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40年，潘维廉为何与比利时青年彭望龙同走长征路？

10月10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国际传播纪录片《大道——永远的长征》正式播出，第一集的镜头定格在江西于都县东门渡口：两个外国面孔站在河畔，问出同一句话——"如果过河很难，那为什么一定要走？"。

两位外籍探访者伫立在于都长征渡口岸边

左边是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右边是比利时青年媒体人彭望龙，两人担任本片行走者与观察者，循着长征足迹走过江西、贵州、四川、宁夏、河南、陕西六省。

一个在华生活四十年、手握"中国绿卡"，一个来自欧洲、履历尚未完全公开。为什么是这两个人，而不是别人？拆开看，答案不在他们的国籍里，而在他们各自站的位置上。

潘维廉的位置，是四十年的"中国时间"

潘维廉是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国高校最早引进的MBA课程外籍教师之一，同时担任该校OneMBA项目学术委员会主任。他1988年举家从美国迁居厦门，1992年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成为福建省第一个拿到"中国绿卡"的外国人。

潘维廉在活动现场发表演讲

此后他陆续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福建省荣誉公民、厦门市荣誉市民，2019年入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这条履历的分量，得放到同走长征路的人群里看才清楚。中国外文局的"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今年邀请了18个国家的32名专家和记者实地走访。

这些人大多是短期来华的外国记者、作家、国际交流专家——德国作家福尔克·黑林与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花了138天骑行近7000公里重走长征路，美国记者扎维尔·哈瑞斯2016年和2026年两次踏上这条路。他们的身份标签是"外部观察者"。

潘维廉不是。他的参照系是自己四十年的生活：自驾穿行中国所有省份累计里程超过20万公里，出版近30本讲述中国故事的书。几个月前，他就已经用近两个月时间走过多个长征沿线省份，探访当地普通人的生活。

在纪录片发布仪式上他说，自己读过不少关于长征的书，"可能比大多数老外对长征的了解都要多"。

这种熟悉度让他的寻访落点完全不同。他把长征称作"奋斗最极致的形态——在几乎看不到希望的条件下，仍然选择走下去"，而他在甘肃、宁夏沿途看到的，是今天的人用同样的"不放弃"应对发展挑战。

在宁夏西吉县的会师旧址前，他查到当年那支队伍到达时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而今天他吃到一碗当地人管它叫"红军粉"的马铃薯粉条——这门手艺据说是长征途经时借住在老乡家的红军伤员教的，90年后解决了当地群众的温饱，还带动了脱贫。

两位外籍探访者行走在长征纪念广场

"中国的发展是无数普通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长征精神从未远去，它就藏在每一个认真生活、踏实前行的人身上。"

彭望龙的公开信息比潘维廉少得多。截至目前，官方报道只确认了他的比利时国籍与“青年媒体人”身份。

但他的位置，恰恰由这种"未完成"定义。他是纪录片里那个代表海外年轻一代、带着朴素疑问上路的人。在4月18日的项目启动仪式上，他说在中国感受到一种力量——遇到困难从不退缩，而是"干"字当头、始终向前，他相信这就是长征精神的当代延续。

他还认为长征不仅是历史书中的一个章节，更是一个精神源头，"每天都能看到它在现实中继续流动"，同时也是世界的故事。

把这些话放回欧洲的舆论场看，背景就清楚了。

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报道注意到，当下欧洲公共讨论中，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复杂而多元，甚至不乏竞争与焦虑的声音；而两位德国作家的长征主题作品在德国会场座无虚席、提问环节持续近一小时，恰恰因为欧洲社会正在反复追问"十年后的欧洲将何去何从"——当不确定性成为常态，一个国家该依靠什么穿越迷雾。

彭望龙站的，正是这个位置：他不需要先说服别人相信中国，他只需要把一个欧洲年轻人对长征的疑问和答案讲出来。

两个人的组合，是传播工程的一次精准设计

从官方表述看，这次选择不是随机的。中国外文局中东欧与中南亚传播中心（人民画报社）主任姜永钢在发布仪式上介绍，国际舆论场容易被接受、被传播的方式，是国际友人的平视视角、代入感较强的体验样态、轻松放松的对话语态。

长征精神分享会活动现场画面

而纪录片的定位写得更直白——把宏大精神转化为具体叙事，把深刻理念转化为可感体验，用小切口反映大主题。

潘维廉负责"信得过"，彭望龙负责"听得进"。一个靠四十年的积累把"长征精神还在"这个判断坐实，一个靠一张没有答案的脸把疑问留在观众心里。

这套逻辑也有它的另一面。公开报道里，两人的出镜身份始终是"行走者与观察者"，叙事框架是由官方策划、由中国外文局与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指导、多家单位联合推出的。

所以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走上这条寻访之路？答案分三层：潘维廉的路是四十年生活自然延伸出来的，彭望龙的路是一个欧洲年轻人被邀请来的，而把他们凑在一起的，是一次瞄准国际舆论场的传播设计——它需要一个能让人信服的讲者，也需要一个还没有答案的提问者。