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痛悼最器重的爱将罗荣桓：君今不幸离世，国有疑难谁可问？

1963年12月，北京医院，61岁的罗荣桓病逝。消息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悲痛不已，亲自前往向遗体告别。几天后，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写下：“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诗句沉重，点出了罗荣桓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

这份器重，并不是因为罗荣桓善于在台前显露锋芒。恰恰相反，他长期负责的是政治工作、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许多事情不轰轰烈烈，却直接关系军队能不能拧成一股绳。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罗荣桓担任特务连党代表，成为人民军队早期连队党代表之一。那时的他还很年轻，却已经显出一个特点：打仗不能只看枪支和人数，还要看队伍由谁领导、靠什么凝聚。

井冈山斗争中，罗荣桓先后担任连队党代表、营党代表。连队条件艰苦，人员成分复杂，既要行军作战，也要做思想工作。有人对他说：“部队天天打仗，哪有时间做政治工作？”罗荣桓回答：“越是打仗，越不能丢了根本。”这类工作没有硝烟，却决定着部队的方向。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罗荣桓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讨论和起草。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重要原则，解决了红军怎样建设、怎样发展的问题。罗荣桓后来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正是把这些原则落实到连队、机关和干部队伍之中。

有意思的是，罗荣桓并非一路顺遂。1932年宁都会议后，他一度受到排挤，先后到江西军区和红军总政治部工作。职务有变化，承担的责任却没有减轻。扩红、整训、干部教育，这些看似琐碎的事务，关系红军能否补充力量、保持战斗力。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罗荣桓因扩红工作成绩突出受到表彰，并获得银质奖章。长征途中，红八军团遭受严重损失，后来撤销建制，罗荣桓又被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对一个军人来说，这并不是显赫位置，但他没有计较个人升降，而是服从组织安排，继续做最需要有人做的工作。

抗日战争把罗荣桓推到了更大的战场。1937年八路军第115师成立，他任政训处主任，后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林彪负伤离开前线后，罗荣桓与陈光等人指挥部队坚持作战。随后，他成为第115师政委，并率部向山东发展。

山东根据地的建设，最能体现罗荣桓的长处。这里敌情复杂，人口众多，日军频繁“扫荡”，地方武装、主力部队和群众组织必须彼此配合。罗荣桓没有把根据地建设简单理解为扩充兵力，而是同时抓党的领导、基层组织、地方政权和群众工作。

1943年，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并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党政军民工作。他推动主力部队地方化，实行精兵简政，加强连队建设，还提出“翻边战术”，使山东抗日根据地逐渐摆脱被动局面。军事行动背后，是一整套组织能力在支撑。

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部队大批北上东北。1945年10月，罗荣桓抵达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委。东北局势复杂，部队来源不同，地方工作基础也不一样。罗荣桓一面协助林彪抓作战，一面抓干部、抓纪律、抓政治方向。

1946年，他因病赴大连治疗，随后又到莫斯科做了肾脏切除手术。医生建议长期休养，他却在1947年6月返回东北。身体已经受到重创，工作仍未停下。辽沈战役前，围绕作战重点，他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先打锦州的方针，为东北战场的全局转折提供了组织和政治保障。

平津战役期间，罗荣桓不仅参与军事指挥，也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有关工作。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战争年代，他始终把军事行动同政治争取结合起来，既重视战场上的胜负，也重视城市接管、部队纪律和社会秩序。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军队从战争状态转入正规化建设，政治工作也不能照搬过去的办法，他着力推动干部管理、院校建设和思想教育，使人民军队在新的环境下保持党对军队的领导。

1961年，罗荣桓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此时疾病已经严重影响身体，但他仍参与民兵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1963年12月16日，他在北京逝世。12月22日，首都各界为他举行公祭。毛泽东所写那句“国有疑难可问谁”，既是悼念，也是对这位老战友长期担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