤上阵，疼痛反而会成为男子汉气概的勋章。可是长期的疾病很难获得同样的意义。

高血压、腰痛、失眠、抑郁和身体机能的衰退，它们不像一场战斗，没有一个可以被打倒的敌人，也没有一个咬紧牙关便能抵达的终点。它们要求一个人停下来，承认自己的身体有做不到的事，甚至长期依赖医生、药物和家人的照顾。英雄可以倒下一次，却不能一直躺在那里；可以被战友背起来一次，却不能长久成为一个需要照顾的人。

一个也许有些冒险的类比是：男孩从小被灌输的“身体能力等于尊严”，和过去女性被灌输的“清白、贞洁等于尊严”，是不是有着某种相似的结构？

这当然不是说，男人和女人在父权制度里承受了同一种伤害，有着相同程度的压迫和后果。可这两种要求都在把一个人的尊严从这个人身上拿走，寄存在某种想象的身体状态上。

女性被要求守住一具不可被“玷污”的身体，男性则被要求维持一具不可被击倒、不可失效的身体。前者必须证明自己仍然纯洁，后者必须证明自己仍然强壮、独立、有用。一旦身体越过那条界线，失去的好像就不只是一种功能，而是整个人的价值。

社会也并不真正善待生病的女性。女性的疼痛经常不被相信，患有慢性病、残障或者衰老的女性也会被抛弃。所谓女性的“柔弱”可以被接受，很多时候只是因为那是一种想象的美丽、安静、不造成麻烦的柔弱。

但相较之下，对女性的规训里至少保留了一些表达疼痛、接受照顾和承认依赖的空间。一个女人说自己害怕打针、身体不舒服或者需要别人陪她看病，不一定会因此失去作为女人的资格。可对许多男性来说，需要照顾、让人看见自己被病痛折磨，本身就可能意味着男性资格和尊严的降格。

一个男孩生病需要打针时，很多家长都会说：“你是男孩子，要坚强，不能哭。”我过去主要把它理解成对男性情感脆弱的不接受。

可是如果把身体也放进来，这句话远不止让男孩把眼泪憋回去。它还在教他怎样理解疼痛，怎样对待身体发出的信号。他明明感到疼，也害怕生病和打针，可周围的大人立刻把这种身体感觉变成了一场性别考试：忍住了，就是合格的男孩；哭出来、表露恐惧，就是不合格的男孩。

这种教育并不需要每天追着一个男孩反复讲。只要在他生病哭泣时，用男子汉的尊严要求他忍住；在他跑不快时，用“还不如女孩”羞辱他；在电视里出现英雄时刻时，告诉他这才是男孩子的榜样；再指着那些瘦弱、畏缩、需要帮助，被丑化为“娘娘腔”或者“药罐子”的男性，提醒他绝不能成为那样的人。

只要这些话出现在他最害怕、最疼、最在意评价的时候，他就会慢慢学会：哪些身体感觉可以说，哪些必须藏起来。

《无声》

男孩被隔绝的可能不只是情感。他也在被训练着不去相信自己的身体。累不算累，疼不算疼，害怕也不能成为停下来的理由。只有当身体真的倒下，或者疾病已经严重到无法否认时，它的声音才终于得到承认。身体依然属于他，但什么样的感觉才算数，什么时候可以休息，什么时候有资格求助，却越来越要由外面的标准决定。

有男性健康研究曾经提出，一些明显损害健康的行为，恰恰可以成为男子气概的证明。拒绝休息、轻视风险、忍耐疼痛、不去看病，并不只是缺乏健康知识；这些行为还可以证明这个男人比疾病更强，不需要依赖别人，仍然控制着自己的身体。于是，男人有时候会牺牲真实的健康，去维护自己看起来仍然健康、强壮和有用的样子。

到了中老年，身体开始出现越来越多无法靠意志逆转的变化。力气下降了，行动变慢了，有些疾病需要终身服药，过去轻易做到的事情忽然做不到了。可是，在很多男性过去几十年里熟悉的语言，只有“扛过去”“补回来”“别矫情”，很少有关于怎样接受、怎样依赖，以及怎样与身体的衰弱有尊严地共处的内容。

社会学研究慢性病男性时发现，疾病给男性带来的身份冲突，常常围绕着几组相反的状态展开：主动还是被动，独立还是依赖，拥有自主权还是失去控制。对于一个一直把自己理解为劳动者、养家者和保护者的男人来说，慢性病改变的不只是身体，也会动摇那些他过去用来回答“我是谁”的东西。

这也许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面对疾病，许多男性长辈身上不只有抗拒，还有一种“如果真的病了，那就全完了”的恐惧。

他们不是没有经历过疾病，而是很少获得一种能够与疾病共同生活、又不必失去男性尊严的方式。他们知道怎样带伤工作，却不知道怎样安心休息；知道怎样忍住疼痛，却不知道怎样向别人描述疼痛；知道康复以后重新站起来是光荣的，却不知道如果再也回不到从前，应该怎样重新理解自己。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 《爱与痛：从痛苦中松绑的30次尝试》第19期，有大量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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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编辑：香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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