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姑娘国内务工十六个月，返乡盖起小楼，村里人眼红羡慕不已

朝鲜姑娘国内务工十六个月，返乡盖起小楼，村里人眼红羡慕不已

我叫金明姬，老家在延边一个叫柳树沟的屯子，挨着图们江，冬天冷得能把人耳朵冻掉。屯子里三十几户人家，大半是朝鲜族，也有几户汉族，都靠种地、养牛过活。前年秋天，父亲上山砍柴摔断了腿，家里积蓄花了个精光，母亲愁得头发白了一半。我那时候刚从延吉的职高毕业，在县城一家朝鲜族饭店端盘子，一个月挣两千二，除去房租吃饭，剩不下几个钱。看着父亲躺在床上唉声叹气，母亲偷偷抹眼泪，我心里跟针扎似的。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咬咬牙，跟母亲说：“妈，我想去南方打工。”

母亲愣住了，半天没说话。她是个典型的朝鲜族女人，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最远就去过延吉。她攥着我的手，指头冰凉：“明姬，你一个姑娘家，跑那么远，妈不放心。”我笑着说：“妈，我都二十一了，又不是小孩子。南方工厂多，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干上一年，咱家就能把债还上，还能把咱家那破瓦房翻新一下。”父亲躺在里屋，听见了，闷声说：“让孩子去吧，总不能让她跟咱们一块儿穷一辈子。”

就这么着，过了正月十五，我背着个蛇皮袋，揣着母亲塞给我的五百块钱，坐上了去青岛的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腿肿得跟馒头似的。到了青岛，我才知道什么叫大城市——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晚上霓虹灯亮得跟白天一样。我在劳务市场蹲了两天，第三天被一家电子厂招进去，做手机屏幕贴膜。流水线，一天十二个小时，站着干活，中间只有半小时吃饭时间。车间里嗡嗡的机器声吵得人头疼，刚开始那几天，我晚上回宿舍躺在铁架床上，耳朵里还在响。

厂里管吃管住，宿舍八个人一间，上下铺，跟电视里演的一样。工友有河南的、安徽的、四川的，也有几个跟我一样是东北的。大家都不容易，都是为了家里那点事出来卖命。第一个月发工资，我数着那四千八百块钱，手都在抖。我留了三百块零花，剩下全寄回家里。母亲打电话来说收到钱了，声音哽咽：“明姬，你爸能拄着拐下地了，他说等他好了，去镇上买点好瓦，把房顶修修。”我听着，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但嘴上笑着：“妈，等我再攒几个月，咱把房子重新盖了，盖个砖瓦房，带暖气的那种。”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我学会了在流水线上偷空歇脚，学会了用最便宜的洗发水，学会了跟舍友合买一袋苹果分着吃。食堂的饭不好吃，土豆炖白菜，难得见几片肉，但我不舍得出去买，一顿省两块，一个月就是六十块。我们车间有个朝鲜族大姐，姓朴，是延边和龙的，看见我总用朝鲜语跟我打招呼，叫我“阿嘎西”。她在这厂里干了三年了，跟我说：“明姬，你刚来，别太省，身子垮了更划不来。”我笑着应着，但该省还是省。我算过账，一个月省吃俭用，能攒下三千八，十六个月，就是六万。在农村，六万块钱，能盖三间像样的大瓦房了。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干了四个月的时候，父亲打电话来说，家里的牛得急病死了。那头牛是家里的半个家当，种地、拉车全靠它。父亲声音沙哑，说：“明姬，爸对不住你，你辛辛苦苦攒的钱，爸拿去买了头小牛犊，花了五千。”我嘴上说没事，心里疼得直抽抽。五千块，那是我在流水线上站四个月，每天十二个小时，一次次弯腰贴膜，攒下来的。那晚上我躺在宿舍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咬着牙哭了一场。第二天眼睛肿得厉害，我拿凉水敷了敷，照常去上班。

第十个月的时候，家里又出了事。母亲在院子里晾衣服，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胳膊骨折了。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上夜班，脑子嗡的一声。我请了五天假，坐火车赶回去。看见母亲打着石膏坐在炕上，脸色蜡黄，我眼泪止不住地流。母亲反倒安慰我：“没事没事，老胳膊老腿的，养养就好了。”我在家里待了五天，给母亲做饭、洗衣服、收拾院子，走的时候塞给她两千块钱。母亲攥着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明姬，妈拖累你了。”我说：“妈，你说啥呢，我不拖累你就不错了。”

回到厂里，我像疯了一样加班。别人不愿意上的夜班我上，别人不愿意干的急单我接。朴大姐看不过去，跟我说：“明姬，你这样不行，早晚要垮的。”我笑着说：“大姐，我年轻，扛得住。”其实我心里清楚，我已经快扛不住了——有天早上起来，眼前发黑，差点从床上摔下去。但一想到家里破旧的房子，想到父母期待的眼神，我就又有了力气。

第十六个月，我终于攒够了六万三千块钱。那天我请了假，去银行查了余额，看着存折上那串数字，我蹲在银行门口哭了半天。我从来没一次性见过这么多钱。我买了当晚的火车票回延吉，一路上，看着窗外的田野从南方绿油油的稻田变成北方黑黢黢的土地，心里又激动又忐忑。

回到柳树沟那天，正好是立夏。屯子里路两边的杨树已经绿了，田里有人赶着牛犁地。我背着蛇皮袋，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沿着土路往家走。远远看见自家的房子——三间红砖房，房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院墙塌了一角，跟周围那些红砖铁皮顶的房子一比，显得又破又旧。我站在门口，看着这房子，心里暗暗说：明姬，你总算回来了。

接下来就是张罗盖房子的事。我找了镇上的建筑队，包工包料，三间大瓦房，带一个朝阳的卧室，厨房、卫生间都砌在屋里，还装了暖气。开工那天，屯子里不少人来看，有羡慕的，也有说风凉话的。隔壁的张婶扯着嗓子说：“明姬丫头，你一个姑娘家，咋有那么多钱盖房子？是不是在外头傍上大款了？”我听了心里又气又羞，但没跟她吵，只是笑着说：“张婶，我这十六个月在电子厂流水线上站了四千多个小时，一天十二个小时，攒的每一分都是血汗钱，不偷不抢。”

张婶撇撇嘴，没再说话。但我知道，背后议论的人不少。有人说我是靠男人，有人说我肯定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还有人阴阳怪气地说：“一个丫头片子，盖那么好的房子干啥，将来还不是要嫁出去，便宜了别人家。”这些话传到母亲耳朵里，母亲气得直掉眼泪：“他们凭啥这么说我闺女？我闺女辛辛苦苦在外头吃苦受罪，他们就眼红。”

房子盖了四十多天。那四十多天，我没睡过一个整觉，天天盯在工地，搬砖、递瓦、和水泥，样样都干。我皮肤本来就白，到后来晒得跟黑炭似的，手心上磨出厚厚一层茧子，指甲缝里的灰怎么洗都洗不干净。但我心里是高兴的，看着房子一天天长起来，那种感觉，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点长大。

封顶那天，建筑队放了挂鞭炮，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崭新的红砖房，屋顶铺着亮闪闪的铁皮瓦，窗户是铝合金的，玻璃擦得透亮。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父亲拄着拐杖走出来，看着房子，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只说了一句：“明姬，咱家总算像个家了。”

晚上，母亲做了满满一桌菜，酱汤、辣白菜炒五花肉、煎带鱼、打糕。父亲破例喝了点酒，脸红红的，拍着我的肩膀说：“我闺女争气，比那些小子都强。”我笑了笑，不敢说话，怕一开口眼泪就掉下来。

新房盖好以后，屯子里的人态度慢慢变了。那些原先说风凉话的，路过我家门口，也会停下来看看，啧啧两声：“这房子盖得真不赖。”张婶还特意来我家串门，拉着我的手说：“明姬丫头，婶子之前乱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婶子就是眼红，你说你一个丫头片子，咋这么能吃苦呢。”我笑着说：“婶子，没啥，我也是逼出来的。”

后来，我在镇上找了个工作，在朝鲜族学校当食堂阿姨，一个月两千五，虽然比在南方少，但能守着父母，能住自己盖的房子里，心里踏实。再后来，我经人介绍认识了邻屯一个叫小金的小伙子，他在镇上开拖拉机跑运输，人老实肯干。他第一次来我家，看见那三间大瓦房，愣了半天，说：“明姬，这房子真是你自己挣的？”我点点头。他竖起大拇指：“了不起，比我这老爷们强多了。”我笑了，心里酸酸甜甜的。

现在，我坐在新房子的炕上，透过玻璃窗看着院子里父亲侍弄的小菜园，辣椒、茄子、豆角，绿油油的，长势喜人。母亲在厨房里忙活，锅里咕嘟咕嘟炖着酱汤，香气飘进来。有时候我会想起青岛那个嘈杂的车间，想起流水线上没完没了的机器声，想起深夜宿舍里舍友们的呼噜声。那些日子苦，可是不白苦。这十六个月，我不光盖起了一座房子，更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这一辈子，想要过上好日子，没有别的捷径，就得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汗水流够了，好日子自然就来了。

村里人现在提起我家，都说金家那丫头争气。但我知道，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朝鲜族姑娘，没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在该吃苦的年纪，没有选择逃避罢了。日子还长着呢，往后我还想把院子好好拾掇拾掇，种几棵果树，等秋天结满果子，请全村的人来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